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我在鞍山看电影 | 吴福辉

1950年代，我在辽宁工业城市鞍山读高中，这个城市的市民不到放假或不到下班时间，是不会走进电影院的。二三十万居民里面，属于这个庞大钢铁联合企业的职工就占十多万人，如艾芜的长篇小说《百炼成钢》所写，每天清晨七时遍布全市各个角落的电笛响过，鞍钢各大门人流汹涌的景象一结束，街上几乎就看不到闲人了，便冷清了。所以当年地处鞍山“站前”（此为东北人教我的第一个特殊词汇称“城里”为“站前”，即火车站前面的闹市）最佳的电影院，也要到中午方始营业，并实行不清场的轮映制。我看电影《白毛女》，就在这距今六十多年的新华电影院。开映前响起沉稳钟声，印象深刻。再有就是这个《白毛女》的版本稀有：喜儿怀孕后对黄世仁仍抱幻想，而终于在黄迎娶富家女的当晚逃离虎口。影片一遍一遍地放，观众可进可出，这让我想起少年时在上海虹口所见的场景来。

我虹口读的是武进路的新陆师范附小，稍稍前行经过一个救火会，便至海宁路、北四川路一带。那里的马路突然岔开，像是大河中的一段绿洲，四围密集分布着影院、剧院、书店、酒家，形成海宁路文化圈。它还是中国电影的发源地之一：1910年西班牙人雷玛斯于此建了维多利亚大戏院即沪地第一家正规电影院。现今“维多利亚”不易寻觅，我熟悉的两家影院仍在。一个是映厅老长老长呈矩形的国际电影院，专放二轮国产大片；一个是圆形的胜利影院，演的是三轮以下美国片子。我们对“胜利”充满好奇，因一旦从椅背抽出“译音风”戴上，便能毫无阻碍地观赏枪战、汽车追逐等好莱坞原版旧片了。“胜利”经常不清场，看客穿戴也长短不齐，不像“国际”多西装革履观众。1947年底我家曾有一次发威，全体出动到“国际”看了蔡楚生、郑君里编导，白杨、陶金、舒绣文、周伯勋、吴茵、上官云珠演出的《一江春水向东流》。上集《八年离乱》看毕在附近吃饭，再看下集《天亮前后》。记忆中那是一次盛大节日，也明白了平时进不了“国际”的缘故。上海电影是实行等级分明的轮次的，不同轮次票价迥异，这不公平，但也造成一般市民照样有享用中高档娱乐之可能。张爱玲体会到这种电影特性，她说：“现代的电影院本是最大众化的王宫，全部是玻璃，丝绒，仿云母石的伟大结构。”（《多少恨》）指明了现代沪港宫殿式影院的外表尽管富丽，但与我后来在北方出入的简易电影场相较，有一点是相同的，即拥有大量观众。这触及了电影本质的一个方面。

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上海正处于无声电影被有声电影完全淘汰的时期，青少年观众是主力，对电影一边倒，最大的竞争对手是看戏，戏剧观众多半还是老人。我在鞍山的时候，黑白电影逐步被彩色电影替代，进程不快，但还是眼见着人人皆看电影的时代降临了。

当时占据主场的为免费电影和低价电影。广场放映自然免费。鞍山这城市每逢节假日，电影是必需的。最记得的，一是市府广场，周边的市政府、交际处、公安局用的都是老房子，市委、黑色冶金设计院、鞍钢图书馆为五十年代新建。市委大楼原址本是一块平坦的体育场地，可踢足球，支起临时银幕来就看片子。二是对炉山广场，离我家较近，经常有广场评戏、广场电影出演。评戏的梆子一记一记敲着，电影里的机关枪哒哒哒响着，声音可直达对面的十里厂区，从映红半边天的背景那儿返回（高炉出铁啦），特别撼人。这里演野电影的时候人山人海，遇到过节会伴以放烟火，就像今日广场音乐会依仗现代音响形成大众狂欢的嘉年华一样！至于看工厂电影，只要越过此广场，跨过和平桥进入厂区便成。我在小白楼等地就看过《赵一曼》。而更多的低价电影，会在全市各个工人俱乐部上演，如依托单身工人住地的六宿舍俱乐部，依托家属宿舍的长甸铺俱乐部、大孤山矿俱乐部，最大的是鞍钢职工俱乐部。影院设备不等，简陋者仅有木制长椅，后排垫以椅脚，逐层加高，就不错了。这种场所往往不对号，票价在五分到一角之间，谁都看得起。

