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桌对话|中外哲学家支招：对内回归多元和对人的关注，对外关注AI伦理责任

【导读】8月24日晚，“小世哲会”——第124期讲堂《全球视域中的中国哲学》在5位中外知名学者的哲学对话中拉开序幕。国际哲学学院（IIP）院士、国际哲学团体联合会（FISP）国际项目委员会主席里卡尔多·波佐（Riccardo POZZO），在主讲中提出了应对全球化时代的危机，东西方哲学并肩创新、反思与包容。中西方哲学的对话该如何实现突破？哲学应当如何回应当代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挑战？”对话嘉宾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杰出教授、FISP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谢地坤 ，美国孟菲斯大学教授肖恩·加拉格尔（Shaun GALLAGHER），美国格兰谷州立大学终身教授、北师大特聘教授倪培民及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刘梁剑在主题互动中呈现了和而不同的思考。华东师大哲学系教授、党委书记童世骏任点评嘉宾。下文为嘉宾圆桌对话。

刘梁剑（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欢迎大家来到丽娃河畔一起聊哲学。波佐教授在演讲题目中提到philosophy East-West（东西方哲学），“East”和“West”之间的联字符发人深思：我们用什么方式把东方与西方联结起来？在世界文明的新时代，东西方之间越来越需要通过一种更加文明的方式相联结。这就是波佐教授演讲中反复出现的另一个关键词——对话。波佐教授有一个非常睿智的洞见：一种对话的文明，不仅仅是文明的对话；对于一种对话的文明来说，对话是它内在的品性。东西方以对话相联结，这也更加符合人的本质：在一定意义上，人是语言的动物。

今天这个圆桌会议，正是一次具体而微的东西方对话。下面有请四位嘉宾介绍一下各自的哲学背景。

谢地坤（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研究德国和欧洲哲学，去年之前长期在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工作)：按照国际哲学团体联合会的“团体身份参加”的要求，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和上海社科院哲学所出面组织中国哲学界参加FISP的活动。作为十多年的哲学所所长，我被选为FISP国际指导委员会委员（下称指委，恒定为39位），参与了从2003年伊斯坦布尔会议到2018年在北京大学召开的第24届哲学大会的组织策划工作。对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哲学作为一种民族精神、世界文化的交融深有感触。

波佐：我现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创新、人口迁移和词汇学。此前在意大利的人文研究院做主任，参与欧盟一些关联的合作项目，对于人文和社会科学之间的联系和两者的创新有一定的体会。我同时还在欧盟“地平线2020配制研究实施计划委员会”内工作，努力在欧洲多语言的基础设施上为人文和艺术发展提供数据支持。

加拉格尔：我来自美国的孟菲斯大学（密西西比河边的田纳西州）。在美国执教哲学30余年，对那里的情况非常了解。我研究现象学、存在主义，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转向认知科学中的具身认知，主张认知不仅是大脑的功能，身体也在其中发挥作用。和我一起合作的有心理学家、语言学家、人工智能科学家等等。

倪培民：1985年，我在复旦大学读完硕士后赴美留学，获博士学位后留美任教，在那里生活和工作了30多年。现在我是美国格兰谷州立大学终身教授，同时也兼任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刘梁剑（左）主持圆桌对话

哲学的角色和变化趋势

刘梁剑：波佐教授在演讲中提问：建设一个创新、反思、包容的社会，哲学怎样具体发挥作用？这个问题涉及到哲学的功能和角色。

哲学最重要的作用是促进人的发展、推动人的教育

谢地坤：关于哲学的功能和作用，通过此次世界哲学大会的主题就可看出其与以往不同。世界哲学大会自1900年在巴黎召开至1973年均未设主题，直至第15届才设立。我的基本判断是，从第15届到第23届的主题都比较宏大，例如应对世界问题、哲学与生活、哲学与文化等，宽泛而包罗万象，实际上等于没有主题。

