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高校

交通大学抗战时，培养了“海陆空”人才

其时学生坚持锻炼。这三位学生就是冬泳爱好者。

■盛懿

抗战八年，中国高校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知名学者陈平原以“摧不毁的大学”来形容战时中国大学西迁的颠沛历史。

在上海不少高校同样在烽火之中历经西迁、两地办学、东返复员等艰难曲折，以赓续文化命脉、保存和培养战后重建所需的人才，积蓄了让后人肃然起敬的力量。其中仅交通大学的战时毕业生，就有32位后来成为院士。

调阅史料可以看到，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开始，上海的大学师生就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九一八”事变后，上海成立了上海教育界救国联合会、“上海各校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上海高校的学生在连天炮火中，以自己所学投入到抗日救亡：医学生投入到伤病救助、工科学生则投身到军工制造等事业之中……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开始，部分大学搬入了租界，上海的高校承担了为东北沦陷区培养人才的重任。1938年11月，沪上大学在上海为内地院校代招录取了大量新生，单单上海医学院就录取了百余人。

随着日军全面占领上海，上海高校陆续西迁:同济大学迁至李庄；复旦大学和交通大学迁至重庆；大夏大学迁至贵阳；上海医学院迁至昆明、重庆……但这些学校仍然一路弦歌不辍，培养出了大批后来各行各业的奠基者。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交大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峻局面。学校不得不采取权宜之计，暂先在法租界办学。随着租界生存环境日益恶化，交大一再向教育主管机关提出部分内迁的想法，但教育部鉴于“交大素著成绩，政府期望至殷，所处环境可勉励进行，务望立即设法开学，为国效力”，指令学校在原校址或上海其他处所设法开学，以致内迁计划屡屡受挫。

在法租界内，交大的临时校舍分散于租界内数处：震旦大学和法租界爱麦虞限路45号（今绍兴路7号）的中华学艺社。徐家汇校舍，则于1937年11月被日本宪兵队占领。

但，这些主要教学场所都没有一间实验室。交大的实验室和实习工场等教学必要场所顿时没有着落。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学校师生想方设法，或创办一些简易实验室，或租借工场设备，或直接在露天马路上进行实验，逐步恢复了大部分物理、化学等基础实验课，有的甚至达到战前水平。

全面抗战爆发后，东南沿海一带工厂企业纷纷内迁，内地交通工程建设任务繁重，急需大批交通工程和管理人才。因此在上海租界学习的交大毕业生首选就是奔赴内地参加建设。此外，还有不少毕业生通过清华留美公费考试、留英公费实习、自费考试等途径出国深造。至1944年秋，交大近400人赴北美、西欧各国讲学、考察、实习，人数之多为当时各校所仅有。

校友援建重庆交大分校 教材与美国最新教材同步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上海租界内的交通大学在日本侵略者和汪精卫伪政府的日益压迫下，前途岌岌可危。为策应时变，同时满足大后方抗战和建设对交通工程人才的急需，重庆交大校友纷纷热心奔走，筹备渝地建校。1940年11月，交通大学分校（即交大渝校）在重庆小龙坎诞生。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租界沦陷，交大沪校被汪伪政府接收，1942年8月，交大渝校迁往九龙坡新校址，顺势升格为交大总校，后改称国立交通大学本部，由吴保丰出任校长。1945年抗战胜利后，才由重庆复员上海。

重庆办学期，交通大学极力延聘欧美各国留学归来的高端人才执教。其中，既有茅以升、倪俊、陈章等资深学者，也有曹鹤荪、季文美、许玉赞、岳劼毅、马明德等30岁左右的年轻学人。他们此前大多在海外深造，拥有哈佛、麻省理工、康乃尔大学、芝加哥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德国柏林高工等名校学术背景。其中仅交大1934届毕业留学归来执教母校的就达11人。

这些教师大多是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毅然放弃在国外优越的工作生活条件，胸怀科学救国、为国育才的理想，把世界科技的最新发展带到大学课堂上。美国1942年出版的教材，次年就已在交大使用；张钟俊教授所授《电信网络学》是当时世界上最前沿的课程。

1940年重庆小龙坎的交大分校成立之初，学校仅招收电机、机械一年级新生各一班，学生仅80余人，教职员10余人。随后增招机械、电机、土木、航空、运输管理、工业管理系、财物管理系等。又因奉交通部令接办重庆商船专科学校，增设造船工程系，以及轮机、航海两个专科；同年，交大又与交通部等单位商谈合作，创办电信研究所，培养硕士层次的电信技术与研究人才，学制二年。自1944年招生起至1949年，共招考录取硕士研究生36人，其中获得硕士学位19名，成为民国时期培养工学硕士研究生最多的机构。

