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明天（9月16日）上午，当代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美学家、哲学教育家、北京大学哲学系著名教授、《黑格尔著作集》中文版主编张世英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将在八宝山举行。享年100岁的张世英先生于2020年9月10日10：49分在北京大学国际医院仙逝。生前，张世英先生与讲堂有很深的缘分（见文末链接），闻此消息，听友纷纷表示哀悼。今刊发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院长孙向晨怀念文章，以兹纪念。
教师节的上午，几乎是同时，接到顾春芳老师和邓安庆老师发来的信息，我们的张先生走了。心陡然地沉了下去。前些日子，曾把新书寄给先生，并写了祝福的话，但没有回应。这在以往从没有发生过，张先生总能以最快速度回复各种信件，交流各种问题。张先生思维非常活跃，非常敏锐，关注时代，关心学术的发展。现在张先生的回音竟成了永远的期待。
孙向晨与张世英有着密切交往
*因为黑格尔，父亲、导师和我都请教张先生
最早知道张先生应该是在中学生时代，家里有不少关于黑格尔的著作，除了贺麟先生的翻译，还有两个名字也记住了，姜丕之和张世英。86年进复旦读本科时，没多久哲学系就从200号搬到了文科楼，帮系里搬书时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大堆影印的《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述评》，这正是之前张先生在复旦讲课时用的教材，那时复旦哲学系的学生几乎人手一册，张世英的名字再一次深深地印入了脑海。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作为张先生老学生的儿子以及初出茅庐的哲学研究生的双重身份曾去拜访张先生。因为硕士论文做的是黑格尔，看的参考资料中很多都是张先生撰写和编辑的，因此做黑格尔研究便一定要去拜访张先生。引介我去拜访张先生的便是我的父亲和硕士导师陈京璇老师。父亲60年代在北大读研时，他的研究生导师是任华先生。由于任先生高度近视，所以他的入学试卷是由张老师批阅的。四道题，只答了三道，一道关于狄德罗的问题完全没时间答了，不过张先生认为其他的试题答得很不错，便录取了；那时的人似乎更看重文字中显现的人，而不那么拘泥形式。他听过张先生的课，也经常向张先生请教，与张先生一直保持着师生之谊。而我的硕士导师陈京璇老师，50年代末在北大读研究生班时，亦与张先生过从甚密，80年代张先生在复旦讲课就是她邀请的。
作为初学者，很有些不知道天高地厚，去拜访张先生也是滔滔不绝，但依然记得张先生非常和蔼，很认真地倾听一个初学者的絮叨，从不打断，也没有丝毫的不耐烦。好像向张先生请教过一些很基本的问题，张先生拿出他新主编的《黑格尔辞典》，翻出一些词条让我看，嘱咐我首先要认真阅读原文，不要急于下判断。这就是在读书时候张先生给我的最初印象。1994年在北大进修时，更是常去张先生那里拜访，那时中关园住着好些北大的老先生，洪谦先生、任华先生、熊伟先生、朱德生先生都住那里，张先生家也在那里，感觉住在中关园的都是些学问大家。在张先生家里还曾遇见过张慎老师，张先生介绍这是从德国留学回来的博士，当时留学回来的博士很少，哲学博士更少，张慎老师也曾是张先生的研究生，所以印象很深。
张世英主编的《黑格尔辞典》《黑格尔<小逻辑>》
在复旦留校后，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接替陈京璇老师的课，教授黑格尔的《小逻辑》，参考的重要资料之一就是张先生的《黑格尔《小逻辑》绎注》。当年陈京璇老师在北大进修时，给他们上黑格尔《小逻辑》的是贺麟先生，虽然那时贺先生已经调到科学院哲学所工作，但还在北大上课，不过贺先生讲完课就回北京城里了，平时教研室的活动以及相关的学术讨论主要都与张先生有关。因为翻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辑，教研室有些稿费，他们常进城聚餐，因此接触很多，关系密切。这一阶段也正是张先生论述黑格尔哲学著述很丰富的时期，陈京璇老师一直非常感念那个年代，对于黑格尔哲学的学习印象尤其深刻。之后，陈京璇老师在复旦开设了《黑格尔<小逻辑>》一课，我曾看过陈老师手头的《小逻辑》中文的初版本，密密麻麻写满了红色的批注，想必也是当年跟着贺先生、张先生学习时写下的心得。
