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以亲历者身份真实宣传红军长征的第一人，比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早一年多，长征中最年轻的中央政治局常委

▲陈云

1936年10月22日，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师，红军长征胜利结束。

陈云在当时非常艰难的条件下，共撰写三份有关遵义会议和红军长征情况的历史文献。这三份文献不仅当时发挥重要作用，并为后人了解、研究遵义会议和红军长征留下十分珍贵的史料。

留下关于遵义会议真实情况的可靠依据

陈云留下的第一份历史文献，是长征路上撰写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手稿。此件发现时，名为《（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下称“乙手稿”），保存在1956年中央办公厅从莫斯科接收回来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文件中。手稿不完整，只有乙部分，没有甲部分；没有标明作者，也没有写作时间。此件收入《陈云文选》时，题目改为《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

“乙手稿”自1956年来，一直存放于中央档案馆。1981年底，在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会同中央相关部门对遵义会议有关情况进行专题调查时，才被提供利用。

中央档案馆专家们对此件作了认真考证，确认“是陈云同志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报告提纲”。考证中，有的同志“根据手稿中使用了不少简化字怀疑手稿是否陈云同志当年所写”。专家们下了很大功夫，比照同期党中央、团中央及各地方组织的文件中所使用的简化字，确认“手稿中的简化字与这一时期出现的简化字基本一样”。为慎重起见，中央档案馆将手稿使用的纸张与同期中央形成的其他文件的纸张进行比照，结果完全相同。于是确认“手稿产生于三十年代中期是可信的”。

因为此件关系党史重大事件，中央档案馆高度负责，于1982年4月23日将手稿复制件分送给参加过遵义会议的陈云、聂荣臻、杨尚昆和邓小平等同志，请他们辨别鉴定。陈云对这份手稿进行仔细辨认，5月18日，通过秘书转告中央档案馆：“这份东西是我的笔迹，是我在遵义会议后，为向中央纵队传达会议情况而写的传达提纲”。因为手稿来源于莫斯科，陈云特别指出：“这个传达稿不是在莫斯科写的，而是在遵义出发后的长征路上写的。”

胡乔木根据历史资料分析，确定陈云遵义会议传达提纲写成日期为：1935年2月中旬至3月上旬；传达时间在3月11日以前。胡乔木于1984年11月25日致信陈云，报告考证情况。陈云11月27日批示：“同意乔木同志的考证。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因为泸定桥会议时决定派我回上海，因此，我只能肯定传达时间不会超过泸定桥会议时间。”

1985年1月，在全党隆重纪念遵义会议召开50周年之际，“乙手稿”在全国各大报上发表，引起史学界特别是党史学界普遍关注。这份文献为弄清遵义会议真实情况提供可靠依据，有力地推动了对遵义会议的研究。

中共党内向世界宣传红军长征第一人

陈云留下的第二份历史文献，是他1935年10月15日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报告的俄文记录稿。这份文献是中央档案馆1996年在俄罗斯国家档案部门保存的有关共产国际档案中找到的，题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1935年10月15日）史平同志的报告》（下称“记录稿”）。“史平”是陈云在莫斯科时的化名。

经翻译和整理，“记录稿”最先公开发表在《党的文献》2001年第4期。“记录稿”清楚叙述了红军长征从出发到与四方面军会合的经过，深刻分析了红军在战略转移中取得胜利的原因及失误，精辟概括了军事战略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及纠正。“记录稿”的翻译稿长达两万多字，内容翔实、生动，为后人了解红军长征提供了非常珍贵可靠的史料。

“记录稿”公开发表后，并没有像“乙手稿”当年问世时，在党史学界引起很大轰动。因为“记录稿”中的部分内容，早在题为《英勇的西征》，署名“施平”的文章中出现过。该文最早刊于1936年《共产国际》（中文版）1、2期合刊上，1954年在国内内部刊印。所以，军史、党史界对该文披露的内容并不陌生。

20世纪80年代初，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在编辑《陈云文选》时，中央档案馆提供了《英勇的西征》。不少同志认为，“施平”就是“史平”，建议将该文收入《陈云文选》。秘书将此文送至陈云审阅，陈云看后明确表示：“没有用过‘施平’这个名字，也不记得在莫斯科写过这样的文章。”

