当代作品修补音乐审美“裂痕”

张舒然

当代音乐在中国，一直是学院派的专利。普通爱好者，除非特别喜好，否则不常涉猎这一领域。更何况现在的音乐舞台正面临更割裂的窘境——现代、当代音乐已习惯性被扣上高深的帽子，西方重要的现代作品与当代音乐在上海上演的概率极低。而7月15日晚上的上海夏季音乐节“修补裂痕”，上海终于迎来重量级当代作曲家——史蒂夫·赖希的中国首演。对很多人来说，这个名字比较陌生。事实上，尽管是传统意义上的作曲家的身份，但赖希和他所代表的“极简主义”风潮，自20世纪60年代从美国诞生以来，对电子、摇滚等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些领域的乐迷要比古典乐迷更为熟悉他。因此，这不仅是一次近距离接触大师的机会，对不熟悉他的人来说，这更是一次刷新感官的全新聆听体验。

作为美国“简约主义”风格代表人物之一，这位占据20世纪音乐史重要地位的美国作曲家，艺术生命长久又充满活力，创作从上世纪60年代延续至今。近80高龄站在舞台上，戴着一成不变的棒球帽，表情时而冷峻，讲话时又活泼天真，显得很酷。乐如其人，他的音乐亦是如此。简约主义音乐是战后讲求实用主义的美国人“剑走偏锋”的产物。20世纪60年代末，音乐创作的主流还在讲求高度繁复与技术化，而他们却以最小音乐素材不断反复的方式写作音乐。刚开始，他们的音响实验受学院派唾弃，但50年过去，随着赖希、菲利普·格拉斯、约翰·亚当斯等几位简约主义代表人物的不断创造，证明了这种风格惊人的生命力。音乐会开场是一次进入赖希音乐世界的热身，《拍手音乐》以一种最简洁的方式表达赖希“极简音乐”的魅力——赖希本人与指挥家站在舞台一角，两人各自以手反复拍出相同的节奏，然后两人节奏被分置错位，产生特别的效果。节奏是赖希音乐的灵魂，这种方式是他最知名的作曲手段，被称之为“相位变化”，他音乐中那些穿越时空迷幻感的效果很多以此为基础。尽管这部作品创作于1972年，但对现在习惯传统音乐会的观众们还是有些特别。两人在场上拍起手时，有些观众还未坐定，有些人也露出不明就里的表情，场面一度有些混乱。但当两位演奏完，全场观众已经被这个可爱的作品吸引住，回报以热烈掌声。

音乐会并没有安排赖希最具代表性的充满迷幻与时空穿越感的纯音乐，而上演了两部带歌词的作品。《诗篇》此次完整上演，创作于1982年，是早期探索磁带作品后首部混合人声的作品。音乐包括人声、弦乐、电子管风琴、打击乐，融合了中东音乐、非洲节奏等，歌词取自希伯来圣经中《诗篇》一章。上世纪70年代末，到中东的旅行唤起了赖希对自己犹太血统的兴趣。音乐上，赖希已经完成节奏上的实验，开始考虑将长短不一的歌词旋律纳入极简的固定节奏体系中。《我是》是史蒂夫·赖希2004年的作品，是一首共有四个乐章的变奏曲，此次只演了第二乐章。歌词来源很跳跃，从《希伯来圣经》《塔木德》到维特根斯坦哲学。可以说，《我是》是《诗篇》的进一步升级，音乐上掌控人声与旋律的技巧更加成熟，所表达的内容也更加深远广阔。最重要的人声部分简直令人匪夷所思地精彩，来自英国的协力合唱团唱出了音乐所需要的节奏与音准高度精确，介于人与机器之间的声音，再高的音区对他们也毫无阻碍。

对于普通观众而言，抛掉沉重音乐史和当下音乐厅里的陈词滥调，这是一次令人兴奋的新感觉。舞台上，乐队组成包括四架钢琴、弦乐组、人声、打击乐，各种电子键盘，以及遍布舞台和观众席的音响，赖希本人在二楼的调音台亲自控制。可以说，这类平常在音乐厅看不到的阵势已经引起了观众们的好奇。尽管一个伟大音乐家的成功所依靠的绝不仅仅是技巧，而是音乐内容的价值。但当音乐声响起，不管音乐内容是什么，连绵不绝的音色与节奏交错叠置造成的效果已经成功抓住了观众们的心。虽然，演奏上其实并不完美。因为赖希的音乐对习惯传统演奏的人提出了严峻挑战，要求毫无表情，节奏极度精确与清晰，迫使人精神高度集中。明显地，上交的演奏员们并不习惯于此，时而出现一些细小混乱。这是对演奏员的挑战，更是在演奏上打开全新视野的一次尝试。

史蒂夫·赖希的到来为沪上乃至中国的音乐舞台送来了新鲜空气，令现下封闭的当代音乐打开了一扇窗口，吸引人们走进去。在特别安排的演后谈上，主持人向史蒂夫·赖希提问：如何看待他音乐中的那些挑战？赖希回答：“我的音乐并没有向人‘挑战’，我们都是人，希望人们都能喜欢它。要么非常热爱它，要么非常讨厌它。”事实证明，的确如此。

（作者系上海音乐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