2013、2014年在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讨论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主题时，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当时我与北大一些同事提议“Dialouge in Between”，其实也是包罗万象，如同东西方对话、传统与现代对话、文化与科学对话、哲学与其他方面的对话一样宽泛，因此没有得到大多数指委的同意。FISP的39个指委，分别代表了一百多个国家和几十个不同的哲学团体，也代表这些哲学家对哲学功能的理解。最后杜维明先生提出“学做人”，获得普遍赞同并被翻译为广泛接受的“学以成人（Learning to be Human Being）”。我们设想的宗旨是：哲学以促进人的发展为自身使命。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杰出教授、FISP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谢地坤（左）

当然，学界对哲学一直有着不同的理解与看法。以西方哲学为主流的20世纪哲学分流为以人文主义关怀为主的大陆哲学和以英美为代表的分析哲学。20世纪最大的转向就是语言转向，即语言分析，这两大派别实际上体现了我们如何理解哲学。大陆哲学表达得很清楚：海德格尔认为“哲学就是对人类未来和地球未来的拯救”。1965年，著名的存在主义哲学家、文学家萨特在中国访问期间提出——“存在主义就是一场人道主义运动”，这是大陆哲学家对哲学本质的一种概括，或是一种凝练，表明大陆哲学家坚持以人为中心（虽然这个观点对环境保护主义来说并不友好）。

而此次世界哲学大会确定的主题表明，人是各种关系的中心，脱离人作为中心的想法都是空泛的。反过来说，一切为技术而技术、为学术而学术的观念都值得打上问号。著名哲学家罗蒂在去世前的2004年初访问华东师大时提出，“我们反思20世纪哲学，那种关注用逻辑学方法来揭示语言结构的做法在今天看来一文不值。”所以，回到哲学的本质应该是哲学使命之所在，这也印证了当代哲学的趋向。因此，在我看来，哲学功能在于——不仅是认识世界、人类社会、世界发展规律的工具，更重要的是促进人的发展、推动人的教育。所以，此次世界哲学大会从根本上来说，符合当代哲学发展的根本趋势。

▲著名哲学家、文学家萨特（左），著名哲学家罗蒂

多元-狭隘-开放：美国哲学开始向多样化趋势发展

刘梁剑：谢老师让我们了解到西方也有“学以成人”的传统，而不是限于中国的儒家。加拉格尔教授，您拥有跨学科的背景，西方哲学内部对哲学是否存在不同的理解？

加拉格尔：美国的主流哲学是实用主义。近期美国哲学论坛上强调最多的一个词就是多样化——哲学内部的多样化。美国哲学学会采取了诸多措施推动学科多样化。一方面，向不同的人群开放，仅是少数人群的参与远远不够。多元化提倡更多的女性介入到哲学中去，改变过去哲学是“男性白人小天地”的状况。另一方面，也意味着话题、课题的多样化。在西方，原来的哲学课题都比较狭隘，并不强调跨文化交流，而现在我们强调追求更多的国际理解。美国哲学学会很希望能囊括世界各地的各种哲学，如中国哲学、印度哲学，及非洲哲学等等。这做起来并不容易，因为在美国的哲学家关注更多的是西方哲学或英美哲学。因此，要完成转变还需要一段时间。

关注非学术机构研究话题：英国和澳大利亚强调“理念的影响”

在英国和澳大利亚的一些高等教育机构开始强调“理念的影响”，希望哲学家或学术工作者能够关注一些非学术的机构和制度，了解他们从事的研究，思考哲学应当如何接地气。所以，这就使得哲学能够看到更多的话题。在17、18世纪的哲学史中，出现了笛卡尔、莱布尼茨等大家，他们不仅是从事思想活动的哲学家，还是科学家、数学家。到20世纪初，哲学开始变得狭隘，仿佛一个纯粹的象牙塔中或教授之间的精神活动。有时哲学会被归入某一个系，造成相互之间的陌生，使得哲学变得愈加专业、狭隘和抽象。但在过去的十年中，哲学的确呈现出进一步开放的趋势，特别是在哲学与科学合作、结合的方面，我们看到非常活跃的一些活动。

