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煊赫一时到销声匿迹： 《怎样读书》与一心书店（下篇）

顾氏兄弟去世较早，没有留下对出版生涯的记述，早已被世人遗忘。高氏兄弟和上海出版界其他人晚年的回忆中均未提及一心书店或永华书店。几种民国上海出版社的名录也都未列入一心书店和永华书店。

1939年上海文化街地图

高尔松（左）、高尔柏兄弟

1947年上海文化街地图

福州路281号的书店

1935年一心书店的广告页上还列有并非该店原版的两本书：由大同音乐社出版发行的《1935名歌选集》和1930年文艺书局发行的小说集《处女的悲哀》。此后一心书店也有多种翻版书，刊载《致青年》广告的《山歌》本身就是翻印。《山歌》系冯梦龙搜集整理的吴地民歌，浙江旧书商人朱瑞轩开办的上海传经堂书店曾购得明代写刻本，1935年经顾颉刚校点排印出版，邀请多位名人作序。传经堂本为线装书，一心版内容不变，只是改为西式装订。1936年10月，一心书店还盗印了罗家伦和胡适合译的易卜生名剧《娜拉》。《娜拉》原在1918年6月《新青年》杂志的“易卜生号”发表，未出过单行本。

到1936年10月时，一心书店的版权页上已加入了“总经售 上海福州路二八一号 永华书店”字样。1937年7月，由永华书店总经售、辑录巴金等人译文的《高尔基杰作选》虽署为文化编译社出版，未出现一心书店，扉页的版式图案仍与此前一心所出书籍一致，封底还印有一心的店标。7月21日该书在《申报》做广告时，直接写为“上海福州路二八一号 永华书店一心书店最近新刊”，说明永华书店与一心书店两块招牌实为一家。永华书店1936年8月6日在《申报》刊登“开幕献词”，表示“希望在广大的文化海里吹起一点微波，欢迎各界仕女驾临指导为幸”，并打出店址“福州路二八一号（开明书店对门）”。虽为新开，这一店面在上海文化街早已为人熟知，此前曾被光华书局和乐华图书公司租用。

光华书局开业初期在福州路（四马路）山东路口的太和坊弄堂楼上，后搬到福州路沿街店面，门牌281号，坐南朝北。光华书局重点出版左翼作者的文学和社会科学作品，沈松泉在《关于光华书局的回忆》中写到，当时光华出版的书刊有近40种遭国民党当局查禁。1935年5月，光华书局因无力偿还欠款被法院查封。7月，光华的存书、纸型和版权被陈荇荪的大光书局收购。7月19日，乐华图书公司门市部迁入光华在福州路281号的旧址，7月28日将光华存书低价拍卖。乐华图书公司1929年9月由“沪商朱文照、徐善卿、华益梅、陈淡如等”集资创办，初名华东书局，在福州路中市549-550号二楼设筹备处，10月正式成立时改名乐华。福州路549号二楼时为文艺书局的总发行所，550号二楼则是光明书局总发行所，可见乐华图书公司的创办者与这两家书店相熟。光明书局1927年由王子澄创办，文艺书局1929年成立，经理李盛林，两家也都有浓厚的左翼色彩。1934年5月，乐华的门市部搬到了福州路289号，1935年7月迁入福州路281号后，至1936年6月仍在此营业。1936年10月时，乐华又回到原址福州路289号，而永华书店恰是1936年8月在福州路281号开业。光华、乐华、永华三书店相继使用同一店址，背后显有人事关联。乐华图书公司《出版消息》发行人署为陈惟清，出版的书籍，发行人署为陈淡如。一心书店署名的发行人“华澹如”，或许即是由乐华的发行人“陈淡如”冠以“华”字变化而来。

