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后院，有一汪清澈的湖水。涓涓细流，通往一条宽阔的大河。沿河水北上数十里，便可进入一片林木幽深的原野。那里，曾发生过一桩值得历史铭记的往事。
说来也巧。加拿大共产党的诞生，与中国共产党恰好在同一年，只是早了一个多月罢了。
百年加共，建党之路同样艰难曲折
1921年5月22日那天，曾有18位年轻人，悄悄踏足这片原野。他们是来自加拿大不同省份的共产党员代表，经长途跋涉，陆续抵达了一座孤零零的农庄。
接下来的三天三夜里，这18位年轻人躲藏在农庄上一座漆成深红色的大谷仓中，伴着两头奶牛、一群鸡鸭，在铺着干草的地板上同吃同睡，讨论了关于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本质、辩论了无产阶级专政和群众运动的必要性、起草了加拿大共产党组织的章程、投票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宣告了加拿大共产党的诞生，从此把历史的重担，挑在了自己的肩上。
自从1919年以来，加拿大警方就把一些进步社团宣布为非法组织，并逮捕了一批领导人。因此，筹备这次首届代表大会的过程，颇费脑筋。
加共创始人之一蒂姆·巴克与圭尔夫市自来水厂的工人阿尔伯特·法雷是好友。当蒂姆?巴克前往圭尔夫市召集当地工人开碰头会时，曾被一批突然闯入、捣乱闹事的人抓住，扔进了湍急的河水中。多亏法雷跳入河中营救，才幸免于难。
法雷也是共产党员，他家坐落在一个小农庄里，远离都市，人迹罕至。于是，大家最终选择了在法雷的农庄里聚会，并精心策划，采取了各种措施，严防消息走漏，遭到警方突袭。
代表们乘坐火车、汽车、马车，或徒步旅行，甚至刻意绕道，在两天中的不同时段，分别抵达了矗立在原野上的这座红色谷仓。
大家全部采用了化名、假名，并设置了秘密接头暗号。开会时，他们用牛皮纸罩住了谷仓里明亮的电灯泡，刻意压低嗓音，以致在奶牛哗哗撒尿时，不得不中断发言和辩论。
他们安排了一名代表装作修烟囱的泥瓦匠，站在高高的谷仓顶上，朝田野里四下瞭望。另外一名代表则担任警戒，扮成农场工人模样，腰中藏着手枪，把食物盛在小水桶里，装作喂牛，分批送入谷仓。
大家分时就餐、分头如厕，夜深时，在干草堆里和衣而卧。唯一的女代表，是来自多伦多的女教师。她被安排到法雷家房屋的卧室中就寝。
原野上，没出现过一辆警车。村道上，也未见行迹可疑的路人。一切，似乎都神不知，鬼不觉，天衣无缝。
天真的年轻人啊，却万万没料到，警方的卧底，早已乔装打扮，混入了代表们中间，不仅煞有介事地参与了讨论、表决，欢呼了加拿大共产党的诞生，也暗中记录下了每个人的真名、化名，以及各自的身份、职业。当这些年轻人踌躇满志地离开谷仓之后，一切都被迅速呈报到多伦多警察总局。紧接着，便开始了监视、跟踪、逮捕、审判。
多年后，我手捧着警方解禁后公布的那18个人的名单，苦苦猜测，他们中的哪一个，是蒂姆·巴克的化名呢？他后来成为加拿大共产党总书记，并险些死于一场谋杀。
1932年，蒂姆·巴克等八位共产党员被捕入狱。他们均被起诉为“思想政治犯”。不久之后的某一天，监狱中突然发生了一场骚乱。在平息骚乱的过程中，尽管蒂姆·巴克没有参加骚乱，但警方的子弹却像长了眼睛般，从一面窗口准确地射入了单独关押他的那间牢房。墙上留下的弹孔，有步枪子弹，也有手枪子弹。这位全国头号政治犯，差点因警方镇压“监狱骚乱”之借口而“偶然丧生于流弹之下”。事后的调查，彻底戳穿了警方妄图嫁祸于人的卑鄙伎俩，也使这场轰动朝野的案件，永载史册。
在多方营救下，蒂姆·巴克出狱后，流亡美国数年。我曾读到过白求恩医生从太行山上写给他的无数封信函，焦急万分地恳求加拿大共产党对八路军的支援。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正值加拿大共产党的鼎盛时期，仅是持有党证的党员，就将近两万之众，此外，还有数倍于此、遍布在产业工人之间的各种左翼进步组织成员。