*“让我们做个朋友吧”，尊重他人才有自我
正当人们惊叹于张先生黑格尔研究有着丰硕的成果时，张先生却走向了西方现当代哲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结合中西哲学，重新反思，为自己开创了一个“自由”的天地，也建立起了自己的哲学体系。在一个主要还是在论述古人和西方哲学的时代，张先生就已率先走出了“翻译”与“注疏”的时代，并且深刻地反思了黑格尔哲学自身的局限，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利弊得失也有自己的判断，提出了自己的哲学主张。父亲对于张先生的这一转向很敏感，早在2003年，父亲就对张先生的《哲学导论》给出了评论，认为不只是哲学的“导论”而已，而是接续了熊十力、冯友兰等先生哲学原创的传统，提出了自己独创性的哲学体系（见“希望哲学：生长‘能思想的苇草’”，社会科学报2003年5月29日）。张先生曾不止一次将此评论作为附录收录在他的著作中。2005年父亲又在《江海学刊》发表了“一个民族的现代的哲学系统”对张先生的哲学体系作了新的表述，同时也提出了批评意见，张先生后来在他的文章中非常诚恳地接受了所提意见，肯定了需要用“社会存在论”来使“万物一体”的生活世界具体化和现实化的看法。张先生“觉得意见切中要害，我的哲学探索还需加大步伐，继续前行”，展示了一位大学者虚怀若谷的胸襟。2016年为庆祝张先生九五华诞，父亲在《文汇学人》发表了“张世英老师的哲学生涯”，阐述了张老师“面对现实，超越现实”的哲学精神。张先生很是认可，称之为“最系统、最准确、最深刻”的评论。
2012年，父亲出版了那“十年”中的日记，请张世英先生做序，那时张先生已经九十高龄，先生也曾有些犹豫，因为有人劝他不要沾涉及那十年的事，但张先生出于对一个民族伟大复兴的责任，还是写下了长篇序言，非常深入地分析了“动乱”的文化基础，在看到“何等放肆、何等自由”时，深刻地指出“这种放肆、自由，仍是带着枷锁跳舞。”“自以为反了封建专制，却仍然维护了封建专制；自以为获得了自我解放却仍然扼杀了自我。”为此张先生在“序”中反复引了父亲在“自序”中的一段话：“没有一种独立的精神，没有一种自由的思想，一个人就没有了灵魂，一个民族就会沉沦。”甚至在张先生《九十思问》一书的封面上，也再次引用了这段话，并且把他的“序言”收入其中，可见张先生对“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用心之切。
2013年，孙向晨父子拜访张世英（右），抚今追昔，纵论学术
2012年2月陪父亲去拜访张先生时，先生送了他新出版的《中西文化与自我》，特地翻出书中引用拙作《面对他者：莱维纳斯哲学思想研究》中论述他者的话，来表明“他者”的优先性。在张先生看来，“真正意义的‘独立’、‘自由’，不仅要求尊重‘一己’之‘自我’，而且更要求尊重‘他人’之‘自我’”，只有尊重他人的自我才有真正的和谐，同时他也不同意莱维纳斯把他者与超越的神圣性联系起来的看法。张先生对学术动态的熟悉，对年轻人作品的关注，着实让我惊讶。记得那是在张先生回龙观的府邸，除谈正从事的工作外，还谈到学界的情况，为时代的进步开怀，也为社会的问题忧思，在先生家谈话非常尽兴，先生很诚恳地拉着我的手说，让我们做个朋友吧。这大出我的意外，感动至深。那已经是位九十多高龄德高望重的老学者，是父亲和导师的老师，却如此平易，如此诚挚，那个场景让我终身忘怀，也映照出张先生一生谦逊平易的风格。
*用美学融合中西哲学之境，到达最高的自由
2014年中秋，正好一家人在北京旅游访客，张先生知道后，盛情邀请全家到张先生府上做客，父亲非常高兴，欣然答应，带着我们去先生家拜访。先生的公子晓岚先生、晓崧夫妇也一直陪伴在旁，两家三代学人，济济一堂，抚今追昔，纵论学术。这样的师生情谊让人久久回味，那情形令人难以忘怀。张先生送了父亲一幅他的书法作品：“无穷岁月增中减，有味诗书苦后甜”，道尽一位耄耋老者学术生涯的无穷意味。期间讲到巴迪乌早年曾写过评论张先生的文章，我建议把这本小书翻译出来，张先生很是高兴。回复旦后，请年轻的同事谢晶老师翻译出来了。这还是非常少见的文献，一位法国的哲学家为中国哲学家所写的评论文章，无论是张先生早年研究黑格尔的论述，还是巴迪乌的评论，都不脱当年的时代背景，但巴迪乌把张先生的黑格尔研究置于科耶夫和阿尔都塞之间来理解，以这样一种广阔的思想背景来理解张先生的黑格尔研究是非常有价值的。