我们发现，哲学与生活的联系更紧密了。从这个角度来说，哲学并不只有某个单一的功能或角色，它应该是多元的，这就使得今天的哲学更加激动人心。

▲在17、18世纪的哲学史中，出现了笛卡尔（左）、莱布尼茨等大家

整个人类像青少年，怎样走向心智成熟，还需要“学以成人”

刘梁剑：谢谢加拉格尔教授，让我们感觉到英美哲学在变化。那么，哲学在变中是否还有一些不变的因素？倪老师在中美两国执教，请分享您的体会和观察。

倪培民：我在美国学习时有一次去纽约访友，在等朋友的时候与大楼的年轻保安闲聊。他听到我是学哲学的，就说：“哦，就是那提出一大堆问题，但却没有答案的学问吗？”确实，他说到点子上了。在哲学里，我们追问很多问题，涉及人生、社会、宇宙等不同层面。这类问题驱动了我去探讨哲学，也同样曾驱动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老子、孔子进行深入的思考。它们往往没有一个确定的、绝对正确的答案，但引导我们思考，启迪我们灵感。这就是哲学的美感和价值所在。谢谢加拉格尔教授，让我们感觉到英美哲学在变化。那么，哲学在变中是否还有一些不变的因素？倪老师在中美两国执教，请分享您的体会和观察。#FormatStrongID_15#我在美国学习时有一次去纽约访友，在等朋友的时候与大楼的年轻保安闲聊。他听到我是学哲学的，就说：“哦，就是那提出一大堆问题，但却没有答案的学问吗？”确实，他说到点子上了。在哲学里，我们追问很多问题，涉及人生、社会、宇宙等不同层面。这类问题驱动了我去探讨哲学，也同样曾驱动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老子、孔子进行深入的思考。它们往往没有一个确定的、绝对正确的答案，但引导我们思考，启迪我们灵感。这就是哲学的美感和价值所在。

本次世哲会主题是“学以成人”。这不是说我们生下来不是人，而是说我们怎样成为成熟的人。迄今为止，人类出现了许多非常优秀的个人，但从整体上看，作为一个“类”，人类还很不成熟，如同一个青少年：肌肉发达，荷尔蒙爆棚，有很大的建构能力，也有巨大的毁灭能力，能够毁灭自己、甚至毁灭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人的成熟的主要标志是心智的成熟。所以我觉得“学以成人”的问题还需要这样去看，即整个人类怎样走向成熟，怎样去学以成人。

▲美国格兰谷州立大学终身教授、北师大特聘教授倪培民

哲学既需要笛卡尔式的理性沉思，也需要应对变动世界中的新问题

至于哲学的功能，我想从我多年前在美国《高等教育期刊》上读到的一篇文章谈起。那篇文章是一位知名的分析哲学家所写，题为《哲学的危机》。文章列举了哲学所受到的诟病。“当其他人文学者变成了行动者，运用他们的学识作为改变社会的工具之时，哲学家却越来越多地退回去，成了旁观者，甚至不是旁观生命，而是退回到了脱离生活的宏大抽象的概念领域。”怎么解决这个危机？我很期待看到他的答案。但文章结论是：哲学并没有什么不对。它本来就是研究那些永恒的概念的，哲学家就应当像小孩一样，永远保持好奇。

他说的有一定道理，哲学需要有这样的独立和尊严，而不是事事都先想着为社会服务。但哲学家也应当关注现实生活。即便像笛卡尔那样坐在他的壁炉前所做的纯哲学的、超脱具体时空的“沉思”，也在实际上影响了整整一个时代。哲学的观念虽然抽象，但它们制约着我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对人的成熟至关重要。所以，一方面我们探索永恒的问题和概念，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要面对不断变动的现实。而人类在当下亟需哲学，亟需发展成为“成熟的人”。

