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CP2018专访①|北大副校长王博：让哲学人不再打暗号接头

作为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中国组委会执行主席，王博站在台前而微笑，主持倒计时一周年启动仪式和大会开幕式，他的串词颇具思辨色彩；作为北大副校长，王博在幕后沉思，如何让同仁、学生喜爱上复杂的会务，将繁碎升华为意义世界的愉悦；作为道家哲学的研究专家、北大哲学系人气教授，大会期间，王博被外校哲学专业的志愿者们求合影，被媒体人传诵讲课教室如何水泄不通、如何能将魏晋前文献相当熟悉，而系里的张世英先生则趣称他是“高、富（学富五车）、帅”。昨日（8月15日），记者专访了作为世界哲学大会（2018，北京）总指挥的王博教授。

会务的三大超预期：人数、场地变迁、大型活动的复杂性

：北京大学首次筹办这样超大型的学术会议，刚才专访了莫兰主席，他认为规模不仅是“空前”（ever）的，也将是“绝后”的。郝平书记、林建华校长和您挂帅下的整个北大团队非常辛劳。您觉得筹办中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哪些是超过预期的？

王博：确实，莫兰主席说的人数上的“空前绝后”就是最大的超预期。2013年在雅典举办的第二十三届世界哲学大会有3500人注册报名。对于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在两三年前与FISP共同开展的组织筹备工作中，我们一直预估会有4000到5000人。这个人数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中国有众多的“哲学人口”，二，北大和中国哲学界一起合作，做了较充分的宣传。中国组委会下的组织委员会中有60余个高校负责人。但是变化超过计划，海内外参与者的热情持续高涨，五月报名人数超过6000人，接着又跨过7000人，最后逼近7500人。

8月12日，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注册签到现场

接着就是遇到了第二个超预期——因为参会人数很多，为了给参会者提供更加优质的环境，会场从北京大学转移到国家会议中心。（参与人数创历史新高）这当然是好事，反应了专业人士和非专业人士的普遍热情。当5月20日前后决定改变地址时，国家会议中心的许多场地本已被预定或即将被预定，在国家、教育部、北京市、朝阳区等的协同支持下，国家会议中心克服了诸多困难，使得变迁非常顺利。

所以，就遇到了第三个超预期——超大型活动的复杂性。此次大会的会务工作人员和志愿者都来自北大，一支对于在北大办会很有经验的准专业队伍，他们的专业能力和敬业精神为大会的顺利召开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同时，为实现高水平的安全保障，这样的大型会议必然要遵守一定的规则，这些规则必然会给参会者带来不便。因此，在开幕式上，我也真诚地对会务不周做了道歉，大部分人都表示非常理解。每个人会有不同的处境，少数人的抱怨完全可以理解，我们都是想把工作做得更加完美的。

8月15日，王博接受报记者李念采访

北大让学生承担会务，加强合作精神，培育“四懂”人才

：目前有舆论希望在组织工作方面能够更上一个台阶，北京有办奥运会的经验、上海有办世博会的得失，给国人也留下了精彩的范例。您是否觉得大学对人才的培育也应该包含这类国际学术会务的培训？

王博：您提到奥运会和世博会，确实，她们在政府主持下办得都很出色。与她们不同的是，此次大会是由北京大学为主体进行组织筹备工作的，当然这背后也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支持。与此同时，我们有一支来自五湖四海的学生志愿者团队，以北大学生为主，也有其他省市、港澳台、海外的高校志愿者报名。这和北大的“四懂”理念——懂自己、懂社会、懂中国、懂世界——密切相关，要做到这些就离不开实践，如同这次大会的主题“学以成人”，大学教育的目标是“成人”，因此，一方面从书本中汲取知识很重要，另一方面，要通过实践来理解世界。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不赞同学校教育包括对会务的培训，但我觉得要重视实践。北大和很多高校一样重视社会实践，除了志愿者，还有扶贫、支教、去厂矿企业和机关实习。我自己做学生时就去武汉标准汽车厂实习了一个月，体会了书记、厂长功能变化的“厂长负责制”改革，也曾去敦煌10天感受不同文化，收获匪浅。

像参与世界哲学大会这样的大型组织工作，会让哲学系的同学对哲学家和哲学更喜爱，而不同专业的同学拓展眼界。更重要的是培养更多的合作精神。前年我陪林建华校长去希伯来大学访问，当询问为何以色列能培育出这么多人才时，他们的校长回答，一，我们的学习都伴随着追问Why；二，以色列身处缺乏安全感的环境中，危机成为学习的动力，三，每个年轻人都要有军旅生涯，这就训练了合作和守纪。第三点中的合作，给我深刻印象，如果没有合作，一个人的任性就会导致其他人的牺牲。因此，从北大重实践这点，可以理解这次会务让广大学生担当的育人宗旨。