加共引以为豪的业绩，包括响应共产国际的号召，组织浩浩荡荡的志愿军旅，奔赴西班牙，浴血奋战。这支队伍中近1000名共产党员，为了高尚纯洁的理想，奉献了他们年轻的生命。
2014年，我曾采访过居住在附近城市的一位加拿大老共产党员，比尔·西塞尔·史密斯。他的父亲爱德华，就是亲自率领加拿大志愿军奔赴西班牙战场的那位共产党旅长。70多岁的比尔，并未糊涂，但他口口声声把志愿军称为“红军”。我明白萦绕在老人心头那挥之不去的思念。
比尔的父母，均为白求恩的亲密战友。迄今发现的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白求恩与毛泽东在延安的合影照片，便是白求恩万里迢迢从太行山上邮寄给比尔的母亲丽莲的。在丽莲的后半生里，她默默珍藏着这帧照片，还有白求恩写给她的最后一封信函，直到她永远地合上了双眼。比尔在整理母亲的遗物时，发现了这张照片，他又继续保存了数十载，直至他也步入人生暮年。
比尔的父母，还有比尔自己，皆因投身共产主义运动，而遭受迫害，穷愁潦倒，妻离子散。2015年秋天，比尔跟随我前往中国，捐献了这张珍贵的照片、白求恩的亲笔信函，还有志愿军旅长爱德华·西塞尔·史密斯出征西班牙时，手中高擎的那两把仪仗剑，终于了却了两代人的心愿。
住在温哥华的加共老党员莱斯布里奇教授，是白求恩研究专家，与我交往十多年了。他告诉我，40年代初期，白求恩牺牲后不久，加拿大政府就开始建造集中营了。从东到西，在不同城市中，建造了好几处。不仅关押共产党员，也包括政府认为需要“改造”的印第安原住民。共产党员的儿女们，在婴儿期就被强行从家中带走，送入政府管辖的儿童教养机构，或者安排他人领养，以远离其父母的“赤色”影响。直到1983年，掌管情报工作的皇家骑警仍在制定秘密措施，计划抓捕1000多名加拿大共产党员，投入集中营里。这种严密监控，一直持续到了90年代。随着东欧社会主义集团纷纷解体，潜在的威胁似乎消除了，警方才开始放松魔爪。
谈到加共历史，莱斯布里奇教授说，加共早期曾历经多次激烈的路线斗争，包括围绕着不同派别诸如托洛茨基追随者的分裂活动。然而，最严峻的考验，发生在1991年。面临苏联解体带来的塌方式效应，人心涣散。加共党内一些掌权者丧失了信念，试图解散该党。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坚守信念的党员们团结一致，共同斗争，最终击溃了解散的企图。1992年，加共浴火重生，不仅从低谷中走了出来，并开始逐年增长。
建党初期的领导人蒂姆·巴克是机械工人出身，品德高尚、备受尊敬。他担任加共总书记，长达30多年，但他在1973年就去世了，如今的加共总书记是谁呢？
“从1992年开始，加共便取消了‘总书记’这个称号。” 莱斯布里奇教授回答我。“凡是涉及到对外发布媒体消息时，仅仅采用‘党领导’一词，彰显最高决策层中央委员会集体运作的模式。”
现任的“党领导”，是伊丽莎白·罗利。她居住在多伦多，属于职业政治活动家。自2016年起，她成为加共历史上担任最高领导人职务的第一个女性。
“加共一直与中国共产党保持着联系。”他说。“过几天，中央委员会就准备开会，讨论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呢！”
重读白求恩，他的精神于今意义何在？
最近，加拿大右翼媒体《国家邮报》上刊登了一篇文章，建议拆除在加拿大修建的几座白求恩雕像和纪念馆。为此，加共中央委员会于第二天（3月12日）便在该党报纸《人民之声》上及时发出了铿锵有力的谴责声明。
声明指出，该文作者把对印第安原住民犯有种族灭绝罪行的加拿大前总督麦克唐纳与白求恩相提并论，实在是荒谬至极。作者的理由是，白求恩帮助过中国，而中国眼下被污蔑为种族灭绝的国家，因此，这二人之间便有了共同点。
“而事实上，白求恩与麦克唐纳毫无共同之处。他是一名共产党员，不但曾在西班牙和中国抗击法西斯主义，也是最早在加拿大为普及公共医疗而奋斗的医生。”声明说。“尽管保守党人不乐意看到此点，但迄今为止，白求恩仍然是国内外最受尊敬的加拿大人之一，因为他勇敢地拥抱了全人类。”
