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扼杀了自己艺术家梦想的小说家，在写作陷入困惑时，意外成为了不起的摄影师
日前，土耳其奥尔汗·帕穆克（Orhan Pamuk）在家乡伊斯坦布尔举办了一场摄影展，展出他于2012年12月至2013年4月间从伊斯坦布尔的自家阳台上拍出的照片。帕慕克说：“这些风景反映了我自己的心理状态，揭示了流淌在我身上、难以言喻却又深刻的情感。”展览将持续至4月27日。
2012年以来，摄影出乎意料地成为了帕慕克写作陷入困惑时的一剂补药：“我觉得有必要一遍又一遍地看风景——或者更准确地说，拍下它们——因为我发现写作太难了。”最终，阳台上看到的景色让他寻求平静和内省。“那是一片肥沃的处女地，充满了我要收集和保护的东西。“
Balkon，土耳其语中的“阳台”，是帕慕克对于城市伊斯坦布尔的沉思。展览“奥尔罕·帕慕克——阳台/相片”（Orhan Pamuk – Balkon/Photos）展出600多幅由帕慕克从伊斯坦布尔的自家阳台上拍摄的照片，呈现出城市中不断变化的微妙风景。
“奥斯曼帝国瓦解后，时间几乎遗忘了伊斯坦布尔的存在。我出生的城市在她两千年的历史中不曾如此贫穷、破败、孤立。她对我而言一直是一座废墟之城，充满帝国斜阳的忧伤。我的一生不是对抗这种忧伤，就是（跟每个伊斯坦布尔人一样）让她成为自己的忧伤“。
——帕慕克，《一座城市的记忆》
这些照片选自他在2012年12月至2013年4月间从伊斯坦布尔的自家阳台上拍出的超过8500张照片，当时，他刚刚买了一部带有长焦镜头的相机，开始进行大量的摄影创作，记录他眼前的景色。在他拍摄的城市全景中，能看到博斯普鲁斯海峡、马尔马拉海、东部的岛屿、远处的山脉，纵横交错的船只和掠过水面的鸟类，所有的一切都笼罩在千变万化的光线与空气当中。
从远方看，帕慕克的长焦镜头只是时不时地朝向那破坏了8000年历史的天际线的力量。在一张照片中，一只鸟儿栖息在清真寺圆顶的顶尖上，背景中的工程起重机则隐约出现在四四方方的摩天大楼旁。几乎每一幅画里都有水，这使帕慕克无法实现他想要让瞬间成为永恒的企图，不过，他间隔几微妙进行拍摄，展示渡轮航行或海鸥飞行时凝固的瞬间。
冬日的微光使城市的色彩显得柔和，稀释了这座拥有1500多万居民的城市的无序感。在2005年的著作《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中，帕慕克写到了他对于冬季“压倒一切的忧郁”的偏爱，城市的一切不完美在影子中变得模糊。镜头里，铅灰色的冬日之光让伊斯坦布尔变得柔和，城市的所有瑕疵都笼罩在橘红色的阴影中。
帕慕克的摄影野心中，首先是想要留住眼前稍纵即逝的美，其次是捕捉他所看到的一切，他很快意识到，后者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百科全书式的任务。正如帕慕克所见，这种美是显而易见的：城市中日新月异的天际线，千变万化的河海，阿拉伯式魅力与工业的融合，它们在红色、橙色、淡紫色和各种各样的蓝色和灰色中熠熠发光。
随着时间的推移，帕慕克开始质疑自己捕捉这些风景的直觉，以及为什么要如此高强度地进行拍摄。摄影如何影响观看？他的摄影和写作有什么关系？拍照片出乎意料地成为了帕慕克写作陷入困惑时的一剂补药：“我觉得有必要一遍又一遍地看风景——或者更准确地说，拍下它们——因为我发现写作太难了。”最终，阳台上看到的景色让他寻求平静和内省。“那是一片肥沃的处女地，充满了我要收集和保护的东西。”
从《我的名字叫红》中奥斯曼帝国首都的细密画家，到《我脑袋里的怪东西》中伊斯坦布尔街边小贩麦夫鲁特的44年生命，对于这位在全球销量超1200万册的著名作家来说，《Balkon》并不是帕慕克第一次进入视觉领域的尝试。2012年，他就开设了“纯真博物馆”（Museum of Innocence），为其同名小说赋予了生命。
这座于伊斯坦布尔苏库尔楚玛区（Çukurcuma）由一座建于19世纪年久失修的房子改造而成的博物馆，还原了帕慕克小说《纯真博物馆》中的主角凯末尔从2000年到2007年的住所。帕慕克从伊斯坦布尔的跳蚤市场、废品店和童年收藏中挑选了数千件日常物品——刨丝器、明信片、钥匙、报纸、碎花长裙、少女的耳环、4213个烟头——83个编号精心制作的展柜对应了小说中的83个章节，半个世纪的旧物重现了凯末尔与少女芙颂之间的爱情故事，也是对20世纪下半叶伊斯坦布尔的乡愁。
事实上，帕慕克自幼爱好绘画，大学时主修建筑，作品中也曾记录下父亲如何摆弄自己的方盒“禄来”（Rolleiflex）、1962年终于得到第一台相机时的情景。在2015年的伊斯坦布尔双年展（2015 Istanbul Biennial）上，策展人卡洛琳·克裏斯托夫-巴卡捷夫（Carolyn Christov-Bakargiev）展出了帕慕克绘于2008年至2013年间的8本速写，由丙烯、圆珠笔、粉彩和水彩等形式创作。其中一幅与《Balkon》的摄影非常相似，从帕慕克的公寓阳台可以看到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景色，一只乌鸦出现于前景，旁边是一则手写的声明：“35年前，在这里我扼杀了自己的艺术家梦，开始写小说”。