意大利高中课堂上用孔子来解释柏拉图，这会促进哲学思维的创新

刘梁剑：谢谢倪老师。波佐教授在演讲中提到，现代社会是一个反思的社会，在公共领域之间通过一定理智的交流以达成共识。那么，在建设现代社会的过程中，天生具备反思品格的哲学可以发挥哪些积极的作用呢？

波佐：在意大利，高中就需学习哲学。设想一下，有一节课要谈论柏拉图，讲解《申辩篇》。而这个课堂中有位华侨二代，孩子在意大利长大，意语和汉语都很好。这个非常聪明的学生想要考最高的分数，他可以按惯例用希腊文、拉丁文或英语来阅读柏拉图并写出阅读报告，而他的爷爷告诉他柏拉图提倡的自由灵魂，在中国的孔子也曾说过。于是这个孩子用双语读完柏拉图同时阅读孔子，并把《论语》拿到课堂中。多亏了这个聪明的孩子和他爷爷，其他读柏拉图的意大利孩子知道了孔子。这个例子可以告诉我们什么是创新和反思。

▲柏拉图著作《理想国》

我们谈创新，首先要注意到体制性的变革，例如电子书已经改变了图书馆，改变了许多高等教育机构。其次，我们有没有这样的途径，让学生在社交网络上阅读中文译本，如柏拉图的中文译本。第三，是否有这样一些社群一起参与社会活动。第四是用户的数据，这些孩子创造了一些原本不存在的东西。当然，这是一个很宽的频谱，还可以加上更多的变量，但目前为止这四点是比较重要的因素。

作为一个哲学家，我们应当进行这样的反思。因为这个孩子并没有重述柏拉图的字句，而是在自己的传统中找到了柏拉图的镜像，并通过数据流将信息反馈给了其他同学，使课堂变得越来越多元。这就是创新——让哲学家能够表达自己的理解，也得到了相应的反馈。

东西方哲学的对话

刘梁剑：“美美与共”是东西方哲学对话的理想境界。不过，在现实层面我们注意到，许多对话并不那么顺利。李念老师曾对FISP的三位主席进行了专访，其中莫兰教授特别提到，东西方哲学对话需要实现语言、概念工具、偏见和大众传媒片面性等四方面的突破。谢教授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东西方哲学交流的主要障碍在于对哲学多样性的理解和认知

谢地坤：对中国哲学界来说，东西方哲学对话是一个老话题，也是一个新挑战。毕竟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的哲学界经历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应当树立这样一个观念，哲学首先是时代的精神。黑格尔说，“哲学是时代精神的体现，并且是正在思维着的精神”，意思是说哲学是在不断变化的，任何定于一规的所谓哲学不过是教条！第二，哲学也是民族精神的体现。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哲学家对哲学的理解是不同的，但基本的精神不外乎哲学是对人的发展、对世界认识的发展、对社会认识的学问这一定义。可以说，哲学是对我们生活世界的反思。东西方哲学涉及多个民族，此次世界哲学大会聚集了121个国家和地区的哲学家，他们每一个人的发言都不相同。东西方哲学家的交流最大的障碍来自我们对哲学的理解和认识。

这让我想到一件往事，著名哲学家德里达来北京访问时，曾在北大和中国社科院反复强调中国民族哲学。他理解的哲学是西方以语言系统为基础的哲学，而中国是象形文字，中国的传统思维与西方不同。其本意是说哲学具有多样性和开放性，西方的哲学家也想从存在较大差异的中国哲学中汲取营养和其他元素。但德里达的观点被中国一位著名的哲学家解释为看不起中国人与中国哲学传统。我认为这是一个天大的误会，是一种狭隘的民族观影响了我们对哲学多样性和包容性的理解。