后来因为筹备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的关系，常去北京，也常去张先生的家，先生很喜欢与年轻人聊天，既聊过去往事，也谈现实问题，每每提出一些热点问题，先生并不急于给出评论，而总是先问你怎么看？先生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在他朴实的话语中总透着一股正直之气和不失天真的童心。当先生知道我在负责一些学术的行政事务时，特地为我题了“敢为人先”四个字，这四个字几乎成了我工作的座右铭，做事时常常会想起先生的鼓励。每次聊天结束，张先生必留饭，有时晓崧先生陪着，有时张先生自己带我去吃饭，深为张先生胃口不输年轻人、身体健朗而高兴。
张世英为孙向晨题了“敢为人先”四个字，几乎成了孙向晨工作的座右铭
2016年，在北大召开了张世英先生九五华诞暨“境界与文化”学术研讨会，并出版了十卷本的《张世英文集》。那次大会上全国各地来了很多嘉宾，大家的发言非常踊跃，时间也大大超时，到了中午时分上午的发言仍没有结束，我很紧张地提醒海峰主任，是否可以让先生提前退场了，海峰很是为难，因为先生坚持要听完，并做了最后发言，那已经是下午时分了。先生对与会者的尊重感动了所有参会者。会议间隙，先生看见我很高兴，向与会的北大老先生们高声介绍，他爸爸是孙月才，似乎很为北大哲学系的学生中出了个“哲二代”而高兴。
对于世界哲学大会的展开，张先生非常关心，专门接受了李念女士的专访，畅谈了他对于哲学的理解，并提出要让“哲学仙女”下凡，让哲学现实化，而现实的人也要懂点哲学。在2017年世界哲学大会在中国的启动大会上，张先生应邀作了大会的主旨发言“世界哲学在走向中西哲学互通互融的道路上大步前进”，事实上张先生自己就是在中西哲学互通互融上的先行者。
蒙张先生的信任，担任了“张世英美学哲学学术奖”的评委，先生对于中国哲学界充满期待，希望有更多原创性的著作问世，更期待中国的美学界有新的突破。很多人对张先生强调“美学”似乎不解，其实这正是张先生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寻求超越的地方，在其中寄托了张先生对于“自由”的追求，也寄托了张先生在中国文化语境下对于人生境界的想往。记得有一次在张先生家时，他曾特别谈到“美学”问题。在他看来，“美”不能局限在好听好看的层面，更拒斥艺术的功利化，强调美要有其神圣性。“美”就意味着对于现实的超越，对于必然性的超越，这就把美学问题与张先生哲学体系中的境界学说融合在一起了，与克尔凯戈尔把“审美”看作人生第一阶段不同，张先生始终把“审美”看作人生的最高境界，一种自由的境界。张先生自己就怡然于诗书的氛围中，他对于古诗词的修养渗透在他的哲学思考之中，每每有切中肯綮之说。2019年12月26日，当他听说复旦哲学学院成立了艺术哲学系时，还专门发email给我，“在复旦能成立艺术研究系，这对发展文化是一大贡献，我预先向您祝贺了。”此时，张先生身体已经不如往常，但依然关心艺术与美学在中国的发展，这是先生给我的最后一封email。
2016年，在北大召开了张世英先生九五华诞暨“境界与文化”学术研讨会，并出版了十卷本的《张世英文集》
非常有幸，父子两代人与张先生都有密切交往，点点滴滴都铭记于怀。在过往的这些交流中，先生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这种“面对现实、超越现实”的哲学精神，先生有强烈的现实关怀，敢于面对现实，但始终追求哲学的境界，努力超越现实。针对中国文化，在反思传统的过程中，先生特别主张伸张“自我”之觉醒，呼唤人的自由本质；针对哲学追求，在中西汇通的基础上，先生讲究一种“万有相通”的哲学世界。张先生在晚年依然充满哲学激情，满怀对于人类和民族的悲悯关切，深刻反思文化与时代的问题，这是一种深邃的哲学精神，一种永无止境的创造精神。今年上半年，刘佩英老师寄来了《中西哲学对话——不同而相通》一书，这是张先生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书。张先生在书中再次阐述了“哲学何为与中国哲学未来走向”这两个始终萦绕于怀的问题，他将他一生的哲学追求浓缩在了这两个问题之上，他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在2018年世界哲学的大会上，先生做了“做一个有诗意的自由人”的报告，非常鲜明地道出了先生安身立命的哲学旨趣，这也是他对后辈学人的殷殷嘱托。
《中西哲学对话——不同而相通》一书是张世英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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