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战地记者的“诗人火子”

刘火子像，黄永玉画，黄苗子题于1975年冬

参加上海市政协会议期间的刘火子 臧志成摄于一九八〇年代

1941年刘火子在香港山顶栈道

1940年12月出版的刘火子诗集《不死的荣誉》

郭沫若、于立群在刘火子、金端苓婚礼上朗诵贺诗《金火合唱》

刘火子的足迹几乎踏遍了华南前线的山山水水，他写了许多战地通讯，如《韶关空城记》《胜利年的第一次胜利——记粤北的扫荡战》《二月反攻——桂南混战的纵横面》《从化前线巡礼》《访问三个小英雄》《大战后昆仑关巡礼——并记歼灭战的大捷及劳军的经过》等等。

1980年代，刘火子（前左三）和夫人金端苓（左一）与上世纪四十年代在重庆一起从事新闻工作的钦本立（前右一）、陆诒（前左二）、郑拾风（后左一）、唐海（后右三）、冯英子（后右二）等相聚，回忆往事。

■施宣圆

编者的话

“八·一三”淞沪抗战纪念日前夕，本报特推出“胜利专号”（之三）。

本专号以三个整版的篇幅介绍了新出版的“淞沪抗战史料丛书”，力图以亲历者的信史再现淞沪抗战惨烈、悲壮而又辉煌的那一页；同时继续推出“文汇人物”——行走在华南前线的战地记者、抗战诗人，《文汇报》原副总编辑刘火子。

值得一提的是，本专号还钩沉出了《文汇报》老报人徐开垒写于1945年8月至9月的《留沪作家苦斗录》……

缅怀先烈，致敬前辈！

岁月流逝，英雄不朽！

文汇人物

刘火子（1911—1990）曾用名刘宁等。祖籍广东台山，生于香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香港先后任《大众日报》记者，《珠江日报》国际版编辑、战地记者；四十年代任桂林《广西日报》采访主任、重庆《商务日报》要闻编辑；1950年任香港《文汇报》总编辑；1951年任上海《文汇报》副总编辑；1978年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副总编辑，创刊并主编八部《中国百科年鉴》，是新中国年鉴事业的奠基人。

刘火子，《文汇报》原副总编辑。因为长期分管夜班要闻编辑，白天休息，晚上工作，熟悉他的人不多。“文革”中，他遭批斗，到“大班子”、五·七干校。“解放”后重回文汇报社，长期“挂”在文艺部。1978年秋正式调入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任副总编辑。他为人随和厚道，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谦虚谨慎，从来没有在人们面前讲他的“辉煌历史”。直至这几年我们与他在香港的大女儿刘丽北和在上海东方出版中心的三女儿刘丽星有些来往，才陆陆续续知道他在抗日战争中是香港一位知名度很高的战地记者和诗人……

热血青年爱国情怀

刘火子祖籍广东台山，1911年出生于香港。原名刘培燊，笔名火子、刘宁、刘朗等。家境贫寒，读完小学就以打工为生，靠读夜校，自学成才。在香港模范中学教书时，结识了一些进步人士，如李拉特、叶锦田、李游子、罗理实、连贯等人，在他们的思想影响下，进入文艺界。上世纪三十年代初，香港处于新文学萌芽期，刘火子年轻气盛，才华出众，思想新潮，常在报上发表新诗和文艺评论。他发起和组织香港“深刻版画研究会”，同时又成立“新文字促进会”，还出版刊物《偕行》。这些艺术团体汇集了一大批进步人士。尤其是1936年下半年，他参与创办了香港早期第一个有组织、有活动的文艺团体“香港文艺协会”。他和一些进步文人用文章和诗歌宣传左翼文学，歌颂光明，揭露黑暗，蜚声诗坛，扬名港岛。