哈贝马斯说与中国人交流感到不平等，中国哲学人须为平等交流付出努力

对于东西方哲学之间的交流，《联合国文化宣言》提倡平等的多样性，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进行交流。实际交流中，哈贝马斯说得很清楚，中国人与我们的交往从另外一个角度令我们感到不平等，什么意思？现在哈贝马斯的每篇文章几乎都被译成了中文。但德国人根本不知道中国哲学研究现状，所以他们才感叹这种交流对话的不平等，或者说不均等、不匹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哲学如何走向世界，如何让西方包括非洲、拉美以及其他国家了解中国人研究的内容，这是关键所在。

从本届世界哲学大会来看，中国哲学专题提到了许多中国传统哲学，但对于当下的中国人与中国哲学界研究的内容却谈得极少。所以，这就产生了“障碍”，也就是当下的中国人、中国哲学家有哪些创新？在哲学上有什么突破？在思想方式、哲学内容方面是否应有所突破？这并不为人所知。正如刚才所述，任何定义的哲学模式都已过时，哲学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中国发展哲学一定要包含中国的民族特色，数典忘宗不可取，但也不能忽视“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的文化已逐步融入世界文化之中，一味复古也行不通。我们应当加强中西哲学的互融，这才是发展中国哲学的正确道路。

在这方面，冯友兰先生代表的老一代哲学家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他说，中国哲学不仅是照着讲，而且要接着讲。什么叫接着讲？就是必须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有所突破，真正构建中国人自己的哲学风格与创新内容，否则很难有完全平等的对话，也很难实现东西方哲学的交流。因此，当下中国哲学家的任务非常繁重。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到底能提供多少东西与世界各国的哲学家进行交流？恐怕是少之又少。这并非缺少文化自信，恰恰是看到自己的不足，才是我们自信的表现。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左）、中国哲学家冯友兰

用英语复述《论语》还不够，只有了解背后的文化，才能真正比较东西方哲学

刘梁剑：谢老师提到了东西交流间的不对称，不知道倪老师在美国是不是也有一样的感受？

倪培民：是的。首先，东西方交流间的状况是不对称的。西方哲学界总体而言对东方哲学没有多少兴趣。我当年应聘于格兰谷州立大学的时候，他们主要是基于我对西方近代哲学的了解；我的中国哲学背景只是作为一个附带，可以满足其多元性的需要。尽管那时格兰谷州立大学哲学系的主任恰好也对东方哲学颇有兴趣，但其他同事并不怎么在乎。在美国的一流大学当中，如哈佛、普林斯顿、耶鲁等，实际上都没有中国哲学专家，即便有，也只存在于宗教研究或东亚研究等等系科当中。二、三流大学当中有中国哲学的学者，也主要是出于政治正确性的考虑（包容多元文化）。要让西方哲学家真正了解和赞赏中国哲学还需要走很长一段路。谢老师提到了东西交流间的不对称，不知道倪老师在美国是不是也有一样的感受？#FormatStrongID_27#是的。首先，东西方交流间的状况是不对称的。西方哲学界总体而言对东方哲学没有多少兴趣。我当年应聘于格兰谷州立大学的时候，他们主要是基于我对西方近代哲学的了解；我的中国哲学背景只是作为一个附带，可以满足其多元性的需要。尽管那时格兰谷州立大学哲学系的主任恰好也对东方哲学颇有兴趣，但其他同事并不怎么在乎。在美国的一流大学当中，如哈佛、普林斯顿、耶鲁等，实际上都没有中国哲学专家，即便有，也只存在于宗教研究或东亚研究等等系科当中。二、三流大学当中有中国哲学的学者，也主要是出于政治正确性的考虑（包容多元文化）。要让西方哲学家真正了解和赞赏中国哲学还需要走很长一段路。

有意思的是，像我这样一开始到美国学习西方哲学的人，后来大都慢慢回归到对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如何进行比较？不仅要了解语言，还需了解语言背后的文化。仅仅用英语复述一些《论语》或者《道德经》的语句，难以说服别人。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首先要了解他人的文化和哲学，同时也要对我们自己的哲学和文化之最有价值的内容有深入了解，认识我们独特伟大的地方，才能进行有效的对话交流。

