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台新咏》与《文选》是成书于南朝的两部重要的文学总集。《文选》诗文并收,《玉台新咏》则专收诗歌,且是女性主题的诗歌,体现了萧纲与萧统迥异的文学观。      “研究中国最早最佳的艳体诗集这样听起来很带浪漫色彩的事,被他用苦行僧的做法做得毫无浪漫色彩。”曾有同行这么评说傅刚教授的《玉台新咏》研究。这是因为,傅刚主张研究集部文献和与之相关的文学史问题,都需要先做文献版本研究;往往“清理出了版本的问题,问题的线索甚至答案,就直接出来了”。近日,《文汇学人》特约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蔡丹君访问傅刚教授,请他谈谈十多年磨一剑的 《〈玉台新咏〉与南朝文学》(中华书局,2018),及他对集部文献研究的想法与期待。      北京大学中文系博雅特聘教授傅刚: 开展集部文献的研究,需要回到学术史中去-LMLPHP

先清理版本,再开展研究

您为何会选择《玉台新咏》作为研究对象?您开始研究时,国内外学界对这部诗集的研究情况如何?      傅刚:当时选择研究《玉台新咏》是很偶然的。最初是对它的编纂者,继而又对它的编纂体例感兴趣。2000年开始,我真正关注和接触《玉台新咏》以后,才发现它的问题非常多,版本问题就不少,索性就想都搞清楚。      《玉台新咏》长期以来背负艳体诗集的名声。直到1980年以后,南北朝文学研究打开了新局面,对它的看法才开始客观起来。有三位学者的研究颇有代表性,他们分别解决了不少问题。日本的兴膳宏教授确定了《玉台新咏》编纂的时间、体例等问题。沈玉成教授的结论与兴膳宏一致,也认为《玉台新咏》编纂于中大通六年(534)。刘跃进教授最早发现兴膳宏工作中存在版本问题,他认为赵氏本不可信,明通行本可信,因此,最后确定《玉台新咏》是徐陵所编。      我自己通过对《玉台新咏》版本的调查,认为赵氏覆宋本是最合于原貌的版本。当时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从编纂目的讨论《玉台新咏》编于梁时可信,一是从体例上论证赵氏本合于徐陵原貌。我对前六卷诗人卒年可考者逐一考订,证实是合于卒年先后的顺序,又对七至八卷当时现存诗人生卒年考订,证明不是按生卒年,而是按照官爵高低顺序排列,从而证明赵氏本的可信,而明代通行本却不能验证它的体例。      您的《玉台新咏》研究工作开展了十多年,这种情况在学界常见吗?      傅刚:是啊,十多年一晃而过。其间常有人问起我最近在做什么,我的回答总是——在研究《玉台新咏》。对方就非常惊讶,不解为何一部小小的诗集要研究这么久。但是回望过去,我也并没有浪费时间。我也不知道这样的情况是否常见,我就是按照自己的步调,来亲手做我自己的事情。      这项工作,粗略地划分,大概就是三个阶段。我向来的经验是先清理版本,再开展研究。第一个阶段,针对编辑体例问题,查看了很多《玉台新咏》版本。第二阶段开始探讨有关《玉台新咏》与宫体诗的一系列文学现象,考察关于宫体诗的性质、南朝艳情文学发展的社会条件、《玉台新咏》和《文选》的比较、三萧父子与梁代文学的发生等等问题。南朝好些文人比如萧衍,是由武转文,他们自己是武功起家,他们的子弟都转入对文学的追求,这些现象很有意思。第三阶段则集中、全面涉及版本问题。最初先做的版本叙录。调查版本的时候,跃进写过的,就做个补录。他没有写到的,我就补充一些内容。同时也做了相对繁复的校笺工作。      《玉台新咏》的版本复杂吗?      傅刚:说复杂那当然是复杂,因为版本很多。但说简单也简单,它的版本系统主要有两个,一是宋陈玉父系统,包括赵氏覆宋本、五云溪馆铜活字本、孟璟刻本,一是明通行本系统,包括徐学谟本、郑玄抚本、张世美本、茅元祯本、沈逢春本。      这两个系统最大的区别是梁武帝父子作品所在的卷第不同,以及萧纲、萧绎的署名问题。前者将萧氏父子作品放在第七卷,署萧纲为皇太子,萧绎为湘东王;后者将萧氏父子作品放在第五卷,署萧纲为简文帝,萧绎为梁元帝。二者所收的诗的数量,差距接近200首。前者收了660首诗,后者则是849首。那么,总有一个是被后人改动过的。我经过细查发现,明通行本改动的可能性更大,赵氏覆宋本体例则是可以在《玉台新咏》中得到验证的。      