1936年6月，有一位在上海神州国光社工作的朋友托人带信给刘火子，说有位季之华先生初来香港，人生地不熟，如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的，希望帮个忙。刘火子受朋友之托，次日，按照信封上的地址，去香港九龙弥敦道弥敦酒店找季之华先生。刘火子后来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我敲门进了房间，只见房里有两个人在谈话……其中一位戴着眼镜身穿一件白衬衫，用吊带挂着裤子，显得比较清瘦……他就是季之华。另外一人，穿着一件灰色丝绸长衫，双肩拱起，脸色黝黑，看来身体相当衰弱。两人对我都十分热情，我们在一张中间嵌大理石的红木圆桌旁坐下，谈得倒很随便……”刘火子生在香港，长期生活在广州，对那里的情况比较熟悉。他向他们介绍广东军阀陈济棠在广州实行白色恐怖，残杀不少共产党员的事实；向他们介绍港英当局和一些高等华人、洋奴的行径。他们认真地听着，有时还插话。

刘火子和季之华就见过这一次。季之华，何许人也？刘火子一直想打听。后来“七君子事件”发生，他从一印刷品的照片上认出，原来季之华就是大名鼎鼎的邹韬奋先生！此时，刘火子的心情无比激动！他说：“自从邹韬奋先生主编《生活》周刊以来，我是一个非常忠实的读者，直至被国民党反动派‘勒令’停刊，我没有一期脱漏过。是他在‘九·一八’和‘一·二八’国难深重的日子里，用一篇又一篇的小言论激发起我们一代的爱国热情，从此走上了追求进步、追求真理的道路，他是我所推崇备至的先进人物之一。可是我和他对谈了好些时候，竟然相谈不相识！”另一位在弥敦酒店陪同邹韬奋谈话的是恽逸群先生。刘火子是在两年后才和他见面的。那时，他已经离开学校，在《珠江日报》当战地记者，参加进步组织“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在该学会香港分会成立的那天，他“见到他（逸群）依然穿着灰色丝绸长衫，在主席台上讲话”。新中国成立后，恽逸群任上海《解放日报》总编辑，与刚从香港回上海任《文汇报》副总编辑的刘火子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时，恽还同他谈了当年在香港初次见面的情景。说罢，两人互相举杯敬酒。

1936年10月，鲁迅在上海逝世，刘火子他们听到这个消息，立即以“香港文艺协会”的名义给鲁迅治丧委员会发出唁电致哀，还准备在港举行鲁迅先生追悼会。刘火子是这次活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经过他们的积极筹备，联络一些进步团体，于11月11日，在基督教青年会礼堂召开了追悼鲁迅先生纪念大会。刘火子被推选为大会执行主席。他报告大会的筹备经过。追悼会有一千多人参加，香港的进步团体、学校和进步人士都送来花圈、挽联。一些进步人士纷纷登台发言，指责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黑暗腐败和对日本侵略者妥协让步的行径。这次纪念会在香港影响很大，许多报纸都刊登了大会消息。香港当局视这次活动为“过激”事件，事后进行追查，他们派人到刘火子所在的学校，向校长查问刘火子的来历，但被这位校长打发走了。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日本侵略者又进攻上海，发动“八·一三”事变，内地的许多文化人纷纷南下香港。香港是英国殖民地，各派势力在这里角逐。连贯是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文化支部书记，专门负责文化教育和新闻工作部门的党的发展工作。他在香港的公开身份是救国会华南区总部的干事，负责组织联络工作。他见刘火子为人正派，思想进步，活动能力强，要他参加组织一个“港九战地文艺服务团”，团长是林望中（解放后曾任福建省外办副主任）。服务团成立时还发表宣言，这个宣言是刘火子起草的，他以诗的语言，号召文艺青年投入到当前的抗日战争中。后来这个团有十多位进步青年由林望中带到革命圣地延安。