▲国际哲学学院院士、国际哲学团体联合会国际项目委员会主席里卡尔多·波佐

通过不断对话，从以西释中进步到以中释中，进一步到以中释西

以前中国受到来自西方的压力，认为要拼命地借鉴西方哲学。一方面，感受到西方人实际上并不那么看重中国哲学，所以有时候急于将之推向西方，就采用西方的话语概念来诠释东方的哲学——以西释中。但现在，许多人已经认识到这种做法的片面性，主张“以中释中”，从中国的角度出发、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中，以中国的概念系统诠释和理解中国哲学。这确实是一个进步，但还不够。我们也需要进入第三阶段的“以中释西”。这是另外一个境界，即用中国视角诠释西方哲学。近几年我就在这样做，比如用宋明儒学所讲的“工夫”来解释西方的哲学。当用这样的概念来看待西方哲学的时候，可以看到西方主流视角所看不到的新景象。在这种充分扩大、开掘民族哲学应有资源的基础上，我们可以与西方进行新的对话。

本届世界哲学大会设计既取中国特色，又在讨论后达成共识

刘梁剑：谢谢倪老师独特的见解。东西方哲学之间要实现一种平等对话，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不知道波佐教授对此怎么看？

波佐：奥运会曾在北京召开，展现了不同面貌。世哲会在北京举办也有它的独特性。比如说，西方人觉得100挺好，中国人则觉得99很好，所以我们有99场专题会议。这是不一样的地方。

如果以“以西释中”的角度阅读此前哲学大会所有的论文集，你会发现更多的是伦理学、认识论、科学哲学和艺术，但此次全体大会的主题分别是自我、群体、自然、精神，后来增加了一场传统，完全是考虑到了中国哲学的背景。

所以，毫无疑问我们充分结合了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我们指委会在会议中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最后达成共识，也感谢谢教授的智慧，最后我们选取了中国的独特性，以儒家为主的中国思维框架设计了这次大会。

哲学面对人工智能和科技发展

刘梁剑：哲学应当如何回应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的挑战？在场四位嘉宾中，加拉格尔教授的工作与心理学、人类学、神经科学有着大面积的交叉，他平时也阅读大量的科学论文。我们先请加拉格尔教授发表看法。

实现人机互动、机机互动、机人互动后，责任伦理，共享责任如何处置？

加拉格尔：我很喜欢“对话”这个词，因为它非常重要。在现实的哲学实践中，必然是要对话的，但并不是一直都有，因为人们必定会有不同意见，有时不一定达成共识，而正是这种争议才能推动哲学向前发展。在人工智能或是宽泛的科学这一层面，哲学确实正在不断发展，哲学家必须了解一些新生的事物，并且提出一些伦理学的问题。

过去，人们也曾探讨过相关问题，尤其是在电脑出现之时，在上个世纪的50年、60年中，哲学已开发出一些新的基本方法。但现在毫无疑问需要更新的方法探讨这些问题、寻求新的答案。

▲美国孟菲斯大学教授肖恩·加拉格尔

就机器人研究而言，美国和其他国家投入了大量科研经费。这些机器人将来或许完全可以与人类进行无缝顺畅的互动，完全能模拟人类直接在机器之间进行互动。已有不少团队专门研究电脑的认知，那么人机互动、机人互动、人人互动与机机互动这些状态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不仅需要从自身的角度寻找新的答案，还需要从延展的心智、嵌入的角度，以及深层的角度来探讨。

与人工智能的互动确实将带来许多复杂问题。从技术的本意来看，每一个工具都必然存在弱点，我们因此也会受到此缺陷的影响。例如，为了了解大脑，我们可能会利用脑部扫描等工具，人们期待某一技术包揽人类全部的认知，提供全部答案或标准答案。事实是，单纯的一味追求脑部扫描不可能得到全部的答案。