光华编辑部设于福州路281号时，高尔松、高尔柏兄弟合办的书店也曾借用此处开业。高尔松和高尔柏1924年在上海大学读书期间成为共产党员，国共合作时期加入国民党，1927年“清党”后流亡日本。1929年夏，高氏兄弟回到上海创办平凡书局，主要出版社会科学书籍，宣传社会主义和唯物主义，仅一年便被公共租界工部局查封。高氏兄弟熟悉社科理论和国内外时政，陆续编撰了《社会科学大纲》《社会问题大纲》《社会科学的基础知识》《社会主义概论》《社会运动全史》《国际与中国》《现代民族问题》《政治法律大词典》《经济科学大词典》等多种著述。高尔松署笔名高希圣，高尔柏署名郭真。二人还译有《中日经济关系论》《现代日本讲话》以及苏联作者的《社会主义大纲》《政治经济大纲》等书。但高氏兄弟的著述不乏内容雷同、粗制滥造之处，并有以著作名义出版，实为译述的情况，甚至直接抄袭。如平凡书局1929年11月出版，署高希圣、郭真合著的《社会科学大纲》，开篇即原样搬用杉山荣著《社会科学概论》第一章前三节（《社会科学概论》中译本由李达、钱铁如合译，上海昆仑书店1929年3月出版），后文还照抄了1924年社青团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发表的一峰（张若名）撰《帝国主义浅说》、上海书店1925年发行的《马克思主义浅说》等他人文字。平凡书局被迫关门后，1930年12月，高氏兄弟重办了一家开华书局，1931年8月又增设一块中学生书局的招牌，以出版中小学参考书、辞典等淡化政治色彩的书籍为主。高氏昆仲为新南社成员，与柳亚子交好，平凡书局开业后首先出版的就是柳亚子的诗集《乘桴集》。1931年谢冰莹从北平来到上海，结识了柳亚子，常有往来。顾凤城与谢冰莹结婚即请柳亚子做证婚人，高尔松和高尔柏也出席了婚礼。此后谢冰莹的小说和顾凤城编撰的书都曾在高氏兄弟的书店出版。光华书局结束之后，高氏兄弟的书店继续留在原址，直至上海孤岛时期仍营业。一心书店和永华书店在福州路281号开设，高氏兄弟当为知情人，或也有参与。

抗战前后顾氏兄弟和一心书店的轨迹

顾凤城、顾其城兄弟的人生轨迹，亦可与一心书店的出版活动相印证。与谢冰莹分手后，1933年9月，顾凤城化名顾志坚到日本留学，1934年秋回国，赴福建集美师范学校任国文教师，1935年夏返回上海。顾凤城准备赴日前夕，顾其城因左倾嫌疑被捕，后保释，一度回到无锡老家暂避风头。1935年3月，顾其城主编的《出版消息》终刊。同年秋，他转而为国民党官办的正中书局编译当代名人传记丛书，从此改用顾森千一名，1936年初也到日本游学。一心书店1934年上半年出版《青年成功之路》时，顾凤城正在国外，顾其城只身留在上海出版界。一心陆续推出郭文彬编辑的《怎样读书》《修养与服务》《我与创作》等书，进入繁荣期，正值顾凤城返沪后。郭文彬编《怎样读书》一书主题是读书经验，卷末却收入了林语堂《怎样研究英文》和黄鉴村《怎样学习日语》两篇不甚相关的文章，后一篇尤其冷门和突兀。若编者本人需要学习外语，便显得顺理成章。1936年夏，顾凤城受潘公展提拔，出任上海市教育局第三科编纂股副主任。昔日的前进青年摇身一变，投靠了当局。7月，顾凤城创办并主编《读书青年》半月刊，仍旧借机刊登了自己和胞弟的众多作品，甚至利用教育局的权力将该刊定为上海中学生必读。11月，他署名顾志坚从日文译出《俄国社会经济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时顾森千已回到上海，继续在正中书局出版名人传记。1936年10月，一心书店也出版了一本《福特传》，署顾炎编译。1937年5月，顾森千编著的《蒋委员长传》由读书青年社出版，潘公展作序，宣传语号称“一切都根据史实，准确完全，其他珍闻轶事，皆外界从未闻过。与已出各种委座传记，完全不同”。而一心书店恰在此前推出了颂扬蒋介石的图书，1937年2月发行由赵逢吉、邹任之编选，郭文彬“鉴阅”的《蒋委员长言行集》，4月又有赵逢吉编辑的时文集《我们的领袖》，颇似顾森千撰写传记的素材。

抗战全面爆发前后，顾氏兄弟积极宣传抗日，发表多篇介绍国际局势和呼吁血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的文章。1937年6月，准备书局出版沈思编辑的《政府抗敌的准备》，检视国内政治军事经济外交诸方面的现状。版权页上没有准备书局的地址和发行人，只写为永华书店总经售，当是永华书店化用的招牌。1937年8月，顾氏兄弟参加了各界抗敌后援会，11月又参加文艺界救亡会。上海失守后，各界抗敌后援会停止活动，1938年2月，热心抗战的青年成立牧羊会，8月改组为救国青年同盟会，顾森千为会务委员，任宣传部副部长。也就在1937年底到1938年初这段时间，一心书店发行了一系列宣传抗战的小册子，列为抗战丛刊，包括蒋介石的讲话集《和平奋斗救中国》，时论集《中国为什么抗战》《抗日方法与前途》《抗日前途的透视》《国际情势与中国》《中国青年与抗日运动》等。1938年2月至4月，又陆续推出《日本开发华北企图》《远东军备现势》《日本经济往哪里去》《英日必战之趋势》等日本动态丛书。

