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指挥像朋友，有的像严厉的家长，而这个荷兰人的“强硬程度”有目共睹……
“有的指挥像朋友，有的则像严厉的家长，梵志登明显是后者。在他的执棒下，乐手将被激发出最大潜力。”在上海乐队学院小提琴专业学生于任超眼中，这个即将正式继任纽约爱乐音乐总监的荷兰人，是一位“强硬型的指挥”。本周日，梵志登将执棒上海交响乐团上演马勒《第九交响曲》。
▲梵志登执棒上海交响乐团与上海乐队学院部分学生，彩排马勒《第九交响曲》。（上海交响乐团供图）
梵志登今天（31号）为上海乐队学院学生开展了一堂大师课讲座，分享让他获得自由与乐趣的指挥事业，并为青年学子指点迷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无论从事指挥还是别的任何行业，想要追赶别人也许会面临难以想象的困难。但我坚信，只要你热爱自己所做的，成功自然会来到身边。”
自律会让一个指挥家在台上获得更多自由
“你们的力度必须要像瑞士手表一样精确！”记者在大师课举行前来到上交音乐厅彩排现场，发现梵志登手中的指挥棒充满冲击力。当乐团演奏出现任何瑕疵时，他会立马停下来，准确地向乐手指出问题所在。这位备受指挥大师伯恩斯坦青睐、乐队小提琴首席出身的指挥家，对弦乐的要求更到了“魔鬼级”程度，从规定指法、运功方式与弓段，到揉弦频率和力度，他都给出了具体标准。有乐手告诉记者，“他眼中只有好和不好，没有中间地带，如果不全力以赴根本无法达到其要求”。
▲梵志登执棒上海交响乐团与上海乐队学院部分学生，彩排马勒《第九交响曲》。（上海交响乐团供图）
彩排后，与青年学子面对面交流的梵志登，道出其指挥心得。“好乐团和差乐团的根本差别，往往在于执棒者解决小问题的效率。”对乐手要求严格的他，自律程度同样不容小觑——每天早睡、不喝酒、保持六小时的学习时间。“要像训练肌肉一样训练大脑，自律不仅让我快乐，更让我在舞台上获得更多自由。”梵志登习惯提前准备几周甚至数月后要执棒的作品——包括7月上海夏季音乐节中马勒、贝多芬、普罗科菲耶夫各自创作的《第五交响曲》等。
▲梵志登为上海乐队学院学生开展了一堂大师课讲座。（叶辰亮摄）
“我38岁时才指挥了人生中第一场音乐会，当时没有人预见到57岁的我，会成为纽约爱乐音乐总监。”梵志登寄语年轻指挥学习者，艺术之路不能急于求成，要避免迫切渴望得到别人认可的心理。“有些人太浮躁了，以为种子10点埋到土里，11点就能发芽，而我‘发芽’却整整走了19年！”
时刻保持着学无止境的较真劲儿
即将到来的沪上音乐会中，有不到十位乐队学院的学生，将坐在上交乐手身边参演，其余学生则在彩排过程中于台下观摩。大师课讲座上，梵志登为所有学生抽丝剥茧般地分析了马勒《第九交响曲》的每个乐章。“我在图书馆里看过马勒的真迹，便于更深刻地理解作曲家的意图。”担任小提琴首席时期的他，更注重演奏技术；变成指挥的他，看的谱子从一行变成了多行，还需深入掌握每首作品的背景与内涵。
▲梵志登为上海乐队学院学生开展了一堂大师课讲座。（叶辰亮摄）
“为了成为合格的指挥，我必须每天保持学无止境的态度。”梵志登曾在纽约执棒乐团演奏马勒《第一交响曲》，圆号手在演奏某段落时，有个统一的换气点。“团里的圆号首席和我说，他们20多年来都在这个点换气，我却要求他们试试在下一个音符处换气，事实证明效果好多了。”除了要对每个声部的乐谱了然于胸，梵志登也在努力探索新的演奏方式。他喜欢在执棒时走到乐手面前，近距离地融入他们并给出指导意见。
“请别安于现状，做你想做的事；不要去复制别人，相信你是最独特的自己；其他人的话都不重要，遵从自己内心的声音。”这位较真的指挥家，一字一句向所有学生给出了他的人生箴言。
相关链接：马勒与《第九交响曲》
对于一颗敏感的心而言，命运的风不改方向地吹着。马勒从少年时代已看到了一张浮动而起的命运巨大、隐形的面容。他在19岁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可爱的大地，你什么时候怀抱了这片荒凉之地？啊，永恒的母亲，请收留一颗孤独不宁的心吧”“地平线处处是淡蓝色，永无尽头！永远，永远………”从记述马勒的生活资料得知，马勒几乎从少年或更早就已进入了对生命的沉思之境中。不安的酵母潜藏在马勒的血液里。时空、大地以及个人在其中的位置、形象，这些对20世纪极为重要的文化命题，在一位19世纪末面色苍白的少年身上过早降临了。
1907年，几桩突如其来的不幸事件降临在离死亡不远的马勒身上：被歌剧院解雇、挚爱的长女夭折、已诊断出了不能治愈的心脏病。这一系列打击与其说是意外来临，不如说是天意所致。亲情的瞬间疏离、疾病以及个人道遇上的不平恰把马勒推到了一片荒漠上，意欲把马勒与人世的所有维系斩断，让“死亡”“夜”更为急促地登场。
马勒的《第九交响曲》作于1909至1910年，由布鲁诺·瓦尔特于1912年在维也纳指挥首演。在此曲之前的《大地之歌》，原应称为《第九交响曲》，因考虑到与第九有关连的作曲家的命运，才舍第九不用。作此曲时，马勒好像已安然超越了死亡，在第一乐章发展部也曾记有“呵，我消逝了的青春，我消费了的爱”，第三乐章开头记有“给在阿波罗的我的弟兄”，第四乐章结尾有“像死那样结束”。
《第九交响曲》在马勒逝世一年多后首演时，同行无一不将其看作垂死之人对生的眷恋，连崇尚理性分析的圭多·阿德勒都未能免俗。上世纪70年代，指挥家伯恩斯坦在讲解这部作品时，更将四个乐章称为“告别的四种方式”：第一乐章始于“不规律的心跳声”（作曲家阿尔班·贝尔格解释为“死亡动机”），是对人之间温情、激情和爱的告别；第二乐章是对乡间生活的告别；第三乐章是城市生活；第四乐章则是对生命本身的告别。
在《第九交响曲》的崩溃、怪诞、纠结中，马勒面对的除了自己的问题，还有音乐的问题。1909年时，作曲家刚开始站上历史之巅俯瞰数百年音乐史，“传统”就将成为一片废土，各色现代之花即将绽放其上。马勒相信交响曲这一传统体裁，但正如延斯·马尔特·菲舍尔指出，他也感受到了危机：这样的音乐究竟还能说什么。马勒把自毁写给人看，说：这是一条新路。但正如他以极为强大的心智面对并接受自己人生中的悲剧，他又否定了自毁式的结尾，仿佛达到了纳迪娅·布朗热临终遗言所说的境界：“……一种宏伟的音乐……无始，无终……”
作者：姜方
编辑：姜方
责任编辑：王磊
*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