又如，虚拟现实技术，有时也称为主客观的混合技术。这种技术可以帮助我们获得更多的知识，且在某些方面能够帮助我们解决问题。脑科学能够使我们了解大脑运行的一些法则，这有助于法学，比如某些人犯罪可能与他的大脑生理学方面的因素有关。那他应在多大程度上为此负责？这就是一种有关责任的伦理困境。此外，还有共享的责任问题，例如人类与电脑合作时，应如何分配责任？毫无疑问，在这样的技术和人伦方程中，我们确实需要用哲学的眼光进行更多的思考，而哲学家可以作出特殊的贡献。

▲2017年7月，第112期讲堂聚焦《人工智能下的人类世界》

庄子中的“机心”已经提示技术也在反作用于人类和主观世界

刘梁剑：我曾看到华东师大学报上的一篇文章《儒家与机器》，请问倪老师，您觉得中国传统思想对于技术可以有什么样的回应？

倪培民：我们往往认为，技术不过就是我们能力的延伸，对人类总是有利的，且多多益善。但其实不然。在古代中国，儒家在这方面的思考不多，但老庄这些道家思想家都谈到技术可能带来的后果或工具带来的后果。庄子就提醒人们注意“机心”。“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意思是人在使用某种工具的时候，不仅是人作用于客观世界，其主观世界也会反过来受到影响。

今天不论是人工智能还是虚拟现实、生物工程等技术，都给我们带来了全新的挑战。例如人工智能，它们已有深度学习的能力，会作用于我们。大数据会掌握你的阅读习惯，主动推送你的首要关注，造成信息的碎片化和窄化。这样，信息技术或智能技术可能会把人类引入越来越狭隘的领域。一方面，人类在技术层面拓展得更深，在客观世界上，我们的确可以上天入地，与人沟通更加有效、便捷。但在另一方面，我们可能也会碰到一些陷阱，不少主观能力也会退化，例如记忆力下降、方向感萎缩、注意力分散。所以，从长远来看，我们需要重新解读人与工具，人与世界，人与自然的关系。需要思考人类到底需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仅仅是成为一个手臂加长、头脑增强的人来控制世界，同时又面临让人类创造的智能物反咬一口的威胁，还是在发展技术能力的同时，进一步发展我们的人的能力、成长为更加成熟的人类？

在这个大的思考框架下，儒家的思想就显示其重要价值了。技术状态下的人类，更加需要认识到人不是单纯的个体，而是群体，是国家乃至宇宙的组成部分。我们与周围事物存在相互依存的关系，要建立和谐而非对抗的关系。

不以最新科学发展为依据的哲学研究，将危及哲学自身的生存

谢地坤：从近代以来或18世纪以来，哲学遇到的每一次挑战都来自科学技术的进步，所以从胡塞尔到现在都在谈哲学危机。按照哲学界长期的说法，科学技术的每次进步都推动了哲学的发展，但是反过来，哲学如何与科学达成一种更好的关系，或者说影响到科学的发展，我们做得很少，我们只研究康德理性批判是如何影响爱因斯坦的。所以我非常赞同今后一段时间内，科学哲学是哲学中的一个显学且必须发展的学科，反之，会危及哲学本身的生存。从近代以来或18世纪以来，哲学遇到的每一次挑战都来自科学技术的进步，所以从胡塞尔到现在都在谈哲学危机。按照哲学界长期的说法，科学技术的每次进步都推动了哲学的发展，但是反过来，哲学如何与科学达成一种更好的关系，或者说影响到科学的发展，我们做得很少，我们只研究康德理性批判是如何影响爱因斯坦的。所以我非常赞同今后一段时间内，科学哲学是哲学中的一个显学且必须发展的学科，反之，会危及哲学本身的生存。