《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的序言中写到：“1973年后的很多年里，我成为画家和建筑师的梦想渐渐逝去，我停止了拍照。这是因为我决定做一个小说家”。帕慕克谈起自己喜欢柯布西耶的伊斯坦布尔线条素描，童年时代曾期待伊城版本的《丁丁历险记》，想象自己是描绘伊斯坦布尔街道风貌的印象派画家，他对梅林（Antoine Ignace Melling）等西方旅人制作的伊斯坦布尔帝国风景画非常着迷，他也坦言，自家的阳台拥有“奥斯曼帝国时代外国使馆才能享有的美景”，这是他童年时期不厌其烦画过上百遍的风景。绘画是他年轻时的爱好，摄影给予他创作的灵感。
2012年11月，帕慕克从纽约哥伦布大道购得一台佳能5D，回到伊斯坦布尔的工作室后，他便开始在阳台上搭起三脚架，将长焦镜头对准了这座永恒之城。在一座以苏里曼大帝之子吉汉吉尔（Cihangir）命名的16世纪清真寺与百公里外的乌鲁达山（Uludağ）之间，帕慕克可以看到托普卡帕宫（Topkapı Palace）、金角湾（Golden Horn）和博斯普鲁斯海峡上的“少女塔”。在接下来的5个月内，帕慕克以每天70张摄影，每小时7张的方式创作。
帕慕克最初不愿分享自己的照片，五年后，当他开始为自己的摄影集《阳台》边拍照片的时候，他才回看它们，他意识到，这些照片不只是风景的记录，也是他灵魂的记录。“在消逝的时间中，每张照片似乎都转变成了那段时期我忧郁低落的标志。”
在五个月的时间里，帕慕克站在阳台上拍下了古老的纪念碑、树木繁茂的群岛和多云的天空，展出的600张照片暗示着伊斯坦布尔的混沌，这正是帕慕克小说中所具有的重要特质。
2012年，他建立了纯真博物馆，使其同名小说获得了生命。
2015年，他的手绘出现在伊斯坦布尔双年展上。
绘画是他年轻时的爱好，现在，照片给予他创作灵感。“拍照的时候，我正绞尽脑汁在写作，那些照片反映出我脑海中虚构小说的一个画面，”他说道。“这会对我作为一个小说家产生影响吗？也许不会有什么大变化，但每件事都会影响另一件事。”
在作品的介绍文字中，帕慕克写到，“我有时觉得，尤其是小时候，记录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船只数量及其来源是我的责任”。载着各色集装箱的货船、亚欧之间穿梭的渡轮、附近巡航的俄罗斯战舰、矗立于遥远港口的起重机…… 船只在“吉汉吉尔清真寺的尖塔与穹顶之间穿行”，他曾写到：“伊斯坦布尔人极其宠爱‘城市线’所拥有的每一艘渡轮...父亲单凭漂亮的轮廓，即可辨识出在他童年时代曾经行驶的渡轮一一列举出在我听来像诗一样的名称：53英席拉、67卡伦德、47塔兹涅温、59卡梅......”。
“这些风景一定程度上是我自己的心境的写照，揭示了内心深处某种不可言喻的情感”，帕慕克说，阳台上的风景让他追求平静与内省，“那是一片肥沃的处女地，充满了我想要收集和保护的事务”。被白雪覆盖的建筑物屋顶，洲际渡轮上空的浓烟，阳光下的帆船，这些画面没有地理、时间或标题，按时间顺序排列的方式传递出缓慢的季节变化，也映射出帕慕克拍摄的心境。
“我最爱雪的地方是它强迫人们团结在一起，让与世界切断联系的人们患难与共。下雪天的伊斯坦布尔像个边远的村落，但寻思我们共同的命运，使我们与我们辉煌的过去靠得更近。有一年，异常的北极气温使从多瑙河到博斯普鲁斯海峡的黑海区域全面结冰。这对于其实算是一个地中海城市的伊斯坦布尔来说是件震惊的事，许多年后，大家依然像孩子似的兴高采烈地谈论它”。
——帕慕克，《一座城市的记忆》
2013年5月，数百万人聚集加济公园（Gezi Park）和伊斯坦布尔的大小广场，“土耳其之春”爆发，似乎也成了帕慕克首本摄影集《Balkon》时序的终点。但这一系列中，除了一张表现四位女性打牌的作品，很难找到任何社会活动家或人物的身影，飞鸟、云彩、远山、海岬和船只，填满了这些画面。当然，众所周知，他曾因公开谈论土耳其人屠杀亚美尼亚人、库尔德人的历史而遭到当局指控，恰似他得到过的这段授奖辞：“帕慕克在追求故乡忧郁灵魂的时候，发现了文明之间的冲突和交错的新象征”。
相比2018年逝世的著名土耳其摄影师、“伊斯坦布尔之眼”阿拉·古勒（Ara Güler），帕慕克没有选择与这位自己敬仰的摄影师一样走上街道，而是从作者视角眺望伊斯坦布尔的风景，这些照片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没有表达与这座城市政治生活的直接关联，但阳台上横跨欧亚交通要冲的全景，还是传达出一丝焦虑不安的情绪，如一座城市浩大的“呼愁“（huzun）。帕慕克谈起自己生活的伊斯坦布尔：“这才是真正的首都，我在这里生活了63年，于我这也算是世界的中心。当然绝大多数关于‘何为土耳其’的意义也孕育于此”。
图文综合自网络
编辑：柳青
责任编辑：柳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