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代是史学从经部附庸走向独立时代，也是史籍空前繁荣的时代。从《汉书·艺文志》厕身于六艺略春秋类之中，西晋《中经新簿》独霸丙部，史书已经能够独与传统的六艺、诸子、诗赋分庭抗礼，这一增长速度，几乎可用爆炸来形容。这一暴涨的态势并未因永嘉南渡而中断，至东晋再次整理图书，史部书籍已经力压诸子成为了乙部，这意味着其在数量和重要性上都取得了仅次于儒家经典的地位。虽然这些书籍绝大多数已经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中，然而我们仍旧可以通过《隋书》《旧唐书》的《经籍志》来回望那个史学大发展的时代，因此从最早的金毓黻先生《中国史学史》开始，对这一时代史学的研究一直是现代学术界的热点之一，周一良先生《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特点》、逯耀东先生《魏晋史学的思想与社会基础》、胡宝国先生《汉唐间史学的发展》都是一时名作。因此，虽然魏晋南北朝史籍散亡殆尽，然而我们对它们却从不陌生。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研究的关注点更多地给予了那些已经亡佚了的史籍，通过书志记录和传世文献所引录的吉光片羽去探讨它们与当时的社会基础、政治环境、思想观念以及士族文化的关系。并且自金毓黻先生认为“本期之史，以私修者为多为佳，而官修之史，不过随以附见而已”开始（《中国史学史》），研究者们多强调这一时期史书撰作的个人立场，或直接将魏晋南北朝史学概括为士人或士族修史的结果。对于这一时期官修史书的研究，虽有牛润珍先生《汉至唐初史官制度的演变》珠玉在前，但主要围绕政治与官修史的关系、史官编制、史官人选、官修史的撰著等方面进行了论述，也尽力勾勒了汉唐史官制度演变的整体线索，但总体来说，牛先生此书的关注点更多落在外在的制度层面，而对二史八书内部所呈现出来的制度性特点似未作深入讨论。事实上，所有这些外在的制度虽然在理论上规定了史馆的运作方式，但在现实层面中，现存的史书有多少贯彻了当初的制度设计？要回答这个问题，则需要我们从史书内部去解析，就笔者浅见，似乎未见有论著进行过这方面的尝试。另一方面，唐代史官制度渐趋完善与定型，然而在此之前，其走过了怎样的发展历程？上述两个问题不仅事关魏晋南北朝史籍与史学本身，也对我们理解唐代甚至之后的史官制度有着重要意义。而聂溦萌博士的新作《中古官修史体制的运作与演进》即试图通过对魏晋南北朝各史自身体例、取材、编纂方式的分析来回答上述两个问题。
杨子华《北齐校书图》，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宋摹本
在全书的起首，作者并未像一般著作一样回顾有关本课题的相关学术史，而是回到了问题的原点，从《史记》开始追问纪传编次的内在逻辑以及因此形成的传统，既而讨论《汉书》以降诸史对《史记》确立的传统继承、发展、革新直到唐代走向定型的过程。而在这长达数百年的过程中，纪传体正史的传统也塑造着官方的修史体制，两者在长期的互动中最终走向唐代的定型。本章可以视为全书的一个引子，引出的是整个的官方修史体系如何在既有体制内解决史源问题以及这一体系如何细化编纂流程。在这一框架下，全书第二至四章讨论的政务文书如何进入了正史成为其史源性文献的历史过程，第五章则可以视作南北朝正史生成前史，在这些章节中，我们可以看到各个朝代不断地完善修史体系，以期将日常政务运作固定下来，最终形成官修正史的过程。
在展开正式讨论的第二、第三章，作者首先把目光投向了《汉书》及《后汉书》为首的中古时期的“列国”“四夷”及“孝义传”。这些传记与其他单个的人物列传不同，所叙述的对象或是异域国家及民族，或是孝子义士的合传，所描述的内容或包括其国之方位、道里、物产、风俗，或是小人物模式化的孝义事迹。异域的事迹显非私家撰述所能涵盖，而孝义传则与残存的关乎人事选举的公文奏报有着一定的重合，其传记也因较为简略粗糙，呈现出“公文化”的倾向，因此这两章构成了本书的第一单元，即期望透过这两种较为特殊的传记，来观察从经典史著所确立的史学传统如何与官方修史体系彼此影响与塑造，两者又如何在互动中最终走向了以唐代为代表的官方修史体系的成熟与定型。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列国传的史源从最初偶然形成的使者报告一变而为梁代、隋代有意编纂而成的《职贡图》《西域图记》。到了唐代，《西域图志》明确由史馆编修，而负责外国使者接待的鸿胪都有责任询问并记录蕃国外方所提供的本国山川风土信息，并将其上报史馆。而孝义传的写作传统也进一步刺激了察举、考核、举荐过程中所产生的政务文书进入史馆，成为后续这类传记的史源。最终，在唐代“诸司应送史馆事例”中，明确了孝义旌表、高人逸士、义夫节妇的报送材料也必须按时交纳史馆。
