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大团队以国际视野梳理中共抗战史

近日，上海交通大学吕彤邻教授研究团队以国际视野重新探索、梳理和解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抗战史，呈现敌后游击战的历史图景，颠覆抗战叙事中的既有成说，更深层面揭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逻辑。

敌后战场的真实景象：解密档案里的中共抗战

在抗战时期就曾有人诋毁中共武装“游而不击”，近年来，片面否定中共抗战贡献的议论不时出现，各种“抗日神剧”更是扭曲了人们对这段历史的认知。通过潜心挖掘美国、英国、日本、俄罗斯等国政府的解密档案，我们正逐步还原中共敌后抗战的真实景象。比如，美国花旗银行原北平分行经理霍尔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逃往晋察冀，并在敌后根据地滞留了6个月。他在给美国使馆的报告中强调：“任何没有来过敌后根据地的人，都不可能真正认识到日本侵略者对这里的人民造成了多大的苦难。”日军的足迹几乎踏遍了每个村庄；所到之处烧杀掠夺、无恶不作。但是侵略者的强暴并没有让根据地人民屈服，反之，“华北地区人民所做出的真诚爱国主义的努力，与延安以南地区比比皆是的惰性形成了鲜明对比。”敢于发动群众，善于调动人民的力量，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之所以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仍能长期生存的“制胜法宝”，这不仅是国民党方面所欠缺的，在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也是独一无二的。

又比如，美国海军陆战队队长、罗斯福总统的亲信卡尔逊初次来华时曾一度认为“江西的共产党人是一群土匪”。然而，在来到根据地后，他对中共的态度发生了巨大转变。1938年3月卡尔逊完成了《关于中国西北部军事活动的报告》（该文件现藏于美国海军部档案馆），他在报告中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广大民众具有一种崭新而且不寻常的民族主义精神；八路军的领导人发展了非常有效的游击战模式；日本步兵很大程度上依赖现代武器的帮助，日军在应对传统军事战役时效率较高，但面对没有固定成法可循的游击战术却无所适从。

实际上，中共领导的人民战争并不局限于农村根据地，抗日战线在敌人严密控制的城市地区也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延伸。针对中共在华北敌后的各级组织、基层党员、抗日活动等情况，日本在华情报机构的解密档案中留下了大量记录，其中就有不少关于中共地下工作者的抗战事迹。

被忽视的“红色情报”：盟军的重要情报来源

现有的研究论著、影视作品以及诸多历史题材的节目都给人们留下这样的印象：国民党政府和美国政府在抗战期间进行了大量的情报交换活动，以“中统”、“军统”为代表的特务机构向美国海军、战略情报局等部门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然而鲜为人知的是，中共控制下的敌后根据地也是美国军方在华搜集情报的主要来源之一。

尤其在抗战后期，美国很难从国民党军队那里及时获取准确的日军情报，这也是促使美军观察组坚持要到延安进行调查的重要原因。中共曾主动把军队活动信息、日军情报交给美方参考，仅书面报告就多达120份；中共协助美军在延安和根据地建立了气象站和电台网络，其提供数据的可靠性在当年中国十个气象站中排名第一，为美军飞行员提供了更安全的飞行条件，保障了对日本本土实施的战略轰炸任务；中共还先后协助美军人员到陕甘宁、晋察冀、晋绥等敌后根据地进行考察，盟军因此获得了大量有关抗战前线情况的第一手资料。此外，当时有几百名日本战俘在延安和各个敌后根据地协助中共进行宣传工作。这批战俘被美国战时情报局（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利用起来，起草了大量传单，在对敌“心理战”方面为整个美国军事系统提供了宝贵的资讯和经验。

对于美方在情报领域所提出的合作要求，中共不仅予以积极配合，而且超出了美军情报机构的预期。美方认为“几乎在日占区的每个角落，延安队伍都有常驻情报人员或武装力量。因为他们不断与日军发生战斗，他们拥有敌军战俘与情报的出色资源。”美军观察组负责人包瑞德在给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的报告中写道：“这一点完全可以看清楚，只要有共产党人的合作与协助，你们所做那种工作（情报搜集）在华北一带是没有任何限制的。”用观察组成员克洛里少校的话来说：中共的根据地是“太平洋地区最重要的敌后军事情报来源。”

抗战时期的“实用外交”：超越意识形态的合作

在以往的研究和人们的印象中，普遍存在两大误区：要么认为美国始终敌视共产党的“赤色武装”，要么认为西方国际友人完全认同中共的政治理念。实际上，这两种看法都不准确。中共领导的对日作战卓有成效，在中国基层社会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并且在政治上、军事上有着难以估量的发展潜力，这些才是吸引大量西方人关注敌后战场、愿意与中共开展战略合作的现实基础。例如，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第三任组长威尔伯?彼得金在政治上属于右翼，他在根据地期间也从不掩饰自己的反共立场。通过对敌后根据地长达四个月的考察，彼得金对晋察冀军区政委程子华等人表示：“我虽不同意你们的主义。但你们所做的一切我都非常同意，并且予以赞美”。他认为“杀我敌人的人就是我的朋友”，尽管在意识形态层面与中共存在冲突，他回国后还是在不同场合多次举行讲演，向美国社会各界介绍了不为人知的地道战、地雷战的成就。

基于对中共实际情况的深入调查，以谢伟思、戴维斯为代表的美国外交官们认为，只要美国政府努力，就有可能争取中共在将来的美苏争霸中保持相对中立，因为中共是在各国共产党中唯一有能力独立于苏联的。他们认为这种独立性来源于中共政治军事的强大，出于美国的实际利益考虑，美国政府应该尽可能与中共保持良好的关系。不难看出，这些“中国通”的立场都是基于实现美国利益最大化这一原则的。搞清楚这些历史事实，对于我国当今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外交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和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