1939年秋季，刘火子认识了仰慕已久的杨刚。杨刚是著名军事评论家杨潮（羊枣）之妹，著名记者、作家和文化人，那时她奉命来香港接替萧乾主编香港《大公报》文艺副刊。萧乾为了让香港文艺界的朋友认识杨刚，在思豪酒店咖啡厅举行作者座谈会，参加的有著名文化人许地山、刘思慕、郁风。刘火子刚从抗日前线回来，也应邀参加。就在这个会上，他见到了杨刚。杨刚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理事，在港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不久，香港文艺界抗敌协会举行纪念鲁迅逝世三周年座谈会，刘火子代表“香港文艺协会”邀请杨刚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为了培养文艺青年，“香港文艺协会”组织了一个文艺通讯部，之后，在暑期又办了一个青年文学讲座，由杨刚总负责，刘火子作为助手。当时有人戏称“杨刚是校长，火子是教务主任”。参加讲座的有杨刚、戴望舒、徐迟、端木蕻良、黄绳等人。听讲的大约有三四十位青年。刘火子说：“每逢开讲之日，灯火通明……一个教室坐得满满的。我只讲过一次而已。”这个讲座不仅讲文艺知识，而且宣传抗日，是我们党在香港文化界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一部分。刘火子是国际世界语协会香港代表，在杨刚的关照下，他在《大公报》发表多篇有关学习推广世界语和抗战的译文。

在民主革命时期，有许多有良知的文化人，他们追求真理、追求进步，虽然组织上没有加入共产党，但是，他们与党同心同德，步调一致，是中国共产党忠诚的朋友。刘火子就是这样的一位进步文化人（刘火子于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战地记者 深入前线

1938年10月，战火燃烧到华南，日军在大鹏湾登陆，随即占领广州。香港与内地的联系一下子给掐断了。当时，刘火子在《大众日报》当记者，跑本地社会新闻，他感到很不满足。不久转至《珠江日报》，该报是桂系在香港办的报纸。为了让香港同胞了解内地家乡的情况，报社决定派战地记者奔赴华南前线采访。可是，这毕竟需要长期离开香港，还是一件有生命危险的差事，很难找到合适的人。刘火子是单身汉，没有家庭负担，更主要的是他有一种参加抗日、保家卫国的责任感。他一听到这个消息，很乐意地报名请战，得到了报社的批准。他先到澳门，通过拱北关，进入石岐，直趋江门。他到江门时，正好是日本飞机狂轰滥炸的第二天，听老百姓说日本飞机飞得很低，差点用竹竿都可以把它捅下来。为了赶到抗敌前线，他又从江门往肇庆，溯西江而上，经广西梧州、柳州、桂林和湖南衡阳，然后又南下到韶关……兜了一个大圈子，然而舍此别无其他道路可选择。历时二十个月，行程数万里，刘火子采写了大量战地新闻报道、通讯。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战争，是近代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在抗日战争中，始终存在着两个战场：一个是国民党政府军队承担的正面战场，另一个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开辟的敌后战场。这两个战场体现了国共合作的抗日精神，谱写了中华民族团结御侮史上的光辉篇章。

华南战场主要包括两广和湖南南部等地区。刘火子的足迹几乎踏遍了华南前线的山山水水，他写了许多战地通讯，如《韶关空城记》《胜利年的第一次胜利——记粤北的扫荡战》《二月反攻——桂南混战的纵横面》《从化前线巡礼》《访问三个小英雄》等等。从这些通讯的标题，人们可以看到中国军民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场面。

1939年11月，日本军在北海湾龙门港登陆，攻占钦州、防城后，以一个师团又一个旅团的兵力沿邕钦公路北犯侵占南宁。12月初进占昆仑关，桂南会战打响。昆仑关战役是抗日战争的大型战役之一。刘火子在大战后第四天就亲临前线采访，撰写了长达万字的长篇通讯：《大战后昆仑关巡礼——并记歼灭战的大捷及劳军的经过》，分三天在《珠江日报》连载。昆仑关在广西南宁东北的宾阳县境，在历史上是有名的天险，兵家必争之地。他在昆仑关关口的关帝庙与士兵合影。他深入才清理不久的战场，那儿，死尸只是随便掩埋，松散的泥土还散着臭气。他视察了几个高地，“皇军”的野战工事还保留着，高地上的树木烧的烧、断的断，树干和泥土到处都充满弹痕，地上到处都是坟堆。他亲历其境，与官兵交谈，他写道：“尽管‘皇军’怎样的夸大狂，颠倒是非，输了不认账，这回终竟哑口无言了！它可以把平型关、台儿庄……一切的败绩自欺欺人地说成是胜利，但1939年除夕之夜在桂林昆仑关的一次溃败，却是无法涂改颠倒了！”“是的，自从攻略南宁之后，日本侵略者满以为可以顺利地向北推进，想不到到了昆仑关就遭遇到我们部队有力的进击，一直到全军的败退。连东京、汉口的广播台，也始终封闭消息，只字不敢提他们在桂南的这一败绩。”

