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律师:一份“司法建议”成翻案关键
北青报:杨明被宣判无罪时你在现场吗?
张磊(杨明案辩护人):我在。
北青报:宣判前你想到会是无罪的判决吗?
张磊:对这个结果还是有预期的。因为开庭再审的时候,检察员的出庭意见就是,此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当时庭上没有激烈辩论,因为控辩双方的意见都一样。
北青报:杨明20年后被判无罪,关键在哪?
张磊:贵州省检察院的“司法建议”起了关键作用。贵州省高院接受了“司法建议”,启动了再审程序。如果按照法律程序,杨明想要翻案是要由最高检向最高法提出抗诉的。最高检启动抗诉程序很慎重,即便决定抗诉也不会那么快。
北青报:杨明一案20年来一直在申诉,没有结果,其中有什么阻力吗?
张磊:最大的阻力就是有关部门“不回应”。
北青报:这样的情况下,你怎么就确信杨明是冤屈的呢?
张磊:多方面情况吧。一是杨明母亲20年来一直在为杨明奔波;二是看了杨明案卷材料后,当年法院审理后曾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法应判杨明无罪。但法院没判杨明无罪,而是退回检察院,后来再起诉才判了杨明有罪;三是在监狱会见杨明后,他坚决不认罪,拒绝减刑,宁可死在狱中的态度,让我确信杨明是无辜的。
这起案件的证据太薄弱,这是当年司法环境下的一个悲剧。
对话杨明:减刑是侮辱我
澎湃新闻:当初警察是怎么把你带走的?
杨明:(1995年)3月28日叫我去公安局配合调查一些事情,把我和我妹妹都带去了。3月29号我进的看守所,直到今天才无罪释放。中间没能回家。我父亲去世,我连最后一面都没见到,我当时在凯里监狱。
澎湃新闻:申诉书里说你在看守所里受到了刑讯逼供?
杨明:打我的有周朝玉(音),一个姓龙的,他们俩是警察。还有一个预审科的“吉老二”,用手打背后,还用脚踢,我戴着脚镣,吉老二把我手捆到背后,再用一个杆子插到我背后去撬,把我手这里踢坏了(右手小拇指处),不知道是骨折还是断了。
我进去的第二天还是第三天,周朝玉和杨洪彪(音)叫看守所的付嘉月(音)几个人对我刑讯逼供,等我睡着了他们就打我,踏我的胸口,然后拉起来打,从过道上打到床上,打了二十分钟把我打昏迷过去了。醒来的时候,付嘉月还用毛巾打我脸的左右两侧。
当时他们(警察)许诺,打得我认罪了,就给付嘉月他们4000块钱,还给我判缓刑。周朝玉和付嘉月原来是公安局的同事,付嘉月(后来)因为贪污被逮捕。
澎湃新闻:在监狱里的时候,有减刑的机会吗?
杨明:他们给我许诺,随时都可以减刑,而且减的幅度还会大一些,可以给我减到15年。条件是我要认罪,但我没犯罪,所以就没答应减刑。如果减刑出来,基本就没有申诉的机会了,那就算你认罪服法了。我没犯罪,减刑就是侮辱我。我给他们说,减刑就要出大事。
澎湃新闻:出大事是什么意思?
杨明:就是我想要自杀。从死缓减到无期的文件上,我都没有签字,但他们还是给我减了。后来我一直坚持说我是死缓,他们说我是无期。
澎湃新闻:在监狱里要参加劳动么?
杨明:要参加劳动的,但反正我不参加劳动,我没有犯罪。
澎湃新闻:这算消极对抗吧,管教会不会为难你?
杨明:有的管教也会为难,有时不准你会见、打电话、用钱之类的。有的管教跟我关系好,我也会帮他们搞些机械加工之类的。
澎湃新闻:通过哪些方式了解外面的世界?
杨明:一般是电视,可以看卫视和央视。也有书,但那些书太落后了。
澎湃新闻:靠什么坚持这20年?
杨明:自己的信念和家里人的支持,没有别的选择。
澎湃新闻:有绝望的时候吗?
杨明:听到母亲在捡垃圾(哭泣),经济上困难的时候,在里面受到不公平待遇的时候,我自己都想过几次自杀。
澎湃新闻:你会追究当年办案人员责任吗?恨当年的办案人员吗?
杨明:会追究他们的责任。也很恨他们,但只恨极少数。有些还是不恨,并不是他们想把我这个案子办成冤案。
澎湃新闻:今天听到宣判结果时你的心情?
杨明:当时很无奈的感觉,他们说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就宣布我无罪,但我根本就没犯罪,他们这个理由太牵强了,我有点不能接受。
澎湃新闻:毕竟出来了。
杨明:谁想坐这20年牢?我父亲也死了。原来我有个女朋友,怀孕了(但后来)孩子也没了,她在广东跳楼自杀了。我们家房子现在只剩一半了,我开的卡拉OK也没有了,我工作也没有了。
澎湃新闻:整个人生都颠覆了。
杨明:就像埋了还没有死的感觉。
澎湃新闻:在监狱的时候,有没有设想过出来后的生活?
杨明:没有,从来没想过,只是想着怎么申诉,申诉就是我生活的全部。第一步都没走到,怎么想第二步。过几天可能会考虑以后怎么生活。
澎湃新闻:在监狱里可以寄申诉材料出来吗?
杨明:申诉特别特别难,材料都寄不出来,我(威胁)以自杀的方式逼他们,他们监狱才出钱给我寄材料。2009年到铜仁监狱我就寄材料,交了将近一百封,都没有回音。
澎湃新闻:你怎么想到自杀的?
杨明:我没有付诸行动,但话已经说出去了,我发脾气了。后来寄出去的也没回音,但是监狱给我邮寄的凭证、回执。
澎湃新闻:寄了多少申诉材料?
杨明:我统计了下,大概寄了700多封。只有贵州高院驳回过一次,其他的没有音信。
澎湃新闻:你觉得能平反的最大因素是什么?
杨明:法治的进步。还要谢谢律师,为我这个事情,他们一波一波来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