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当保留一些有价值的老路名，也是不忘初心和文化自信的体现。
最近一个月来，我每天一早洗漱完毕就会走进厨房，从窗口眺望，在太阳升起的方向，日新月异的变化让我兴奋。南外滩董家渡金融城在建的十几幢高层建筑争先恐后地耸起，迎面而来的两幢最高，可能是双子星座呢！
老城区的改造是老百姓多年来的期盼，也是从区政府到市政府一直关心的大事，以往领导上任伊始，都要走进狭窄的街巷进行考察，爬上三层阁，探身老虎窗，从暴雨积水到夜半如厕，问得极其详细。所以老城区焕发青春之日，也是人民群众梦想成真之时。不过我又不免忧虑，再过几天，平时坐轨交9号线的必经之路糖坊弄将化为一片瓦砾，新楼起来后，街区格局必定重组，这条路名的消失是“大概率事件”。
糖坊弄与城里的许多路名一样，见证了上海从一个县城成长为国际大都市，从自给自足的内循环递进为国内国外双循环艰难而伟大的历程。它值得我唠叨几句。
简单说来，中国虽然在东周时代就种植甘蔗了，战国时代的屈原在《招魂》（也有人认为系宋玉所作）里留下了“有拓浆些”这样的信息。柘就是甘蔗，柘浆就是将甘蔗压榨而出的汁液。柘浆之后出现了蔗饴，是甘蔗汁沉淀后形成的半固体状态，南北朝的庖厨开始以蔗浆调味。进入唐代后，在唐太宗的推动下，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策略，向印度匠人学习制糖技术，不久便能生产初级砂糖。纯度不高的砂糖和琥珀色的老冰糖在满足内需之外还远销波斯和罗马。不过“大唐的糖”还要经过宋代制糖人的一番提炼，经由浅紫色糖霜的过渡，在明代才能像雪花飘飘那样降临人间，当然也只是接近现代行业标准的白砂糖。《马可·波罗游记》中说：中国“八省都产糖，数量有其余全世界的两倍”。我读过这部奇书，马同学写得实在粗糙。退一万步说，即使中国曾经是世界上的制糖大国，但在进入十六世纪后就被南美国家盖过了。
清朝道咸之际，在号称“东南壮县”的上海城内，普通市民和酒店糕饼业对麦芽糖的依赖还是很大的。在小南门外一条Y字形的糖坊弄里，集中了十多家麦芽糖作坊，晨风暮霭，空气中弥漫着柔酸轻甜的气息。
在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颐安主人所著的《沪江商工市景词》中，我们看到了糖坊弄的营生：“米麦成糖设作坊，紧凝如粉白如霜，点心茶食皆需用，滋味甘和任客尝。”
同时，广东人、福建人在十六铺码头争相登陆，他们给上海带来了靛蓝、洋酒、木材，还有砂糖。《沪江商工市景词》里又有记载：“糖行三十竞开张，货判中华与外洋。各有来源须定办，频年销路遍遐方。”由此可见，上海不仅有了如雪似霜的白砂糖，还形成了四方辐辏的砂糖集散地。豫园点春堂一度成为花糖业公馆，闽粤糖商以此为支点，与洋商“拗手劲”。
砂糖来源有了保障，糖果专卖店也水到渠成：“粤东糖果擅专门，莲藕瓜姜美味存。安设茶居招客尝，甘芳远遇稻香村。”在老照片和老明信片里，像邵万生这样的老式商铺，砌了徽派建筑的门楼，大幅白墙上用敦厚的颜体写着“闽广洋糖，两洋海味”等字样，这说明食糖和糖果在市民日常生活中的至尊地位业已奠定。
因为旧区改造而面临消失的老城厢路名还有很多，它们与糖坊弄一样都是一种业态、一种制度、一段历史、一种活法的凭借或背景，比如豆市街——曾是上海豆、麦、米、食油批发交易中心；粮厅路——上海第一个标准计量机构粮食厅就设在这里；巡道街——因为分巡苏松太兵备道衙门而肃穆森严；花衣街——棉花堆栈和棉花商行的集中地，与豆市街性质相似，这里的行情关系到全国棉花价格的起落，又因为靠近十六铺，也成为鸦片战争之前洋人窥察上海风土人情与商业机密的窗口。
还有鸡毛弄、筷竹弄、硝皮弄、面筋弄、火腿弄、汤罐弄、洗帚弄、铁锚弄、鸳鸯厅弄、药局弄、彩衣巷、白衣街、芦席街、篾竹街、盐码头街等，它们已成为一片苇叶上的露珠……
老路名看上去或许很土，但我认为，老路名是历史形成的集体记忆，是城市的文化密码。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老路名或许能给出一些提示。
适当保留一些有价值的老路名，也是不忘初心和文化自信的体现。
真实的老路旧巷，哪怕在物理层面的重组、调整后，也比泛黄变脆的老照片更有质感和温度，能让我们蹲下身子，去抚摸新长成的城市皮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