这次入侵桂南的“皇军”，主要是日本最精锐部队之一的第五师团，这个师团在那个被称为“关东军三羽鸟”的主脑板垣的训练下，装备好，作战能力强，因此担负起侵华的主要任务。过去，从南口起以至山西、山东、广东、琼岛和对苏作战的诺门罕，许多重要战役，都是第五师团担当的。他们虽然在平型关、台儿庄……吃了大亏，仍然在我中华大地上横冲直撞。可是这一次，他们被我们打得落荒而逃，损失了一个旅团以上的兵力。作者这样写道：“战争空前的激烈，我们以大炮、手榴弹、机械化部队，加之空军的协助，尤其士兵的勇敢，把第五师团打得落花流水了……这是第五师团的悲哀！它有资格参与任何一个困难的战局，但却很少够资格得到胜利的战果。过去有平型关、台儿庄（或者加上诺门罕）的惨败，现在又加上昆仑关被歼灭的可怜的史记了。”

刘火子还参加慰问团，慰劳前线的官兵。那时，敌人的飞机一批又一批地在空中“呜呜呜”地飞来飞去，炸弹触地的声音“孔隆、孔隆”不时在敲击着人们的耳鼓，但是，他们却毫不畏惧，泰然置之。他们带去了“精神粮食”——几大篓的贺年片、书报、杂志，沿路分送给前线的士兵，并且向他们喊话：“后方民众向你们道喜！”“祝你们打胜仗呀！”“冲到南宁去呀！”看到贺年片、书报的官兵，听到他们的祝贺，“兴奋而欣喜”，深深地感到在他们的身后有亿万中国人，他们是为保卫祖国而战的。真是：“热情流山谷，流遍每个战士的心底。”刘火子感到他们对前线的劳军意义非常重大，也非常必要。他深感有责任向社会各界呼吁：“后方能不能多组织几批人到前方走走呢？”

国难当头，面对侵略者，许多国民党将领以民族大义为重，举起抗战大旗，他们的精神是可贵的。刘火子听说东江地区的博罗、惠阳在传说香公的故事，就兴冲冲赶去采访。香公是百姓对香翰屏将军的爱称。他是国民党军的一名战将，广东合浦县人，抗战期间，曾率部参加了淞沪会战和徐州会战。他爱护士兵，纪律严明，得到同事士卒的爱戴。这次，他的部队驻扎在东江一带的博罗、惠阳。他在那里建立了游击指挥所、军民合作站，深入乡镇，给百姓讲时事，宣传抗日，慰劳士兵，鼓舞士气，这种“军民合作”形式，曾经“在一次大反攻中发挥了最高效能”。刘火子深为感动，亲自去采访他，写了《访问香公》。他写道：“香公他的另一个名字叫墨林，可是一般人却喜欢叫香公，他喜欢吟哦诗句，字写得很好。他最后写给我一对他拟的对联：‘且莫迟疑今日到牺牲时候；万难退步此间是最后关头！’”表达他抗战的决心。（香公在抗战胜利后退出军界，移居香港。1978年逝世。）

人们都说，今日是新闻，明日是历史。是的，刘火子采写报道内地的抗战捷报，是最真实的第一资料，在当时说来都是新闻，大大地鼓舞了港岛居民；在今日，是我们研究华南军民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者进攻香港，香港沦陷。次年年初，刘火子通过日军封锁线，空身逃离香港，步行一个多月，历尽艰辛，随身携带的个人作品丢失殆尽，最后才好不容易抵达韶关，进入韶关的《建国日报》当编辑。回顾在香港沦陷期间的日日夜夜，他痛心不已，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撰写了一篇长达两万多字的报告文学：《红香炉的百年祭——香港的悲剧》，以“刘宁”为笔名，分十七期在《建国日报》上连载，描述日军占领香港的经过和暴行，港人的种种心态和表现。