要历史地去理解和看待清代学者      您重新笺注《玉台新咏》的时候,采用的是什么底本?      傅刚:我没有用学术界通常使用的文学古籍刊行影印本,因为那个本子是赵氏覆宋本中错误最多的。赵氏覆宋本前后有三次印本,第一次印本即中华再造善本所用的底本,其本印行后不久,赵均又作了一些修改,印了第二次,这是赵氏覆宋本中最好的。文学古籍刊行影印本的底本是第三次印本,因为刷印时版片已经泐裂,字迹漫漶,刻工据字迹描修,所以讹谬甚多。对比下来,我选用了第二次印本。这个印本存世也不多,2018年我与中华书局合作,将它与翁氏藏冯班抄陈玉父本一起合印,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校笺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傅刚:我之所以作这个校笺,是因为在研究中发现清初诸家如二冯、吴光宜、纪昀使用文献时往往不标出处,或标出处也与我们所见文献不同。如清人所用《艺文类聚》与我们现在所用的宋本在文字上往往不同,这是因为他们使用的版本不一定是最善的。还有一些文献,他们能够见到,但现在已经失传。这些情况应该对读者说明,所以有必要作校笺。      其次,在研究中我们发现,清初学者对文献的考订和研究的结论,其实前后有承继关系,后来的人往往使用前人的成果或文献资料,却没有一一说明,我觉得也应该作校笺,这也是《玉台新咏》研究史中应该清理的问题。这样,清初各家在考校上的价值所在,就很清楚了。所以我的校笺主要就前人已有的字词考订作清理,许多前人没有考订的异文等,我就没有作校笺。      《玉台新咏》的诸种校勘中,何以清代学者纪昀的工作超越于众人之上?      傅刚:赵氏覆宋本出现后,经过二冯的考校,引起了士林的轰动。此前学术界多用的明通行本,这之后大家都认为赵氏覆宋本最合徐陵原貌,因此基本上都相信赵氏本了。比如吴兆宜本来用明通行本作注,但赵氏本出来后,就改用赵氏本了。纪昀比二冯和吴兆宜都晚,但他的《玉台新咏考异》(《四库全书》收入,署的是他父亲纪容舒的名)却是集大成成果。《玉台新咏》研究中的许多命题在清初学者的研究中都已经提出,而且也都给出了很客观也很具说服力的解释。此外,纪昀是清初重要的学术领袖,他仿朱熹的《韩集考异》作《玉台新咏考异》,从集部入手,考订先唐文献,而带动一代学术风气,也是很值得我们思考和研究的。      开展集部文献的研究,需要回到学术史中去,要做一些对前人研究的考量。这个时候一定要历史地去理解和看待这些学者。他们用到的参考书,像纪昀用的唐人、宋人的类书、总集等,和我们如今看到的本子不合。他们看到的可能是明本,而我们看的基本上是宋本。现在只能根据宋本,和能找到的明本来对应看看。所以,对于他们的研究成果,如果能清理一下,会发现其中很多内容存在一些辩证关系,从中也能看出清代人在考校的时候,他们的学术平台是什么。      北京大学中文系博雅特聘教授傅刚: 开展集部文献的研究,需要回到学术史中去-LMLPHP

文学、文献不能分家      您常说,我们古代文学研究者从事文献研究,是为了解决文学的问题,这句话具体该怎么理解?      傅刚:每一种文献都是独特的,面对它们的时候,要弄清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文献整理还是为了研究文学史的问题。从事古代文学研究,和做纯文献研究是很不一样的。      《玉台新咏》代表了一个时代的诗歌风潮,这部文献很有特点,它的文献能否清理好,直接关系到我们的文学史研究,影响我们在南北朝文学研究方面的结论。比如,兴膳宏教授的结论本来是对的,但是他不做版本,就会有人提出疑问。所以,《玉台新咏》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它是中国古代学术中文献和文学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个范例。我所说的文学、文献不能分家就是这个意思,也是针对当前大学中文系将文学与文献分为两个专业说的。      现在电子影印文献很发达,您如何看待不出书斋就能从事文献研究的趋势?      傅刚:现在研究文献,很多时候都是利用电子文献在做,省时省力。我还是主张要亲见其书。因为影印的时候,书籍上的很多信息会消失,还有一些拼接的东西,更是难辨它的来源。      古代文学学者做文献整理,和现代文学的研究者不一样,方法不一样,态度也不一样。当代的文献工作和老一代学者的工作之间,也有很多不同。      总有人说当代的学术不如前人,但就古籍整理而言,我认为是超过前人的。当然,目前也有股一拥而上的趋势,人人都来整理古籍,没有文献工作经验和基本知识的人也张口就谈文献整理。还有的人找一众学生帮忙,看着一大堆成果,其实精粗不一,甚至错误很多,难以利用。我还是主张学术研究是个人的事,同样,古籍整理也是一个人的事。      您对学术界目前的集部文献研究有什么特别期待吗?      傅刚:我曾经想找当代对集部文献有研究和体会的学者,开一个集部文献方法的讨论会。大家就自己的个案研究,总结整理方法和经验,并建立一些学术规则。因为当前的文献整理和研究与古时已有很大不同,我们常常会处理许多前人没有碰到的问题,总结这些处理方法,相信对目前的工作会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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