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滩钟声》专家研讨会举行：严格的现实主义应当是中国电视剧的主流
外滩的钟楼，见证了上海外滩近百年的荣辱兴衰。正在浙江卫视、安徽卫视热播的年代剧《外滩钟声》，以外滩钟楼的广视角，和上海一个普通里弄——梧桐里的生活细微之变，为我们聚焦了从文化大革命到改革开放后十年的时代变迁。
日前，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献礼剧目《外滩钟声》专家研讨会在京举行。研讨会上各专家从人物角色、价值追求和诗意表达等角度深度剖析该剧内涵，称赞该剧广泛还原了当时社会风貌，深刻展现了社会的人情冷暖。
上海的弄堂文化是我国著名的民间文化之一，狭小的空间催生了无数的人情世故。《外滩钟声》正是将镜头聚焦于此，讲述了一条老上海弄堂里几户百姓人家在国家发展浪潮下与邻里亲朋相互扶持，不懈奋斗的故事。“越是厚重宏大的题材越从平凡的、微观的角度出发。书写一个国家，就从一个城市开始，从一个街区开始，从一条弄堂的几家人开始。”编剧正是用以小见大的手法，用梧桐里几家人的生活折射出整个时代的缩影。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名誉主席李准说，《外滩钟声》最大的特点就是将杜心生（俞灏明饰）作为了本剧的第一主角，他性格保守，一生坚守大钟。社会的确需要弄潮儿，但也很需要杜心生这样甘于平凡，敢于给弄潮儿们当做坚实后盾的人，他们在平凡人生中为时代做出了巨大贡献。
《外滩钟声》将镜头聚焦在了梧桐里这一条老弄堂中来体现平凡人生的不平凡奋斗史，文艺报艺术评论部主任高小立对“梧桐里”这个名字做了单独的解释：“凤凰非梧桐不栖”而主人公杜心生就是那棵梧桐树，他是杜家姐弟心灵的栖息地。
“杜心生是外滩大钟的代言人、是对家的守候、是道德的标杆。”光明日报文艺部副主任李春利这样诠释杜心生。生活中杜心生这样的人是基数最大的普通人，他们日复一日在枯燥单调的岗位上工作、传承，社会才能扎实地向前发展。在波澜壮阔的时代前进中，平凡人生是常态，也是基石。
《外滩钟声》在现实题材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度挖掘。每个角色的精神内核以及他们所处时代的精神内涵，通过琐碎平淡的生活一一展现出来。也正是基于人物命运与故事发展的需要，剧中的时间起止点设置成为了1966年至1992年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中国广播影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副会长李京盛在研讨会上称赞这样的设定非常有勇气，他提倡影视作品应用“人物命运断代”的方式来创作，推崇“故事思维”。“写小不写大、写下不写上”。
全剧第一个剧情冲突，也是万事的缘起，就是剧中郭阿盛（贾晨飞饰）在抢夺大提琴的过程中，失手将杜父（姚安濂饰）推下海关大楼致死。杜家得知真相后，杜母（陈瑾饰）拦住欲要发泄报复的杜心生，谆谆教诲：“人，不能带着仇恨活下去。”李准在研讨会上对这段剧情表达了赞赏，认为这也是《外滩钟声》的优点之一，当在历史动荡中有人犯了错误以及面对人生的磨难时，上海的小市民选择了原谅。该剧表达了不同观念的人之间的恩怨情仇，但怨恨无法解决任何问题，剧中无论是杜妈妈还是何音教授，都展现出了上海的“大男人”、“大女人”的心胸，使观众对上海市民都有了全新的认识。
所谓“见微知著，睹始知终。”在看待《外滩钟声》这部剧时，更应当跳脱出剧情与人物的限制，《外滩钟声》编剧李云良在研讨会上表示：他认为严格的现实主义应当是中国电视剧的主流，要用“中国方式”来讲中国故事。用真实的人物、环境和事件来体现国家进步。《外滩钟声》则正是通过将真实生活进行浓缩升华，才能讲述出这样一部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中国故事。
剧中杜心生继承了杜父的工作，踏踏实实坚守海关大钟，几十年如一日风雨不误；杜心芳（何晶饰）则是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上山下乡插队；杜心美从小裁缝到设计师最后走出国门；杜心根则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经历了倒卖商品、广东下海、海南搞房产等等。一家人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囊括了当年百姓的几种出路，包罗社会万象。无论是积极或是消极，都忠实地反映了改革开放几十年前后社会风貌翻天覆地的变化，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社会现实。
总导演管虎曾坦言自己就是60后，是时代的见证者和经历者。而导演费振翔的作品则皆以品质见长，《外滩钟声》中也体现着他的人文主义情怀。正如中国电视主编李跃森在研讨会上的发言：“人物有着强烈的命运感，结局并非是理想化的完美。从平淡中也能看出人物内心的波澜。”梧桐里所有人命运的结局都有着或多或少的缺憾，但正是这点缺憾却体现着人文主义，生活终究是会有遗憾的，没有完美的生活。这样才让《外滩钟声》有了浓厚的生活质感。
《外滩钟声》是一部以现实主义为原则进行创作的电视剧。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仲呈祥表示，现实主义正应该扎根生活、扎根人民，中国电视剧应当坚持这样的创作精神和创作道路，因此《外滩钟声》这部剧对同类别的其他剧都有着普遍的借鉴意义。创作者们从生活出发、从人物出发，才能呈现出真实的人性，才能真正创作出好剧。
作者：郭超豪
编辑：郭超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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