作者以“红香炉”比喻香港。一百年前，英国殖民者占领了香港，“正当英帝国印行了百年纪念邮票以后不到几个月的光景，就来了这回震撼世界的灾难，这是不是一回血祭呢”！从此，香港进入了“黑暗的时代”。

作者在沦陷的香港仅仅呆了十一天，却尝到了一个亡国奴的滋味。他保持“战地记者”的本色，像一个“隐蔽战线”的人物，深入居民区，行走在香港的大街小巷，亲眼目睹了日军无恶不作、倒行逆施的许多事实。日本人身材矮小，身穿黄色军服，头戴一顶尖形帽子，港人蔑称他们为“萝卜头”。刘火子的文章记录了“萝卜头”的种种暴行。他说：“我是从事于新闻的。在我的笔下曾经留下了不少关于敌人的影子。但是我所得到的材料都只是来自别人的转述。我是没有机会亲眼见过敌人的。现在我都不能避免地要见到他们了，心中惊恐而又憎恨。在他们侧旁经过，或者要耻辱地受到他们检查和答复他们的问话。”当时的香港笼罩在血色恐怖之中，“萝卜头”经常“是背着长枪在街上游行的，他们三三两两地走着，只要一不高兴就可以随便地执行‘枪杀’的任务。”刘火子有几次遭遇“萝卜头”的搜身和盘问，也曾险些儿在住处落入“萝卜头”的魔掌。港民遭到日军的蹂躏和残杀，尤其是妇女更是首当其冲。刘火子在文章中有一段记录：“敌人对于民间女人的骚扰，是他们风纪扫地之最大原因。虽然，敌人的军民政部，堂而皇之地在皇后大道艺文商店门前的墙壁贴上招请军妓的告示，叫愿意参加的女人‘报名从速，以免额满见遗’；同时，又拼命地在几间酒店里开设了什么‘皇军慰安所’（每天生意很好，所的前面常常有一队一队的士兵来临，又疲乏地撤走），但敌人对于民间女子的骚扰仍然没有停止。一家民营医院的女看护，听说有不少曾受到蹂躏。在赤柱，不少的英、美女人也同样的遭到侮辱！这种恶劣的行为，不能用军士的性饥渴去作为解释，起初也许这种解释是可以的，但后来却逐渐养成为一种风气了！”日本侵略者每到一地方，都要“招请”慰安妇，设立慰安所，供那些“萝卜头”享受。刘火子的这段文字是日军在香港兽行的见证。

香港被日寇占领的经过，沦陷前后各阶层港民的心态和表现，尤其是日军在香港的种种暴行，“红香炉”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真实的细节资料，弥足珍贵。