如果说在以上两章中作者试图用两种特别的类传去勾勒史书传统与修史体系的互动，那么之后的第四章则将视线转移到了纪传体史书中体量最大的列传。在唐代的史馆制度中，官员去世后不久所写的行状最后必须交到史馆归档，故而与史传理论上有着密切的关联，而这一制度在唐前的演进过程以及与此有关的政务运作则是作者在本章中着重讨论的内容。但是作者也注意到了骈体的行状其实很难作为史传直接的材料依据，反而是南北朝晚期的一些碑志与史传有着高度的对应关系，由此认为碑志是官方的吊恤向史传修撰伸出的触角，撰写碑志者不乏史官背景，他们在撰写碑志与史传时共享了同一批史源。
在接下来的第五章，作者以干宝《晋纪》为代表的东晋及其后的编年史为切入点，向我们展示了这类编年史对于东晋南朝官修史体系的意义。实际上，以《晋纪》为代表的官修编年史，它们与前后时代的纪传体官修史书并不是相互替代的关系，而是相当于纪传体的“前体”，属于最原始的档案记注与纪传体之间的中间产品。而这类编年体史书在整个南朝都有或隐或显的编纂，我们今天仍旧能在《宋书》的“带叙法”中看到编年史中附传的痕迹。而另一方面，纪传体的史书在王朝存续当时便已有大量编纂，从王隐《晋书》到何法盛《晋中兴书》再到何承天《宋书》，这些当时所编纂的纪传体史书传递了史书修撰的另一条线索。作者在通过对唐修《晋书》编次的分析，发现其所依据的蓝本除了王隐、臧荣绪的《晋书》、何法盛的《晋中兴书》外，还包括了一部分刘宋的国史。
在最后一个单元中，作者讨论了十六国及北朝的官方修史的情况。其中有关十六国的梳理是此前研究中较少触及的，在第八章中，作者逐一分析了汉赵、前燕、后赵、前凉、前秦、后燕、南燕等诸国的修史情况，发现在编年史与纪传体国史的选择与是否承认魏晋法统也有着隐秘的联系。这一单元的重头戏当然是学界讨论甚多的魏收《魏书》与北魏修史制度，在梳理了北魏当日所修起居注与纪传体国史之后，作者透过被魏收淆乱了的《魏书》编次，从各朝降臣传的排列规律中推测出了北魏国史的原貌，无疑大大推进了我们对于北魏官修国史的认识。
长久以来，魏晋南北朝那些史部佚籍始终牵动着研究者的注意，无论是从文献学还是历史学角度都有过相当多的讨论，相对而言，对这一时期传世史籍的研究则要冷落得多。聂溦萌博士参与《晋书》修订有年，对二史八书素有研究，故本书立足正史，以最习见之材料，为我们清晰地勾勒了在《史》《汉》传统确立之后，中古时代修史系统如何在制度传承、修史传统、政务运作多方合力的作用下逐渐走向定型的历史过程。笔者认为，本书在方法论上有着重要意义，即官修史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之结合。如果说静态地描述某一时段的史馆制度及其运作方式是所谓外部研究，则内部研究是基于现存史籍自身的分析与研究，如果加以类比，我愿意称之为“文献的法医学”。实际上，当日史馆中的文献存量、藏书状况以及史官的编纂方式都会在现存史籍的体例、编次、史源中体现出来，而其反映的内容远较传世文献中所留下的线索更为丰富。在本书中，作者通过《晋书》史源及《魏书》卷次推测刘宋及北魏国史的部分都无疑是全书中最为精彩的段落之一，可谓“无中生有”，却又令人信服。这或许就是“文献法医学”的魅力所在吧。而在对于史馆制度的外部研究中，作者始终保持着对于制度发展与演变的关注。在对这数百年修史制度的梳理中，作者没有停留在对既定制度的简单描述，而是力图通过对制度运行的实例，来展示什么是“活的制度史”，其对于行状及碑志在赠谥及丧葬仪式中有官方介入的运作过程作了很好的复原，充分揭示了这些原始的档案与史传之间的关联。而其对于这一时期编年史与纪传体史籍的更迭消长与国史的形成更是提示我们，唐代成熟的国史制度其实都是经过了魏晋南北朝时代漫长的发育生长，而作者将这一过程细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可以说本书在一定程度上打通了从汉到唐修史制度的演进历史，而这一过程从未因朝代更迭而中断，反而日趋严密化与制度化，从这个角度而言，对这一段制度史的讨论也对于我们理解所有古代官修史书有着重要意义。
随着修订本二十四史的陆续出版，对于正史本身及相关制度的研究也日趋深入，前有邱靖嘉博士的《金史纂修考》和苗润博博士的《辽史探源》，聂溦萌博士此书无意中与二书构成一个系列，让我们看到不同历史时期官修正史某些共性的东西，而留下的空白也为我们打开了更多的研究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