从1940年10月到1945年8月不到五年，交通大学在重庆已经发展成拥有9个系、2个专修科、1个研究所的工科大学，囊括“陆海空”。为复员后的交通大学构建起了发展框架。

交大毕业生开飞机厂、建电台支援中国抗战

抗日战争时期，我国唯一的飞机制造厂设在美国，由宋美龄提议修建，并由她选聘上海交大毕业生、年仅25岁的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博士胡声求为总经理兼总工程师。

1943年8月，胡声求在美国爱国华侨的帮助下，在美国旧金山注册了中国飞机厂有限公司，筹资十多万元，同时聘请美西华侨航空救国协会会长何少权担任董事长，华侨筹款救国会会长邝炳舜任总经理。1944年4月，“中国飞机制造厂”在旧金山正式成立，胡声求任厂长，员工均为华侨，有三千多人。1945年1月，生产出了A-26型战斗、轰炸两用机机身，并以每月130架的速度，约每年1800架的规模投入批量生产。其规模和水平在当时的中国都是前所未有的。

这些飞机运回祖国，装备空军机队，直接投入反法西斯战争，为夺取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战的最后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给予高度评价，并表示感谢。胡声求等人在美国造飞机的故事，通过全世界媒体报道，成为美谈。

1937年，冯简在重庆主持建设我国第一座短波电台——TheVoice of China，在整个抗战时期，日寇不断对重庆狂轰滥炸，而TheVoice of China坚持对全世界广播，从未中断。这是我国自己建设的第一座短波电台，也是抗战期间盟军在远东唯一可利用的短波电台，日寇对这个电台恨之入骨，称之为“重庆之蛙”。

1945年的一天，重庆各报报道：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机械系主任写信给当时的中国教育部，三名中国留学生荣获该院机械系研究生论文前三名，其中两名是上海交大毕业生，第一名朱城，公费留学，另一名自费留学。朱城取得博士学位后，谢绝美国大学和公司的招聘，整装回国。清华等名牌大学争下聘书，但他选择回母校任教。在执教期间著有《材料力学》，选为部定教材，各大学竞相采用。

大后方每年约有四万名满中毕业生，几乎全部报考“四大学”(中央大学、西南大学、浙江大学和武汉大学联合招生)。上海交大则单独招生，考生约四五千名，几乎全是各中学的优秀学生，擅长数理化。成绩一般的学生望而却步，不敢问津。

当时交大规定一年级为试读生，不算正式学籍，也不发给校徽。当时学生都住大宿舍，一个班级挤在一大间，床铺上下两层，无可据案自习。有些学生就各具匠心，睡下铺者用衣箱当书桌，用床铺当座椅；睡上铺者用绳索吊木板悬挂在屋梁下，当作书桌两腿下垂，高坐在上铺上，伏板自习，偶一欠身就摇摇摆摆，好像演杂技一样，然而熟能生巧，倒无出事故。

彼时交大学生醉心智育，埋首课本，几乎忘了体育。学校虽也照例设一小型操场，但形同虚设，杂草丛生。没人去跑跳\打球。也没举行过运动会。体育教师紧锁眉头，徒唤奈何？结果学生智力日上，体力日下。社会上流传起交大学生“一年级买蜡烛(开夜车)，二年级买眼镜(近视)，三年级买痰盂(肺病)，四年级买棺材(垂死)”之说。

合格标准不降低 也是抗战时老交大传统

老交大有“三分之一不及格”的说法，虽无明文规定，确有一些教授讲师这样办，即一个班级的学生，不论其考试成绩如何，教师应按三分之一不及格批卷。因之教师总是出偏题、难题，掌握三分之一不及格的主动权；学生则专攻难题，预做教课书后面的总习题，争取跳出三分之一的圈套。即便是在抗战时期，也是如此。

航空工程系一年级一学生因未挣脱三分之一的圈套而留级，发誓不再读交大，报考中央大学航空工程系，而人中大一月后，又回到交大继续攻读，他说还是交大顺眼。另一学生原是安徽省高中毕业会考优秀生，在交大一年级即因三分之一不及格的限额，被勒令退学。他一怒之下，决心不读大学，参加工作。教务处公布月考、期考分数时，用蓝色填写及格分数，红色填写不及格分数。总是红色一片触目惊心。如此的过高要求，学生却乐于接受，口服心服。对批红色分数多的教师，学生则敬畏备至，认为必是学识渊博，深不可测。