激情诗人 讴歌抗战

刘火子最早的诗作是1934年9月发表在《今日诗歌》创刊号上的《最后列车》，还有一篇文艺评论《诗话：中国何以没有伟大的诗人出现》，主张诗歌的题材“要为大众服务，要在动乱的年头……鼓舞人们走向光明之路”。年轻的诗人激情澎湃，诗潮滚滚，在《南华日报》等副刊发表了许多诗歌，人称“诗人火子”。如果说，这时期，他的诗作比较多的是反映香港市民的社会生活，那么，在抗战拉开序幕以后，他作为一名战地记者，在近两年的时间里，行走在华南前线，亲历亲见亲闻中国军民反对妥协、团结抗敌的社会现实，思想得到升华，使他的创作与民族危亡、国家命运联系在了一起。他的女儿刘丽北说：这时期他写了几十首诗，“题材广泛，感情充沛，诗意盎然。一阵优雅的歌声，一堵墨迹斑斑的墙，笼罩山峦的晨雾，片片坠落的树叶，路边无名英雄的墓冢，民工修筑又掘开的公路，摇晃的独轮车，一口老水井……全都成了一首首抗日诗歌的切入点。”这时期他文思喷涌，诗兴大发，创作力最旺盛。1940年香港微光出版社以《不死的荣誉》为名，出版了刘火子的抗战诗集。《不死的荣誉》讲述一个曾经参加过卢沟桥、上海、台儿庄等战役而未受过伤的班长，在昆仑关战役的一次冲锋中，他想要活捉一个日本兵回来，两人相互纠缠着。日本兵在贴身的时候，拔出刺刀要杀死他。情急之下，班长为了防卫，只得把日本兵压在地上，左手从袋中摸出手榴弹，放近嘴边咬开了掣，塞在日本兵身下——他抱定了赴死的决心。轰的一声，那个日本兵死了，班长自己的腿部也炸伤了一个洞。在昆仑关前线采访时，刘火子为这个士兵英勇杀敌的事迹深深感动，写下了这首《不死的荣誉》：“……前天他还走过二百里长途，/那双腿太熟悉于中国的土地呵:/卢沟桥他走过的/台儿庄他走过的/南浔线他走过的(而且倒过在那里！)/如今这老练的腿/却浮雕上一个战争的艺术/……地上，他一只手掏出手榴弹，（刀尖已划破他的皮肤了）,/用牙齿扭开保险盖和药引，/塞进仇人下边/等着七秒钟的时间过去。/‘一同死吧，好朋友！’/一、二、三、四、五、六、七！/一声使他昏迷的巨响！/……他晓得自己的生命/比很多人的生命有艺术、有美，/也比很多人的生命更值钱，/那就是不死的‘荣誉’。”刘火子还在当时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举办的诗歌座谈会上朗诵这首诗，放声歌颂这位舍身杀敌、无惧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抗日班长。

《不死的荣誉》一书中还包括《热情的祖国》（1938年5月11日发表于巴金编辑、茅盾发行的《烽火》旬刊）、《中国万岁》（1939年发表于靳以主编的《文丛》），还有发表于《星岛日报》副刊的《中国的黎明》（1938年7月）、《烽火抒情》（1939年4月）、《公路》（1939年7月）、《别》（1939年8月）、《海——赠艾青兄》（1939年8月）……这里摘录《海——赠艾青兄》中的一段：“祖先遗留给我一个伟大的家！/我的粗豪的双臂，/我的高音阶的呼啸，/捍卫我的家，/对于仇敌我是永不低头的，/谁敢入寇我的家呀？/譬如那鼠窃般的礁石，/卑鄙地立在我的门限，/我必先以白手帕挥挞他的前额，/然后我的怒拳或者坚硬的手指，/敲打他，/或者抓穿他的肚皮，/一直看着他的倒下！/于是我胜利地歌唱了！”这时的刘火子与艾青已经是朋友了，时有诗文往来，表达抗战的必胜信心。1940年，他在桂林亲见中国人民昂扬的抗战斗志，心潮澎湃，写了《纹身的墙》：“没有哪几个国家的墙，/比起中国的墙更壮丽了。”这首诗后来由萧乾译成英文，收入1942年英国出版的《中国诗集》。1945年8月，经过八年的艰苦抗战，日本侵略者投降了，此时此刻，在重庆的刘火子欣喜若狂，即兴写了《战争·和平及其他》（刊于1946年上海《大公报》），描述抗战胜利后的中国人民：“今天我们用血与泪酿成的苦酒，/庆祝这无言的忧郁的凯旋。/明天我们跟随那……/用鲜红的旨酒庆祝人民世纪的胜利。”

刘火子是一位充满激情的诗人，一生与诗结下了不解之缘，直至1984年8月，他写下最后一首诗《奋起者之歌》。他为这首近三百行的诗自注道：“1984年8月于哈尔滨渡夏，时值建国三十五周年前夕，写此志盛。翌年8月15日，全国人民集会欢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四十周年，爰寄香港《文汇报》文艺副刊发表。”诗中诗人回顾了祖国百年来多灾多难的历史，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才能奋起，走向“世界讲坛”，“把金色的大字‘富强’与祖国的名字相联”。