1937年1月，注明地址在福州路281号永华书店内的青年书店发行了曹达编《哲学座谈》，发行人署名严雄涛。全书分五个专题，辑录沈志远、平心、艾思奇等十余位左翼作者的文章，介绍唯物论和辩证法。3月，一心书店又将此书标题改为《通俗哲学讲话》重新发行。鉴于顾氏昆仲此时已转向国民党立场，1937年后用永华店址出版左翼书籍或是高氏昆仲所为。1937年6月，一心书店推出“万有小丛书”系列，第一辑共十册，每本编者署名不同，总署名文化编译社编行。1938年12月，一心书店将这十册合为一厚册重新出版，改名《知识十讲》，署郭文彬编，这也是一心书店出版的最后一本书。《知识十讲》各部分全系抄袭拼凑而成，如其中的《怎样研究政治·经济学》综合了田原（邓初民）《政治学》，波格达诺夫著、施存统译《经济科学大纲》，河上肇著、陈豹隐译《经济学大纲》三书开篇部分的内容。《怎样研究社会科学》与高氏兄弟的《社会科学大纲》一样抄袭自杉山荣《社会科学概论》前三节。1930年，顾凤城曾编著《社会科学问答》，在文艺书局出版，也是对杉山荣此书的改写。《怎样增进读书效能》抄自杨贤江在1926年《学生杂志》上发表的《论读书法》和另两篇对相关书籍的书评。1931年顾其城化名出版的《学生读书指导》书中也复述了杨文。

这一时期一心书店流传最广的一本书是1938年4月出版，署名斯诺原著、郭文彬编译的《红军四杰》，封面上又将书名题写为《光芒万丈的中国新战士》。美国记者斯诺1936年访问延安，多次与中共领导人会谈，返回北平后在英文报刊上连续撰文报道，后结集为《红星照耀中 国》（Red Star Over China），在英国出版。1937年，斯诺夫人也访问延安，撰写过多篇在延安的见闻和访谈。《红军四杰》从斯诺夫妇的报道中截取了描写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周恩来四人的部分，均使用国内已发表的译文。如毛泽东部分来自1937年《文摘》杂志连载，后出版单行本的《毛泽东自传》，原译者汪衡。《红军四杰》编者仅略加改动，将原文的第一人称变为第三人称并增添小标题。其他三人直接搬用胡愈之等人合译，以“复社”名义出版的斯诺《西行漫记》和韦尔斯（斯诺夫人笔名）《续西行漫记》中相应部分。《红军四杰》出版不久即被国民党查禁，后作为斯诺名著的早期节译本载入史册。在这样一本明知会违禁的书上署“郭文彬”编译，也说明这是个不怕被追究的化名。

此时的顾氏兄弟和高氏兄弟都留在上海。1939年3月，中华书局出版顾凤城译自俄国作者日译本的《日本经济地理》，译文明显参考蹈袭了193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同一书《日本经济论》（赵南柔译）。1940年3月汪精卫政权成立后，顾氏兄弟很快投靠。顾凤城曾出任伪吴兴县长，并作为上海代表出席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顾森千曾任伪松江县长、上海市宣传处处长等职。抗战胜利后，煊赫一时的顾氏兄弟均以汉奸罪被通缉，从此销声匿迹。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租界后，高尔松高尔柏全家逃离上海，避居乡下，抗战胜利后又回沪重开中学生书局和平凡书局，仍以福州路281号为店址。但一心书店和永华书店战后未再重现。

顾氏兄弟去世较早，没有留下对出版生涯的记述，早已被世人遗忘。高氏兄弟和上海出版界其他人晚年的回忆中均未提及一心书店或永华书店。几种民国上海出版社的名录

（可参见陈昌文整理的“上海近代出版机构一览表”，收入《都市化进程中的上海出版业1843-1949》）也都未列入一心书店和永华书店。抗战末期，在重庆还曾出现过一个一心书局，店徽为烛光图案，发行人署名华立人。一心书局登记的开业时间为1942年1月，负责人张海波（见《民国后期重庆出版机构一览表》，收入《重庆市志 出版志（1840-1987）》）。1945年1月，一心书局出版了译自美国作者的《修养的经验与学习》，署郭文彬译，也是该书局有案可查的唯一一本书。除一篇落款于重庆的译序外，译文悉数袭自1939年上海东方书店发行，施蛰吾、诸贯一合译的《怎样训练你自己》。该书1940年曾被上海启蒙书店翻印，译者改为黄维三，一心书局的盗版系根据启蒙书店重排的版本。是否此前的上海一心书店有参与者到了重庆，改头换面经营，或是书业同行借用一心和郭文彬之名，目前已不可考。■

作者：王蔚
编辑：范菁
责任编辑：理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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