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现代民主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代议制民主。“代议制民主”把代表的选举置于首位，开创了近代民主政治的先河。从理论支撑来看，约翰·密尔的《代议制政府》首开先河，约瑟夫·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做了进一步的补充。从具体实践来看，美国的经验具有决定性意义。熊彼特认为，民主政治的古典学说存在致命缺陷，据此他提出更具操作性的民主理论——竞争政治领导权。竞争性民主的实际运行，愈加限制了各种社会进步力量和弱势群体对自身利益的合法诉求。 密尔和熊彼特等人对民主的重新定义表明，西方现代民主呈现出强调程序机制和政权稳定的趋势。这一理论的前提是工具性程序和价值性目的之间的明确区分。但显然这是不成立的，因为所有看似中立化的工具性程序设计，其背后也有隐藏的价值性诉求，进而导致“程序霸权”。 在代议制民主中，特殊利益集团实际上蔑视民主，他们借用意识形态化的“民主”话语来维护私有产权。在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下，“民主”沦为“异化民主”，进而必然陷入深层困境。为应对困境，一些西方学者开始反思代议制民主，探索新的民主实现形式。其中，共和主义民主论和协商民主论最具理论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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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主义民主论者认为，必须为民主重新确立广泛认同的根基，要求民众对政治共同体具有坚定的认同感和共享意识，并据此做出民主决策。但是，共和主义的民主模式遭到了自由主义者的批评：一旦共同体不能容忍不同意见，导向对个体权利的否定和压制，有可能走向反民主的极端。以罗尔斯为代表的“义务论自由主义者”认为，能够在自由主义的理论框架中构建出一种既坚持个体自由权利，又解决共同体认同问题的民主模式，这就是协商民主理论。但是，协商民主模式立足于个人主义学说，无法真正体现“人民统治”的价值，能否实现阶层或个人在运用理性上的平等还值得怀疑。 克服和超越西方现代民主的现实困境，需要具备与之不同的理论视野。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民主的基础上提出了无产阶级民主制度的设想。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争取全人类争得民主，实现“自由人联合体”。“人民主体论”是对以往西方历史观和政治观的重大超越，提供了重新思考民主的广阔视野和全新范式。 在历史观上，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这种历史观摆脱了神学史观和英雄史观，将生产劳动看作历史的首要发源地，作为生产劳动主体的人民则成为历史的主体。马克思追求人类解放事业的意义在于：“任何解放都是使人的世界即各种关系回归于人自身。”在如何解放的问题上，卢梭凭借“政治”，康德凭借人的“理性自由”，马克思依靠人的“固有力量”和自然本质，给出了答案。在马克思看来，任何解放事业都要被理解为人的本质的实现和完成，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准就在于人的本质的复归及其发展。 在政治观上，共产主义运动具备“人民性”：“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马克思主义政治观认为，以往由少数人所垄断的社会政治权力必须转移到“人民”手中，人民应是一切公共权力的所有者。“人民主体论”基于崭新的视角探索形成人民社会与国家的合作关系，使得国家的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在马克思那里，西方现代民主困境根源于民主政治本身的缺陷，这种缺陷致使人类社会沦为资本化的世界。西方民主问题实质是民主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解决这一问题，要么使民主成为一种真正体现人的“类本质”的“类生活”形式即“人民民主”，实现对资本主义的有效控制；要么彻底打碎资本主义体系，建构新秩序体系。这两条途径的最终实现都有赖于未来社会中的“真正的民主制”形式。 对于“真正的民主制”，必须坚持“人民主体论”，强调真正的民主为人民所共有、共用与共享。“真正的民主制”应当实现普遍与特殊的统一，使得普遍利益在现实生活中与特殊利益相结合。“真正的民主制”能够根本解决人民生活的现实性与普遍性的对立，指明人类民主的未来发展方向。借用马克思的比喻，政治国家作为“彼岸世界的真理”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真正的民主制”作为“此岸世界的真理”，促使国家制度就其存在和现实性来说，回到其“人的自由”的本来面目。基于唯物史观基础上的“人民主体论”是对西方现代民主危机的真正超越，这种超越将走向“真正的民主制”，走向“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就是人类民主的美好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