装备较佳的鞍钢俱乐部是剧场影院、图书馆、体育场一应俱全的，那里演过上海舞剧院的《小刀会》，北京中央实验话剧院的《日出》。电影更是日常，票价在一角五分上下。这些俱乐部电影最能体现1950年代的风格，简易，实惠，就像书籍里的简装本。大部有号却不对号入座。我在长甸铺俱乐部连看过北京拍的《家》和香港拍的《春》《秋》。孙道临饰的大少爷觉新，功夫最深，但已经没有香港的吴楚帆能将长衫西装裤穿得那么服帖了。看《梅兰芳舞台艺术》，对《贵妃醉酒》尚能理解，对《洛神》简直如堕五里雾中。在大孤山矿俱乐部看过当时流行的农村片《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等。印象最深的是外国翻译片，因工人嫌人物名字长不喜欢，一部《彼得大帝》，在可容千人的剧场池座里仅有矿上的文学青年和我们学校的十几人坐着、半躺着，从容将世界风云揽于怀中。此情此景再也无从复制了。

这类低价电影还有一种是单位和学校包场，集体票当然便宜。那时每逢有重要影片推出，或逢重大节日和举行外国电影周电影月，都会包场，一时成为风气。记得一次正值苏联电影周，全校停课七八百人带了干粮步行到铁东区、铁西区的影院去看《伟大的公民》等。这也是当时特色，不过还没有后来大演斗争片子那么严重。教育作用主要是看革命战争片，如《翠岗红旗》《南征北战》；讽刺片是少有的片种如《新局长到来之前》，后来很少了；生活喜剧片多起来如《五朵金花》；惊险侦察片是从苏联学来，最有名的是《国庆十点钟》等。值得一提的是大量引入改编自外国经典名著的翻译片，以苏联和俄国文学名著为主兼及欧美。它们将社会教育的功能扩大，与世界的进步文化牵手，将娱乐也升华到至善至美，故受青年欢迎。我看过的，像《安娜·卡列尼娜》（列夫·托尔斯泰）、《白夜》（陀思妥耶夫斯基）、《教育诗》（马卡连柯）、《静静的顿河》（肖洛霍夫）、《保尔·柯察金》（原名《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奥斯特洛夫斯基）、《王子复仇记》（原名《哈姆雷特》，莎士比亚）、《第十二夜》（莎士比亚）、《孤星血泪》（原名《远大前程》，狄更斯）、《红与黑》（司汤达）等等。这些电影被一看再看，因为它们几乎是我们一代人广泛接触世界的主要渠道。当大街小巷唱起印度电影《流浪者》的主题曲《拉兹之歌》的时候，异域人民的思想、文化、精神，会不动声色地经由电影画面，经由对白和舞姿，浸入中国人的心田。

群众性电影院里会产生稀奇、可爱的大众观众。在我青少年时期所草写的《生活手记》里，1955年5月和1956年7月，曾分别记下在俱乐部所见的观众形象：一个年老的工人电影迷如何不管不顾周围，唠唠叨叨向我讲述该电影后续的故事；一个蹭电影看的幼童如何仿照《南岛风云》里的人物，腰间别了铁皮做的手枪，胸口挂了用汽水瓶盖压成的勋章……

从1950年代至今，这半个多世纪的电影发展就是一段大众化的历程。作为一个资深影迷，我由衷地觉得，电影的大众化和创新性这两极，万万不可偏废。现在计划过年的“攻略”，都会想到看“贺岁片”——这是我新学会的两个标准流行词汇啦。

2019年新年试笔

作者：吴福辉
编辑：周俊超
责任编辑：舒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