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8年起,改革开放让中国走进了阳光明媚的春天,而记录“春天里的故事”的第一幕,则是从蛇口开始的。
袁庚的一生极具传奇色彩:193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加入东江纵队,后任东江纵队联络处长。1949年,任两广纵队炮兵团长,参加解放珠江口岛屿的战斗。1950年,随中国顾问团赴越南,成为胡志明主席的情报、炮兵顾问。1953年,出任中国驻雅加达总领事馆领事。1963年4月,参与破获国民党特务刺杀刘少奇的“湘江案”。1968年4月被捕入狱;1973年9月,经周恩来亲自过问,得以获释出狱。1974年任交通部外事局负责人。
1978年6月,袁庚受交通部长叶飞委派,去香港调查招商局的经营情况。
招商局是国家驻香港的大型企业集团,也是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先驱。很少有人知道,招商局曾投资创办了中国第一批工商企业: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航运企业,中国第一家大型煤矿——开平矿务局,中国第一家大型钢铁煤炭联合企业——汉冶萍厂矿公司,中国第一家大型纺织企业——上海机器织布局,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中国第一家保险公司——保险招商局,中国第一条电话线,中国第一条铁路等等。
“内地与香港在财政方面一对比,反差太大了,到香港一看很伤心。”袁庚说,1950年,招商局起义时有13条船,船王包玉刚只有两条船;到1978年,包玉刚却成了世界船王,拥有2000万吨的船队,而此时的招商局却一条船都没有,破败不堪。“看到一个企业变成这样,心里非常难受。”袁庚说,有了香港做参照,很多问题就变得清楚了。
1978年10月9日他写了一份报告,在这份《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中提出:“面向海外、冲破束缚、来料加工、跨国经营、适应国际市场特点、走出门去做买卖”,字里行间溢出一股不可遏制的跃跃欲试的渴望。袁庚没有想到,三天后,中央几位主要领导便圈阅了这份请示。这份在当时看来触目惊心的报告,与中央试图改革的愿望不谋而合。
正当袁庚四处寻找招商局发展的场地时,宝安县(深圳前身)南头半岛的蛇口跳进了他的视线。袁庚向中央要蛇口这块地,当时主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李先念用红色的铅笔,在地图上把宝安县整个南头半岛一带都划给了袁庚。那一刻,袁庚的脑袋转得飞快:开发1平方公里土地最少要1亿1千万,整个南头半岛有60多平方公里,需要70亿左右,再加上银行利息,自筹资金是个问题。袁庚说:“如果是‘大锅饭’,就不用算账,现在不行,搞得好不好都是自己的事情。”而且搞“面向海外”的工业区,在中国是第一次实验,面积太大了,搞不好会对改革开放造成不利影响。于是他说:“不要这么多,只要2.14平方公里。”。
21年后,当有人问起没要这块地后不后悔,袁庚哈哈大笑说:“事实上,没过几年,我就后悔了,批评自己思想不够解放。”
1978年10月,已经62岁的袁庚被任命为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
在蛇口第一期600米顺岸码头的施工中,进口的新挖土机和翻斗车,每天每车只能运20到30车,严重影响工程进度。新的标准出台:司机每天完成40车,每车奖励2分钱,40车以外,每车奖励4分钱。司机们开始日夜加班,人均每天完成80车,最多的每天可达130车。工程提前完成,司机们拿到了总数达6000元的奖金。
▲1978年前的蛇口
由于“大锅饭”在当时还占主角,有关部门很快勒令停发奖金。实践了半年被证明行之有效的超产奖励制度被废除,司机们的积极性没了,每天运送泥土的数量又降到了30至40车。自筹资金的蛇口工业区急了,4分钱惊动了中南海,中央领导立刻作出批示,恢复奖励制度,工地立刻又出现你追我赶的局面。
这4分钱启发了袁庚,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这句话曾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有人说,袁庚比资本家还要狠,又要钱,又要命。
1982年,“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巨型标语牌力排众议,被矗立在了蛇口工业区最显眼处。1984年国庆,特区的彩车挂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牌开过天安门,这句口号立刻风靡大江南北。1998年,蛇口街头的标语牌被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
蛇口被袁庚比作一根试管,“一根注入外来经济因素对传统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试管”。于是,蛇口尝试了许多个第一次:率先改革用人制度,在蛇口工业区实行“择优招雇聘请制”,并在有关省、市、院校通过考试招聘人才;打破“铁饭碗”、“大锅饭”,引入竞争机制,试行“干部冻结原有级别,实行聘任制”,并进行公开的民主选举和信任投票;进行住房制度改革,让住房商品化;在工程建设中首次尝试“工程招标”等等。
袁庚说:“蛇口工业区更成气候的是三个股份公司,是国有企业股份制的成功模式。”一个是赤湾港,最早的股份制公司,1982年由8个公司投资1个亿,现在的总资产是50个亿。第二个是招商银行,资产平均利润率在国内第一。第三个是平安保险,全国第一家由企业与专业金融机构合办的。
蛇口创办工业区,奠定了中央发展特区的想法。早在1979年4月5日至28日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广东省委的同志在发言中明确提出了想利用毗邻港澳的有利条件,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邓小平十分赞成这一设想,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特区由此产生。
继1979年3月21日,国务院正式批准广东省宝安县与珠海县改为深圳市和珠海市之后,1980年8月26日,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1984年初,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14个沿海城市对外开放,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1986年,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闽南三角地带等61个市、县辟为沿海经济开发区。从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开放区,内地的开放格局逐渐形成。
作者:赵海均
编辑: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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