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主要讲的是读书，今日的学子读书的环境与我们昔日读书之时相比变化极大，各种电子设备与网课等学习资源层出不穷。相比而言，我们那个时代读书更多地是与活生生的人去接触，在书与人的接触当中，便缔结了我的种种学术因缘。
最早是我的外祖母胡佩玖，她是四川大学（昔年为成都大学）的国文教师；再者是芜湖安徽师范大学教授祖保泉，1983年拜入他的门下攻读硕士；而后便是王元化先生，我在他的门下完成了博士期间的学习。这些是我的授业恩师。此外，我还有许多私淑之师，比如陈寅恪、熊十力、钱宾四、唐君毅、钱锺书、程千帆、钱仲联、林毓生、叶嘉莹等等。
早年曾去加拿大访学，常与叶嘉莹老师交流，叶老师尝提起王元化先生的一段往事，在我的一篇文章《去加油站买杯咖啡》中有所记述：席间，在温哥华春天夜晚温暖的灯光下，我还看到了一本很宝贵的书：枣红色的厚绒面精装，那么熟悉的风格！打开一看，正是先师王元化先生的《文心雕龙创作论》，1979年版本，先师签名盖章，“叶嘉莹教授指正”。蓝墨水的钢笔字迹，宛然如新。这时，叶先生缓缓讲起了这本书的来历，1981年某日，到上海，与蒋孔阳先生联系，蒋先生只请了两个人，一位是王元化先生，一位是周谷城先生，在锦江饭店吃饭。叶先生转送了先师两本香港出版的著作，《王国维评论及其它》和《中国古典诗歌评论集》。叶先生慢慢地，一边说，一边回忆……
在这些老师当中，我今天所讲主要有三位，即王元化、饶宗颐与赖高翔三位先生。首先是王元化先生，我于1987~2001年便跟随在他的身边，可谓是跟随其最长时间的弟子，在此期间，我完成了博士学位，王元化先生是我的授业恩师。饶宗颐先生，昔年我曾在香港做了三个月的项目访问，以他为研究对象，总计采访48个小时，今天我还存有他的录音带，珍贵非常。第三位老师，则是我最早在四川的启蒙老师，赖高翔先生。能够通过读书，与这么多的良师有所接触，可谓是我这一代读书人的的幸运。
王元化
总所周知，王元化先生的经历丰富，他上世纪30年代开始便创作。王先生的学术背景多元，学养来源丰富，涵盖了西方德国古典哲学、中国古代哲学，同时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也有着深入的研究，在当时可以称得上是共产党党内的理论权威。对俄罗斯文化名人例如普希金、托尔斯泰、果戈里等也极为熟悉，他最喜欢俄罗斯作家是契科夫，他还翻译过莎士比亚的，对英国戏剧也有所熟悉。
他从三十年代开始写作。曾任中共上海地下文委委员、代书记，主编《奔流》文艺丛刊。抗战胜利后，曾任国立北平铁道管理学院讲师，50年代初曾任震旦大学、复旦大学兼职教授，上海新文艺出版社总编辑，上海文委文学处长等。
王先生在党内也有几位学养深厚的老师，例如顾准，他的文集《顾准文集》便是王元化先生授意下我送至贵州出版的，这本文集在贵州完整地出版，在当时可谓是一炮打响，深刻地影响了改革开放的思想潮流。还有孙冶方，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思想者，可以说王先生在党内得到了最好的学术滋养。
在国学上，王元化先生也有几位老师。对其国学的培养，虽然未必系统，方式往往是指定一本书，每周进行汇报交流。例如汪公严先生，他是清华大学校歌的原创者，绘画、书法极好，又如任敏善先生，是浙江大学的教授，《无受室文存》的作者。还有熊十力先生，昔年王元化先生寓于在家中写《文心雕龙创作论》，常常会去拜访熊十力先生请教佛学问题，岁月沧桑，王先生非常怀念这些老师，后来写了许多纪念文章。
王先生代表作是《文心雕龙创作论》后再版改为《文心雕龙讲疏》，从“创作论”到“讲疏”，代表着王先生的思想理念的变化。创作论带有浓厚的西方学术痕迹，而讲疏则是中国传统的学术方式，王先生在学术上越到晚年就越觉得要回归中国传统。
王先生亦有译作，《文学风格论》、《读莎士比亚》皆出版，其中《读莎士比亚》是与夫人张可合译，去年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还出版了一本《张可译文集》以志纪念。王先生的著作也有相当的国际影响，《王元化著作系列》三种，冈村繁主持翻译，日本岩波书局出版；《清园论集》，其中：《杜亚泉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由胡志德译，《对于五四的再认为答客问》由李欧梵译，《卢梭社约化笔谈三篇》由林毓生译，将于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王元化先生虽然已逝，但其思想依然影响着现在，我将之称之为“精神生命的年表”。关于王先生思想的讨论并没有停止，直到今天依然持续影响着很多人，他的精神生命持续不断产生能量，影响着今日学界。在其逝世后的十多年间共有510多篇纸质文章讨论王元化先生的思想与问题。在1978年至2007年，约有近300篇纸质文章涉及王元化研究。以王先生有关题目的硕士博士论文24篇，专著17部，王元化先生去世以后没有无声无息，而是继续散发着一种思想光辉，王元化先生。直到今天也是中国思想界不可绕过的重要人物，更是上海这座城市作为是文化中心的标志性人物。