声明毫不客气地揭露了该文幕后极右势力和反华组织的阴谋，他们妄图通过搅混水，操纵舆论，攻击白求恩，把针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所进行的正义斗争转变为反对共产主义。当资本主义制度正在彻底暴露其无法满足人民基本需求的弊端时，此类文章频频抛头露面，掀起了一轮新的反共潮流。
“现在，美国和加拿大政府每天都在通过各种借口污蔑中国，以便维持美帝国主义在全球的霸权。威胁世界和平的，不是中国，而是美国及北约的帝国主义势力。80年来，它们多数时间都在进行侵略战争。”声明的每字每句都旗帜鲜明、掷地有声。“杀害穆斯林人民的，不是中国，而是美国。过去20年来，美国在阿富汗、巴基斯坦，以及中东和北非多地，平均每天都投下46枚炸弹。”
声明结尾强调说，“我们与世界上数百万人一样，坚信白求恩的精神遗产值得铭记与尊重。”
在白求恩的故乡，铭记缅怀这位英雄远去的身影，似乎格外艰难。尽管如此，我和朋友们，没有一天放弃过努力。
与莱斯布里奇教授头一次见面，是2009年的秋天。11月12日，在白求恩逝世70周年的那一天，我和同事们策划了这场在蒙特利尔举行的国际研讨会。冒着寒风中飘落的雪花，大家在街头的白求恩塑像前，轮流向英雄献上了一支支芬芳美丽的鲜花。
路人纷纷驻足观看，却有几人能明白，为什么我们泪如涌泉？那绝非单纯地对一个英雄的崇拜。那关乎到我们回首来路，检视足迹时，对人生价值的自我审判。
相隔十年，我们再次携手，编辑出版了英文版新书《重读白求恩》，收录了一批学者关于白求恩精神的论著。
2019年的秋天，我与中加双方学者共同策划了纪念白求恩逝世80周年的国际研讨会，拟定了一个引人深思的题目：“白求恩精神于今意义何在？”
我满心期盼着，莱斯布里奇教授能够代表加拿大共产党，前来参加这场盛会。遗憾的是，由于健康原因，他无法长途飞行，与远道而来的中国专家们相聚畅谈。好在他传来了自己的论文，委托他人代为宣读。
在这篇论文中，莱斯布里奇强调说，白求恩牺牲之后，世间越来越多的人们，为了调和阶级矛盾的需要，采用“人道主义精神”来解读白求恩崇高的理想世界。这种做法矮化、亵渎了英雄的初衷，必须予以纠正，方不枉白求恩的牺牲奉献。
唉，真是一个当今几乎绝迹的老布尔什维克！连饮水都无法从口中进入了，而只能依赖注射器从腹部输入身体，维持着生命，却初衷未改，赤诚如故。
是的，他说的不错。
我们怎能忘怀呢？白求恩在奔赴华夏大地前，向加共党组织提出了一个要求：“我仅有一个条件。假如我回不来了，你们必须让世人知晓，诺尔曼?白求恩是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牺牲的。”
然而，这么多年过去了，试图把白求恩解释为人道主义者、而非共产党员的声音，像个幽灵，一直在游荡。时至今日，不少中外学者和白求恩研究专家，仍然秉持着上述观点。
我能够理解他们的苦衷。
自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麦卡锡主义的白色恐怖便席卷北美大地。为了生存、自保，不少白求恩当年的战友，都纷纷退出了共产党组织。还有些人，甚至故意放出风声，把自己塑造成曾与白求恩进行过斗争的“英雄”！人性的懦弱，实在可怜。
时至今日，污名化的硝烟，甚嚣尘上，弥漫全球，早已混淆了是非界限。也许是出于夹缝求生的需要，也许是不甘心一位伟大的英雄形象被淹没在反共思维的浪潮下，于是，善良的人们，如拉瑞·汉纳特教授，也为白求恩罩上了“披着红色斗篷的人道主义者”这样一道光环，以此淡化他的政治色彩。
拉瑞·汉纳特教授温文尔雅、谦虚低调，是著名的白求恩研究专家。他曾忧心忡忡地提醒我：“白求恩不应该只是作为中国人所念念不忘的英雄，而应该有更多的加拿大人，加入到缅怀纪念他的队伍中来，这个世界才会有希望。”
对白求恩精神所象征意义的研究，将如何发展呢？
