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风景画中的“远方”对比。
《农民赶集》,老博鲁盖尔,1598
风景画有一个长盛不衰的功能就是制造“远方”。文艺复兴时期绘画的背景中,风景打开了辽阔的空间,不论是大型湿壁画或者是著名的《蒙娜丽莎》的背景,风景的目的总是将二维平面尽可能地“视错化”,仿佛远近天涯相殊,其实不过咫尺。展览中从1530年左右的阿尔布雷希-阿尔特多费尔的《山岳风景》,1598年老勃鲁盖尔的《农民赶集的风景画》,到1630年克劳德-洛兰的《溪水树林风景》,十七世纪小勃鲁盖尔的《雪中狩猎》,再到1987年莫里索的《露台上》和20世纪早期的马尔凯的《土伦港口景色》,几乎每一幅画,都建立在一种“下近上远”的结构中。
二、肖像画的“绘画语言化”。
《拿破仑加冕》1808
肖像画最初的目的是将被画的人画得像,英文中喜欢用“the sitter”来形容,画家的创作关注点往往是怎么把人画得像,于是有了严格的训练阶段,解剖、透视等规律必须熟练掌握,才能接到订单。做个不恰当的比方,等于是早期的肉体照相机加打印机。但在这个过程中,特别是十九世纪相机的发明,进而引爆了巴黎的“绘画大爆炸”,这个爆炸造成的混乱至今余波未平。核心因素就是“画得像”这件事被机器瞬间代替了。绘画因为摄影术而惊慌失措,另谋生路。
《行政长官》,乔万尼·贝利尼,1507
绘画的生路在哪里呢?它必须是不可代替的。印象派,比如莫奈、毕沙罗、希斯莱等,给出的答案是在瞬息之间的丰富色彩,后印象派给出的答案是在印象派色彩的部分基础上,更加强调平面性、主观表现力与生命力。现代诸派如毕加索、马蒂斯、德朗、马尔凯等大家在后印象派的基础上,对主观性、绘画性加重强调。以至于超出老实观众的期待,直呼“看不懂”。
《渔夫的女儿》,布格罗,1872
西方人画肖像画,画着画着,发现了绘画的要义不是与眼前的模特相像,而是画出一幅好看的“画”来。至此,绘画才逐渐被当作“纯绘画”来看待,不再是一个社会功能的依附。但这到底是拨乱反正还是矫枉过正,在美术界还是有很多讨论的余地。
《红衣姑娘》,雷诺阿,1892
三、故事画渐成“故事”。
研究西方绘画,特别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是离不开研究基督教历史和希腊神话的,几乎没有一个伟大的画家不曾画过基督教题材的故事,那些震撼人心的教堂壁画和祭坛画在前艺术时代,奠定了绘画在艺术世界中王牌的地位,甚至今天“艺术”这个词的狭义仍然可以单指绘画。而这些依托于文本和典籍的故事,已经渐渐从绘画主题中消失,就像我们在整个观展过程中体会的那样。
《土伦港口》,阿尔贝·马尔凯,20世纪早期
绘画的功用性被一层一层剥离,不再要求讲述故事,不再要求应物象形……一个“纯”得几乎像抽象观念本身的“绘画”呼之欲出,“绘画死亡论”应运而生。到这个展览的末端,你会看到所谓的抽象绘画,包括安迪·沃霍尔的版画,罗伯特-印第安纳的《爱》,干脆就写了一个“LOVE”上去。原来有无限荣耀的绘画会这样的剥洋葱一样地发展下去吗?绘画真的在“进化”之中吗?
内容综合自北青艺评
编辑:柳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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