当代物理学、生物学、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实际上都构成了哲学挑战。丁肇中教授在前几年通过实验发现了暗物质的存在，前两年有人发现了引力波，也是一种暗物质，它对世界发展的影响达到70%。对此，如何从哲学上解释所谓的物质？所以现在的哲学定义是不全面的。同理，没有对人工智能与人类本身心智的关系这些最新知识和认知，原先提出的现象学中所谓意向性、意向结构恐怕是一文不值。

哲学长期以来与我们的实际生活相脱离，与现代科学技术相脱离，导致自身的困境，所以我们始终主张学哲学的人应当增加一点自然科学的知识，处理好与科学技术的关系。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美籍华人物理学家丁肇中带领的阿尔法磁谱仪（AMS）项目研究团队有望在2024年找到宇宙暗物质的线索

大数据的当下性与哲学的普遍性是怎样的关系，哲学需要相对独立性

第二个方面与大数据有关。最近我们政府自上而下地强调依靠大数据咨询和决策，但作为一个哲学工作者，不禁反思，大数据就那么可靠吗？大数据和认知论到底有什么关系？因为大数据模糊了主体性，我特别喜欢加拉格尔教授说的“大数据模糊了责任意识”，因为所有的数据全部来自网络公司，其主体性已经消失。另外，大数据说的全是当下现象。前些年在调查85后的中国年轻人网络言论时，有一年得出的结论是“怨”这个字占据第一位，但第二年则是另外一种说法。现在要思考的是，当下性与哲学追求的永恒性是什么关系？

哲学始终追求理念的东西，如果完全依靠现代信息技术，其可靠性值得商榷。所以，一方面哲学研究者要关心、了解科学，另一方面要树立相对独立性，否则哲学可能会存在危险。

数位主义让人类接受数据接近无限，但远未达到“后人类”的程度

刘梁剑：请波佐教授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例如“后人类”存在吗？

波佐：我很反对人们谈论所谓的后人类的存在，因为现在还未形成“存在后人类”的共识，这一理念也未被普遍接受，我们不能非常准确地说人类已经在某些层面上受到了如此之大的改变，以至于可以被称为后人类。

事实上人们接受数据的方式的确是变化了。我记得一位2002年去世的天主教神父发明了互联网，他原本就职于IBM，从1958年到1962年创造了索引，将所有的阿奎那的著作都收录于电脑中。而这就是数位人文主义的起源。他说互联网使人们能够在网上获取资源和数据，使得人类与基督教中的上帝（精灵）更加相似。精灵的思维能力就像互联网的数据库是无限的。无限在现在已成为现实，我们是活着的存在，但我们又不能说我们已经发展成为了新的物种。

我并不反对数位科学，且非常赞同发展数位人文主义。我刚刚举了用孔子来阅读柏拉图的例子。现在的学生直接就可以读到柏拉图的中文译本了，不需要再去图书馆，而且还可以参与到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组织这样一群人，他们都对柏拉图的译本有兴趣，也对把《论语》译成英文抱有兴趣，这样他们就可以合作。这确实很鼓舞人心。

当我们谈论后人类之时，就是我们能够有这样的途径获得无限的数据，但它付出的代价是——知识变得越来越碎片化。过去，我们能从图书馆借出一本完整的书籍，而现在只阅读一本书的一部分。而我对大家的请求是，要把数位人文主义视为数位科学的一部分，使人越来越接近精灵的一种方式。

刘梁剑：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哲学中，有两个很有意思的意象：象牙之塔，十字街头。古希腊哲学中也有两个很有意思的意象：agora（市场，苏格拉底找人对话的地方），academy（柏拉图的学园）。哲学，一方面有“十字街头”或agora的面相，另一方面则有“象牙之塔”或academy的面相，后者意味着必要的理论沉思，前者意味着关注生活世界的新变化，包括科学技术的新进展。哲学需要实现这两种不同面相之间的良性互动。

整编：李念、金梦   编辑：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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