近于苛刻的不易及格是老交大传统之一。交大学生虽属砂里淘金，筛选出来的，但要考得八九十分，却如挟泰山以超北海。多数学生的目标是60分。不留级，不退学，就足以自慰并大可告慰家庭了。如果问一个学生考了多少分？他若回答“我赢了，他输了”。就知道他及格了。所谓他输了，是指教师而言。交大的低分标准，曾引起一次交涉，当时安徽省政府规定：凡得80分以上的安徽籍在校学生，可按学期发给奖学金。交大皖籍学生一听就急了，推派代表去安徽省教育厅请愿。官员们听了代表们的陈诉，也觉得把交大的分数和其他学校的分数同样看待确实有失公道。经研究特准交大皖籍学生，凡平均分数在65分以上者，也发给奖学金。

（作者为上海交大党史校史研究室成员）

“十军工，九同济”一说始于抗战

日寇轰炸吴淞校园后同济师生被迫离开吴淞，沪上高校无不如此。

同济大学师生在四川李庄简陋的环境下学习与实验

西迁后生物系教授田间采集标本

同济大学师生从江西赣州到广西八步迁校途中

■朱大章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同济校园被毁，但是战火摧不垮同济师生的意志，一方面为了赓续文脉向内地迁徙，另一方面发挥专业优势为抗战服务，在抗日烽火中写下了同舟共济、科教报国的壮丽诗篇。

据统计，抗战时期在同济工作和学习的师生中，有22人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

组建医院，救治军民

“八一三事变”后，同济大学由吴淞紧急迁入市区。同济大学医学院师生先后开办4家救护医院，救治军民。

抗战伊始，由同济大学承办的原位于江湾市中心区的上海市立医院（今长海医院所在地）被迫迁往戈登路(今江宁路)，在玉佛寺附近的一家民房内，迅速建立了红十字会临时重伤员医院，设有病床120张。8月14日清晨，即用于收治淞沪前线的受伤将士和南京路上被炸伤的市民。翁之龙校长兼任院长，郭秉宽任医务长，张静吾、黄榕增、章元瑾、李化民、唐哲等教授和医学院的一批学生踊跃参加。

与此同时，医学院应届毕业生陈延华、钱章材等积极募集款项，在沪西大沪花园(现丁香花园)开办了中国红十字会第十三救护医院，为了保证医疗质量，他们聘请蒋益生老校医担任院长。该院先后收治了伤病将士和难民同胞300余名。

全面抗战开始后，同济大学医学院教授张静吾特赴南京，向军医署长张建建议以军医署名义命令向内地迁移的各医学院承办军医院，以加强军医力量，保障伤兵救治，得到采纳。军医署后来组织了十二个重伤医院，并委任张静吾为第五重伤医院院长，驻往苏州。

在张静吾组建第五重伤医院的同时，医学院教授李宣果带领章元瑾等81名师生员工，从上海来到杭州笕桥，成立中国红十字会第一重伤医院。杭州沦陷后，医院化整为零，组成若干医疗救护小组，沿浙赣线为受伤的战士服务，迁往浙江金华，后来又迁到吉安。

培养人才，支持军工

同济大学自开办以来，一直遵循“德国师资、德文教材、德籍教授、德语讲授”的传统，尤其工科教育一直按照德国工程师培养的标准进行。即使在战时非常艰苦的条件下也是如此。

1936年4月，柏林德国工程师学会给同济来函，承认同济大学工学院毕业生与德国工业大学毕业生具有同等资格，同时也为该会上海分会的正式会员。当时德国的武器生产在全世界首屈一指，同济大学毕业的学生，很大一批投入到了国防工业，研制和生产武器。

1933年，中德签署了《五年军事工业发展计划》，德国开始帮助南京政府建立军事工业，并委派前德国国防军总司令汉斯·冯·塞克特上将帮助南京政府组建装备优良的部队。同济大学师生在其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机械专业的老师担任了装备从谈判到购买至维修和改进的大量工作。1935年赴德国莱因炮厂监造并验收最新型150毫米榴弹炮的技术人员中，同济毕业生占了一半之强。

抗战爆发后，同济工学院机械系的历届毕业生，跟随着学长们的脚步，来到各大兵工厂，从事武器的研制和生产工作。从1937年同济大学内迁开始到1945年从李庄回迁上海，同济大学工学院尤其是机械系为抗战培养了近千名军工人才，当时中国军工系统，包括鱼水雷、航空、坦克等尖端技术领域，都遍布同济毕业生的身影。像兵工署、21兵工厂、22兵工厂、50兵工厂、汉阳兵工厂、巩县兵工厂（前身为汉阳兵工厂枪弹厂）等大型军工企业中从事高层技术和研发人员几乎都出自同济，当年有“十军工，九同济”之说。据统计，同济大学机械系1941-1943年的153名毕业生中，去兵工厂工作的达105人。而高职机械科的毕业生，70%以上选择到兵工厂工作。