党史学界少部分人因“记录稿”的出现对“乙手稿”有了新的争鸣。中央文献研究室在《党的文献》首次公开发表“记录稿”时，冠名《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而事实上，“记录稿”并没有并重讲两个问题，主要讲红军长征，遵义会议情况讲得很少。由此有人突发奇想，提出“记录稿”就是“乙手稿”的“甲部分”；“甲部分”主要介绍红军长征情况，“乙手稿”主要介绍遵义会议情况；并进一步提出，“乙手稿”不是陈云在长征路上撰写的遵义会议传达提纲，而是向共产国际汇报中的一部分。

《（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和《英勇的西征》请陈云辨认是在同期，都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陈云的确认十分明确：前篇是自己在长征路上写的“传达提纲”；后篇不是自己撰写的文章，也没有用过“施平”的名字。这说明，陈云当时有着十分清楚、准确的记忆。另外，了解这段历史情况的同志都知道，中央在泸定桥会议上，确定陈云的任务是“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的组织”，并没有授命陈云赴共产国际汇报红军和党的情况。“记录稿”多介绍红军长征情况，对遵义会议内幕未详细展开，很符合陈云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和规矩的风格。

当然，“乙手稿”的确存在历史之谜。在人们没有发现它的“甲部分”、没有彻底弄清楚它为什么会存放在苏联的共产国际档案中的时候，疑问会始终存在。相信随着历史资料的不断挖掘，历史之谜终会解开。就像当年陈云“记录稿”发现时，人们一下搞清楚《英勇的西征》是根据陈云“记录稿”改写的。

陈云留下的第二份历史文献，虽然2001年才以陈云的名义公之于世，但因整理稿于1936年即发表于国外，所以，此文在世界上对人们了解中国红军长征的悲壮历程，以及后来国内研究红军长征的历史都起到重要作用。

《随军西行见闻录》，首次向世界介绍红军长征

陈云留下的第三份历史文献，题为《随军西行见闻录》（下称“见闻录”）。该文现已作为“乙手稿”附录，收入《陈云文选》。

“见闻录”是一篇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献。它以纪实散文体，生动、具体、真实地叙述了中央红军自1934年10月中旬从中央苏区突围西征，到1935年6月陈云离开期间红军长征的经历，较详细记载了连破敌人四道封锁线、转兵贵州、抢渡乌江、智取遵义、四渡赤水、佯攻贵阳、兵临昆明、巧渡金沙江、勇夺泸定桥等主要战役；客观、公正描写了红军英勇无畏的豪迈气概和传奇经历；生动刻画红军官兵一致、与人民群众的鱼水深情，以及共产党领袖平和、亲切、感人的形象，有力地驳斥了国民党对红军的诬蔑。

“见闻录”是1935年夏，陈云在上海寻找地下党关系和等候去苏联的一个多月紧张、危险的环境中着手撰写，最后成于莫斯科。为便于公开发行和流传，陈云在文中巧妙以“廉臣”为笔名，假托一个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的口吻，记述红军长征历程。由于用第三者面目出现，“见闻录”得以在国外和国统区广泛流传，1936年3月巴黎《全民月刊》首先刊载，接着在莫斯科出版单行本。随后传回国内，多家报纸转载，出版多种版本。“见闻录”的社会影响远远早于和大于“乙手稿”和“记录稿”。

“见闻录”比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早面世一年多。所以，陈云不仅是中共党内向世界宣传红军长征第一人，也是世界上以亲历者身份真实宣传红军长征的第一人。这是陈云对中国革命特殊的贡献。

1937年7月31日，陈云为支持党在国外从事的抗日宣传事业，把“见闻录”的版权，移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法国巴黎创办的《救国时报》。

陈云作为参加中央红军长征中最年轻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以上述的特有经历和贡献，为红军长征的胜利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本文选自《历史大潮话陈云》，迟爱萍著，人民出版社2018年1月出版。

作者：迟爱萍
编辑：朱自奋
责任编辑：张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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