连续写了半个世纪的诗，晚年的刘火子依然像一团火。现在香港文艺界已有人在专门搜集和研究刘火子的诗歌作品，称他是“香港诗人”，“是香港新文学萌芽期的主要奠基人之一”！

“金火合唱” 谱写新篇

1948年7月29日，刘火子和金端苓在香港六国饭店举行婚礼。他们是六年前在《广西日报》相识相恋的。金端苓是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金仲华（解放后任上海市副市长）的胞妹，以绘制“二战”国际形势地图而被誉为“地图专家”。出席婚礼的有柳亚子，还有秦牧夫妇等六七十位文化名人。沈钧儒致贺辞：“和谐合作，快乐永康。”并为他们证婚。郭沫若和于立群夫妇在婚礼上朗诵《金火合唱》，引言曰：“诗人刘火子与地图名手金端苓，今天——1948年7月29日，在香港太平山下结婚，谨献此合唱，以志鸾凤和鸣。”《金火合唱》共有五节、三百三十多字，最后一节为：“献身为人民，志趣是一个。/你已不是你，我已不是我，/我们是火合金，金合火，/原子能时代的大调和，/人民塑像永远笑呵呵！/人民塑像永远笑呵呵！”

茅盾和孔德沚夫妇当场为他们挥毫写下“新婚贺词”：“……我们期待着忠实生动的人民翻身的新闻报导，我们更期待着新民主的新中国地图快快出版……”如此规格、如此规模的婚礼“排场”，在当时香港是罕见的。可见刘火子的地位和影响！

是的，刘火子在新闻界“以敢言与勇于揭露真相见称”，是一位富有正义感的人物。1944年，由田汉、欧阳予倩、熊佛西领导策划的西南七省戏剧展在桂林举行，这是检阅抗战戏剧的一次规模巨大的剧展。时在《广西日报》的刘火子和曾敏之担任剧展宣传部的工作。曾敏之回忆说：“火子在西南剧展中活跃、操劳、斗志昂扬，投身于沸腾的洪流之中。西南剧展的高潮是参加保卫湘北的爱国捐款大游行，参加西南剧展的演员、文化界人士都踊跃走上街头，刘火子也站在最前头。抗日救亡口号响彻云霄，个个热血沸腾。”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在重庆制造震惊中外的“较场口血案”，刘火子挺身而出，与石西民、浦熙修、高集、毕群五人代表重庆各报进步记者四十二人起草了《致国民党中央社公开信》，指责该社捏造事实，歪曲真相，并呼吁保护人权、维护民主，体现了一个坚持真理、热爱真理的新闻工作者的责任感。

1946年刘火子到上海《文汇报》，负责编辑本市新闻版。翌年，《文汇报》被国民党反动当局查封，刘火子被列入黑名单，遭到通缉，他与一些同仁逃到香港。在中共地下党的支持下，1948年刘火子参与创办香港《文汇报》，先后任编辑部主任、总编辑。

香港，这个弹丸之地，地位特殊。它是中国政治气候的晴雨表，反映了中国政治风云的变幻。抗战胜利后，由于国民党政府实行专制独裁统治，对知识分子进行迫害，上海和武汉的一批爱国人士和文化名人纷纷南下香港。尤其是在解放前夕，国统区实行白色恐怖，使香港成为进步人士和文化名人的“集散地”。刘火子在香港的地位很特殊，既是文艺界的活跃分子，又是新闻界的头面人物，与许多著名人物关系密切，人脉资源广泛，如郭沫若、乔冠华、龚澎、徐迟、柳亚子、金仲华、杨刚、戴望舒、艾青、邵荃麟、端木蕻良、聂绀弩、黄绳、黄谷柳、黄作梅、连贯等等，他们中有的是党在香港的地下工作者。刘火子经常出席由他们发起的各种会议，发表各种文章。在党的领导下，他积极组织报道解放战争胜利的消息和国民党在香港许多机构起义的新闻，为新中国的成立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刘火子是一位充满激情的诗人，连续写了半个世纪的诗，直至1984年8月，他写下最后一首诗《奋起者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