近年来，我结识了多伦多一个年轻有为的青年学者，泰勒·温特泽尔。他独辟蹊径，采取严肃冷静的目光，挖掘抢救了埋葬在瀚海中的大量史料，研究加拿大共产主义运动史中的重要人物。他最近出版的新书《不为帝王不为国》，围绕着白求恩的战友、加共党员、志愿军旅长爱德华·西塞尔·史密斯的生平，尤其是加共投入西班牙战场的前因后果，做了客观详尽的阐述。
泰勒·温特泽尔说，他接下来的研究，将围绕着加共历史上一些有争议的著名领袖而展开，力图还原历史真相。
“李教授，您有兴趣了解这些吗？”他看着我，目光炯炯。
研讨会上，中加双方学者直抒胸臆，畅所欲言，争论得面红耳赤，却淋漓酣畅。会议结束后，人们依依不舍地挥手道别，相约来年。
光阴荏苒，转眼已是百年。自那次神秘的谷仓会议结束后，加拿大共产党就把每年的5月28日这天确立为建党纪念日了。
莱斯布里奇教授告诉我，鉴于新冠疫情在加拿大肆虐，加共中央不准备举办大型活动了，各地党组织将因地制宜，分头纪念。
谷仓里的那盏明灯灿若星辰，照耀始终
严冬过去，春天再次来临。窗外那片湖水已经解冻，清波荡漾。我的思绪，回溯到当初点燃谷仓里那盏明灯的年轻人身上。
那个乔装打扮、成功混入党代表名单的警方密探，究竟是18位青年中的哪一个呢？我反复琢磨着眼前那一串化名，以及他们各自所代表的省份和地区，试图解开当年留下的谜团。
几代人都离去了。建党时期的代表们，均已作古。不仅远在温哥华的莱斯布里奇教授无法回答我，即便是眼下躺在养老院的床榻上、曾撰文介绍过谷仓今昔的老记者伊斯特布鲁克，也无能为力。
转念一想，我释然了。也许，解开这种悬疑的努力，根本就是多余之举。无论人们曾经扮演过什么角色，在历史长河的冲刷下，谁能保证，他们的身份就永远不会改变？
出席了谷仓会议的代表中，几年之后，有人便因观点相悖而脱离组织，分道扬镳了，其中就包括那位唯一的女代表。
岁月沉浮，大浪淘沙。那个曾混入谷仓的卧底，在其间谍生涯中，难道就不会受理想主义感召，从而卷入改造社会的滚滚洪流，最终转变为白求恩们的战友吗？
谷仓里那十几个年轻人扑朔迷离的身影，也令我联想起几乎是同一时期出现在地球另一端的十几个年轻人。
2017年春天，我首次带领加拿大教育家访华团去中国交流。黄浦江畔停留三日，在豪华时尚的酒吧区“新天地”散步时，众人皆被爵士乐、咖啡座、衣香鬓影的人攫住了目光，唯有一位人到中年的教育局长自告奋勇，默默尾随着我，步入隐在小巷深处的中共一大会址。
本不期望一个老外能理解什么，没想到，吃惊的，却是我。
“古巴共产党成立之初，也是中途转移到船上才完成的，和中共的经历巧合呢！”身后传来教育局长的轻声慨叹。“那时的毛泽东，才28岁啊！这些年轻人，都是有志于改造社会的理想主义者。”
我回过头来，睁大眼睛，重新打量着这位灰蓝色眼睛的加拿大人。一瞬间，他在我心目中，全然变了模样。心里悄悄揣测，他，或是他的父辈，可曾听说过原野上那座神秘的谷仓？
对传说中近在咫尺的那座谷仓，我充满了好奇。它，究竟在哪里呢？
别说是我了，即便当事人活到了今天，脑中也会是一片迷茫。试想，在惊恐中躲避追杀的日子里，人们连具体的会议日期都记不准确了，何况那一片茫茫无边的原野呢？
一番寻找，留在我心中的，唯有深深的叹息。
河水依然在静静地流淌。河畔那片原野上，却早已盖满了一排又一排连绵不绝的别墅。当年矗立着红色谷仓的玉米田里，如今是一座鲜花环绕的养老院。谷仓，已无处可觅。
好在历史似乎总是眨着神秘的眼睛，在暗中眷顾着，为那些不该消失的东西，留下它们的痕迹。
1972年，农庄的主人法雷，早已离世多年。此时，有人从他的孙辈手里买下了这片土地。在翻修那座老房子时，人们从门廊的柱子里，赫然发现了一张藏匿着的纸条。
纸条早已发霉，边缘残缺不全，但用黑色墨水书写的字迹，却仍旧依稀可辨：
敬告后世发现这张纸条的人们：
此门廊于1920年夏天为阿尔伯特·法雷亲手建造。
目前看来，我们正在迅速接近资本主义制度的巅峰阶段。
衷心希望全人类携手合作的大同世界即将来临！
纸条的末端，留下了十个人郑重其事的签名，除了农庄主人法雷和他的妻子儿女之外，还有两位建筑工人。
人们用这种方式，保存了加拿大共产党诞生地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