8月13日开幕式前，王博（左二）与乔清举（左一）、杜维明交流

溢出效应：促使中国哲学界更关注如何提升国际交流水平和语言

：您参加了2013年雅典世哲会上中国的申办，北京大会后，北大走到了讲“中国故事学术版”的前沿，您觉得有哪些溢出效应？

王博：雅典大会是由雅典大学举办的，比较轻松，有很多愉快的记忆，比如，我们每天都会去路边餐馆买些汉堡包之类的作为午餐，同时充分交流。根据世界哲学大会的规定，与会者要自费承担交通、食宿。

世界哲学大会来到中国也是水到渠成，随着中国发展与世界关系的密切，中国哲学界与世界哲学的联系也越来越深入，某些学术联系早就以各种方式建立起来。1930年代，冯友兰参加过世界哲学大会，做了“哲学在现代中国”的主题发言；改革开放后，作为中国哲学界众多学会的总部所在地，中国社科院一直积极参与FISP的活动，他们也曾有过中国主办世哲会的想法，但变成现实需要众多条件的配合。目前，各高校越来越多地参与其中，并逐渐成为主体。所以，要说溢出效应，主要体现在三点。

第一，中国哲学界合作更为紧密。举办世界哲学大会（北京）不仅是北京大学的责任，更是中国哲学界的共同事业，没有集体的努力，会议举办不会那么顺利，也不会有那么多专业学者的参与。

第二，有了合作机会和平台，促使我们更关注怎样“做哲学”。从黑格尔到马克思都表达过类似的意思：哲学是民族精神的体现。所以，我们是否可以通过学术的方式来体现民族精神呢？这次参会的国际学者对中国哲学的知晓度普遍增加，这与几十年前完全不同。当被人关注、具备了交流平台和条件时，我们要给自己制定一个目标——更关注交流的内容和对彼此的启发。每个国家的哲学都有其特殊性，但这不能被过分强调，不然则会变成无法交流的存在。我们要寻找共同交流的基础，对共同问题的关注，也需要共同的交流工具——哲学的语言，这必须来自中国哲学的内在。

第三，我们看到媒体的倾力合作，比如你们报与复旦大学、华东师大联手向世界哲学大会致敬的“24位世界哲学家访谈录”，如此深入、全面体现当前哲学各领域、各传统中的哲学家们的所思所想，让普罗大众亲近、业内人士理解，这也是一种传播的溢出效应。

报讲堂工作室联手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华东师大哲学系共同向公众呈现丰富多彩的“聆听世界哲人、亲近当代哲学——庆贺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在北京召开·24位世界哲学家访谈录”

世界哲学大会的定位就是广泛参与，不让哲学人见面需要“暗号”

：大会虽然还在举办中，您觉得这次国际学术交流是否会达到预期，对于这样大规模的会议常听到有非辞，认为嘉年华类不合适学术。就此次会议您如何回应他们？

王博：每个大会都有它自己的定位。世界哲学大会被称为哲学界“奥林匹克大会”，因为每位爱好者都有报名参加的权利，组织方是无权拒绝的。在每个国家召开都是这样。我个人认为，这是件好事。哲学在19世纪到20世纪之际显示出越来越明显的专业化。有讽刺的说法“哲学人彼此见面需要暗号”，我们都在说着“黑话”。哲学不仅需要专业人士参加，也需要非专业人士的加入。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很多哲学家，都不是以哲学研究作为职业。他们依靠自己的理智兴趣，从不同角度进行哲学思考。这让哲学保持更大的学术和社会影响力。即便是现在职业化和专业化的小圈子的哲学研究，依然应该更积极地贴近社会问题。

于个人而言，此生不再的相遇就是最大财富，思想风景具有持久的愉悦

：中国组委会秘书处的员工尽管兢兢业业，但都表示此生再也不做会务了，您刚走上校领导岗位不久，主持这样的大型学术会议，您有怎样的收获？

王博：许多事情也是很偶然的。我担任系主任时，遇到了北大哲学系百年系庆；担任学校管理工作时，遇到了北大百廿庆；现在又遇上了世界哲学大会，这些经历，此生不再。邂逅就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了。

世界哲学大会是我在系主任任上去申办的，现在由我分管，既是工作安排，也是责无旁贷。我想，很多同事、同学虽然发出“此生永别于会务”这样的感慨，但他们和我一样都从心底里承认这样难得的经历的确拓展了自己对世界的认识，很多人认为西方就是世界，这次大会来了这么多世界各地的哲学家——非洲、拉美、澳洲，每位哲学家都是一道风景。自然界的风景让人悦目而愉心，而世界哲学大会这样的人文风景会很快转化为意义世界和精神世界的持久愉悦。

编辑：袁琭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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