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深教授差评“网红教师”，但喜欢做学术又不只顾自己躲进小楼成一统，这难道不是学者的责任？
喜欢做学术，却又不囿于它，心中装着更大的世界——这不一定是浮躁，也有可能是有更大的格局、更深的情怀。
“‘网红教师’频现，当下学术界福兮祸兮？”1月11日，《报》头版的一篇“名家访谈”，把高校“网红教师”现象推上了风口浪尖。
在访谈中，复旦大学哲学学院资深教授张汝伦忧心忡忡：“为什么如今不少留校没几年的青年教师，不是抓紧时间老老实实做学问，而是忙着在各种公众媒体或互联网平台上露脸、亮相？”
联想到近几年频繁曝出的网红奶茶铺、网红食品问题以及网上各种“娱乐至死”的“乱相”，人们不禁对“网红教师”产生负面的刻板印象。但笔者认为，对相关现象的认识不能仅停留于“一面倒”的批评，而要全面把握、因势利导。
看问题不能一概而论、一棍子打死，而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别以为“网红教师”好当，也不要以为他们占了便宜。学术归学术，网络归网络，很多时候，他们是在“自娱自乐”，甚至“自生自灭”。
高校教师的本职工作是教书育人、从事学术研究。为此，确实要耐得住寂寞，产出大部头著作和高水平成果。因此高校教师做“网红”，在一些资深学者看来，是“希望找到一条获得外界认可的捷径”。
听起来没错，但很多问题有待厘清：有多少高校教师称得上是“网红”？面对公众在进行什么具体活动？是为出名，还是为自己的爱好？投入多少时间？有没有耽误工作？造成什么社会影响？有没有靠“网红”身份评上教授、申请到科研项目？
如今，互联网、微信几乎成为日常办公、生活的必需品。很多教师开了博客、微博、微信公众号。有的借助网络和学生讨论教学内容，有的传播科研经历和感悟，还有的抒写生活体会。虽然也能“挣”一些点击、点赞和转发，但真正称得上“网红”的，却凤毛麟角。
“网红教师”有多种类型。有的人（例如北师大“布鞋院士”李小文）因为一张“酷照”、一句“潮语”、一件趣事，经过媒体传播，“一不小心”走红。有的人（例如复旦教师熊浩）登上电视综艺节目，录制音频、短视频，成为“人气教师”。还有的人靠哗众取宠的行为甚至低俗的内容引起轰动。显然，是好是坏，恐怕不能一概而论。
“网红教师”频现，当下学术界福兮祸兮？问题的答案恐怕不是“非此即彼”。如果高校里大多数教师都成为“网红”且凭着“网红”的身份得到不该得到的职称，那么学术界就乱了。但问题是：真的有那么多“网红教师”吗？成为“网红”，对于学术评价有用吗？认真做学术的教师“任他东南西北风”，会受周围个别“网红”同事的影响吗？
事实上，很多教师对成为“网红”还是有忌惮的。在传统观念中，人们喜欢埋头苦干、少说话的人，而不喜欢“头上长角”的“另类”。现在，教师的压力很大，有些高校每年考核要求授课、发表论文、申请项目的具体指标，还实行“六年非升即走”。更何况，网络似海深。虽然得到转发、点赞令人欣喜，但一旦因为出言不慎或者被误解而触发网络舆情，就麻烦了。
而且，成为“网红”对于评教授、申请科研项目来说不是“神助攻”，而是“绊脚石”——评审人看重的还是申请者的教学和科研成果。如果说教师在网络上活跃是为了“走捷径”，那么这就太傻了——在没有学术评判权的“吃瓜群众”那儿“圈粉”，却招致有些学者的嗤之以鼻甚至“一票否决”。因此，很多“网红教师”其实是在“自娱自乐”，甚至“自生自灭”。
如果大学像是一个花园，那么花园里不能都是一模一样的植物，有几朵“奇葩”又何妨？大学里不能每个人都是“网红”，但也要有少量“异人”存在，就像孟尝君门下有数千才能各异的食客，需要时能派上用场。
针对有些教师在各类媒体“冒泡”的现象，张汝伦教授向《报》记者表示：“对学者来说，最重要的是做出有分量、有水平的研究……少数学者身在大学，顶着教师的身份，却没有把自己界定为学者。”这种“学者失去身份边界”的现象，“也是学术圈浮躁的表现之一”。
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些话都没错。但很多结论的成立，都是有一定假设前提的——看你把视野锁定在什么范围内，是学术界，还是整个社会。事实上，高校教师同时具有多重身份，生活也不仅仅是做学术。教师无论在学校还是走在大街上，都是社会人，都要参与社会进程，业余还可以培育自己的兴趣爱好。正如现在一些大学推行“通识教育”（复旦大学还推出了旨在给学生提供多种选择的“2+X”本科培养体系），大学教师也可以成为“多面手”，而不必像一个模子刻出来似的。