而同济机械系的一些教授，同时兼任兵工署工程师，在上课之余，秘密研制武器。如蔡其恕教授，当时是机械精密仪器领域的泰斗级人物，主要从事战时炮兵武器的研发工作；中国现代光学工业奠基人彭明经教授，主要从事炮瞄装置的研发工作。

研究学术，造福民众

1941年初，同济大学搬至四川李庄。位于祖师殿的医学院解剖实习课上，穿着白大褂、拿着解剖刀在尸体上划来划去的同济师生，让从未见过的当地民众误认为“下江人吃人”，矛盾一度趋于激化。面对当地政府镇压民众的提议，同济师生表示反对，并提议联合中央研究院在李庄举办人体展览，向民众说明和普及科学知识。展览那天，参观的队伍排了好几公里长，有很多民众专程从宜宾市区赶来观看。

不久，同济教授再次用高超的医术给当地民众上了一课。当时川南地区流行一种痹(音pa)病，又称“麻脚瘟”，即从脚开始麻，顺两腿向上，麻至胸口即告不治。中西医均束手无策。同济医学院唐哲、李化民、杜公振邓教授和年轻的助教邓瑞麟经过研究，并通过小狗进行试验，发现病因是他们平时所食的井盐中含有大量氯化钡，引起慢性中毒。据此提出了预防和治疗措施，使当地人再也没生过这个病。这项成果，获得了1943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学术奖励一等奖。

理学院的童第周教授，花了相当于夫妇二人两年薪水的六万五千元钱，从旧货商店购买了一台德国蔡司双筒显微镜。凭着这架显微镜和稻田里的青蛙及家里的一缸金鱼，借着阳光观察，证明了在金鱼的卵子中含有一种有关个体形成的物质，是形成完整胚胎不可缺少的物质基础。相关论文成为鱼类实验胚胎学方面的重要历史文献，相关研究也为童第周后来用金鱼和鲫鱼进行克隆研究打下了基础。他的成果引起了老朋友、时任英国驻华使馆科技参赞李约瑟的关注。李约瑟为此专门来到李庄，当他在南华宫看到童第周如此简陋的实验室时，连称“奇迹！奇迹！”

同济初到李庄时，李庄尚未通电。最开始，工学院用一台50千瓦的汽油发电机为李庄居民供电，但由于汽油无法保证，供电仍然很困难。后来，工学院用一台500马力电动机与宜宾马鞍石发电厂交换了一台变压器，电厂负责架通至李庄全长15公里的6000伏线路一条，由电厂供电，彻底解决内迁李庄各单位和本地居民用电问题，使李庄通电比县城南溪早了将近十年。工学院教师王达生人称“同济爱迪生”，他在李庄发明了“达生灯”、浅水汽船，改进了自贡盐井抽取卤水用的单筒抽水筒。

投笔从戎，踊跃参军

1944年冬天，“湘桂烽火起，山城风雨急”。日本侵略者为挽救败局，制定了一个旨在打通滇缅公路的“一号作战计划”，铁蹄继而踏入贵州独山。四川震动，国家告急。在此危局下，国民政府提出了“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动员口号，号召大中专知识青年投笔从戎，组建青年远征军担负驱逐敌寇收复失地的重责。

消息传到李庄。此时，几经辗转饱受流离之苦的同济学子再也无法平静。公开报名那天，年仅32岁的留德博士杨宝林教授率先加入了报名队伍。杨宝林是吉林永吉人，留德14年，获德国布伦瑞克工业大学机械特许工程师学位、航空工程博士学位，曾任该校航空工程系助教、机械系实验工程师等职。1943年11月，他怀着满腔报国热忱回到战乱中的祖国，担任国立同济大学工学院机械系教授。

杨宝林投笔从戎的举动，激励了所有在校师生。短短几天时间，同济报名从军的男女同学达到600多人，约占在校学生数的三分之一，创造了全国的纪录。经体检，共有364名学生加入抗日军队，为全国院校从军人数之冠。还有几个近视的学生，为能如愿从军，把视力检测表上的符号背得烂熟，以通过体检。当年，留在同济的德籍教授为此感动得热泪盈眶，伸出大拇指叫好，并高呼“中国不会亡！”、“中国一定强！”！

1945年8月15日，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后，为了继续学业，更好的服务祖国，同济从军学生于1946年5月复员回校。

（作者为同济大学档案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