王元化先生治学一直倡导三点。第一，古今贯通；第二，学思并进；第三，新旧融合。
首先是古今贯通，和现时的许多学院派教授不同，王先生治学可谓古今贯通，他将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相互打通，进行延续非割裂式的研究。他认为古今学术的断开是人为学科设计，不是文化的真实状态，所以王先生的著作既有关于古典文学的又有关于现代文学的作品。华东师范大学有着一批古今贯通的学者，例如施蛰存教授，他是“新感觉派”小说的代表、文学评论专家，在学校中又是教习史记、唐诗的大师，这可能是我们华师大的传统罢。
其次是学思并进，王元化先生一直倡导：有学术的思想，有思想的学术。这样的一种朴学治学精神。他认为现在我们许多学者们专研学术，术法有余而思想太少，王先生提倡既要有学术也要有思想。
新旧融合，则更多地是从传统和现代的角度来讲，王元化先生喜新而不厌旧。面对现代与传统，王先生看人是有一些自己的判断和标准，他主要看这个人有没有“旧道德”，他是“五四的儿子”，（1920年生人)却在一定程度上回到中国文化之旧道德上——礼义廉耻。
王元化先生的治学，在上海的教授当中很有特色，他真正做到了：活化古典学术资源；介入当代文化问题；打破古今文学界限；思想学术相互缘助；引领中国精神潮流。王先生极为看重“四不主义”：不追赶时髦、不回避危险、不枯干生命、不简化问题。他尤为反对那种很痛快的结论，认为一痛快之后就把问题简单化了，问题不是非黑即白。在一定时间内，海外的许多媒体都极为关注王元化思想和反思，并且将之当成中国文化界的“风向标”。
哈佛大学的林同奇曾在给王元化先生的信中谈到：你的文章无不发轫于国家民族的劫难和个人生活的遭遇。往往是“灵魂的拷打（煎熬）”与“心灵的解放”并存，是痛苦与欢乐的交集。这是因为正如有人说你属于一种学者，“他们将其时代生命的体验，一点一滴融入其学术生命之中，其学问生命与时代痛痒相关；其思也深，其言也切，这正是一般书斋学者所未能企及的”，此言一语中的。
王元化先生生前曾说过：“王元化学馆不是纪念我这个人，而是把我的思想探讨的问题继续下去。”所以我在设计建立学馆的时候，所建的并非是一个人物纪念馆，而是将王先生思考过的问题展示给人，欢迎大家来华师大的图书馆看王元化的学馆。
饶宗颐
饶宗颐先生可谓是国宝级的学者，我当年在其香港跑马地的家中拜访他的，他的家位于在香港最大的声色犬马之地，而这里竟然出现了一个香港最大的国学大师，可谓是淤泥之中生长得莲花。香港是一个奇怪、复杂且深厚的城市，或许正是这样的城市才能开出如饶公般这样的莲花出来吧。而饶公也确实一生爱莲花，他曾在90多岁高龄于巴黎举办莲花国际画展。他也喜欢古琴，拥有三把极为珍贵的古琴，其中有一把宋代的古琴，形同朽木，声音清越非常。他更是书法大家，墨宝珍贵。
饶宗颐先生学艺双携。今天的学术体制，搞学问的人和艺术经常是割裂开的。而中国的艺术文化得用熏陶、用“玩”的态度来培养的。饶公曾将各个学科的资料铺开，以玩的心态，游走于学科间，他是一名若孩童一样的学者。
赖高翔
赖先生是我大学时代时候，我的祖母介绍的老师，二十世纪中国杰出的诗人、学者、教育家、几乎独一无二的隐士。四川简阳人。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为蜀中耆宿林山腴先生高弟。国学造诣异常深闳，性好庄学、六朝文学，古骈体文、五七言诗皆有第一流成就。四十年代为成都蜀华中学校长。平生不过问政治，不参加任何党派。后弃职归隐成都东郊沙河乡村，躬耕自养，近四十年。
这三位老师，他们的思想各具特色，所学有史语之学与文哲之学之分，重点有文献优先与思想优先。博与约、隐与显各有不同。然而他们都有可以成为当代学界之龙：王先生是“雕龙”（一喻其治龙学，一喻其思想著作博大恢弘，不同凡响）、饶先生是“游龙”（一喻其游走于中西之间，史语之间，一喻其游戏于真俗之际）、赖先生是“卧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