大学不能到处都是“网红”，但有个把“网红”存在，不一定是坏事。2017年复旦附中学生武亦姝在央视“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总决赛的节目中一举成名，既有利于所在学校名声，又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提供鲜活的例子。虽然武亦姝是高中生，不是高校教师，但这个例子启发我们——无论是讲思政课被拍成视频，参加电视演说节目获奖，还是就教育理念、教育实践接受媒体采访，教师以正面的形象出现在媒体，也能为学校增光添彩。
事实上，在充分发挥网络文化育人功能的背景下，一些高校正在加强网络文化建设。不久前，复旦大学举办了2018年度校园网络文化作品和自媒体影响力评选，各类网络达人闪亮登场。就像高校需要推出学生参加各类体育比赛、“挑战杯”和“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高校也需要一些“教师/网络达人”参与校园文化建设。在大学里面，我们不仅需要“阳春白雪”型专家，也需要像周国平、易中天那样通过通俗作品和民众交流的学者。
面对教师与媒体的“结合”，与其“堵”，还不如“疏”——让高校教师在教书、科研之外，顺应时代发展趋势，提高媒体素养，发挥科学普及、释疑解惑、价值引领、舆论导向的作用，为社会建设、文化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第4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8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为8.02亿，手机网民规模达7.88亿。在科学界，网上社区也成了一种时尚。中国科学报社旗下的科学网自2007年上线以来，聚集了几百万注册用户和近15万个博主。 有教师指出，互联网是时代发展中存在的一种媒介形式，借助媒体是顺应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关键要学会合理利用、发挥优势，而不是因循守旧、避之不及。
那么，哪怕不至于成为“网红”，高校教师勇敢地走向包括互联网在内的各类媒体，要注意什么呢？
一是目的。想出名不一定是件可耻的事情，只要不出格。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就提出了“需要得到他人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求层级。但是，如果能“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乐于分享、服务社会，那境界就更高了。
二是效果。是传播错误、庸俗的东西，哗众取宠、制造思想混乱，还是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正能量？要多考虑社会效果，不要违反“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
三是担当。在各类媒体上活跃需要花时间，有可能会给旁观者一种“不务正业”的感觉。当拥有了“发出自己声音”的成就感，也要承受由此带来的各种后果。
想清楚目的、效果，并愿意担当之后，接下去就涉及“怎么做”了。
一是时间——做事要区分主次，做好本职工作是底线。努力做好学术，不代表一定不能在各类媒体露面；经常在各类媒体露面，也不代表一定没有在做学术。关键是，要拿捏好时间比例。如果拿着大学给予的工资，却整天跑到外面做娱乐节目，那有违职业伦理。
二是内容——除了内容积极之外，开展“自选动作”最好能和本职工作结合起来，形成体系和特色。比如，教学、带研究生、写通俗网文、发表报刊文章可以形成联动；教师可以参与“网络思政”，也可以参与学校慕课建设，造福更多的求知者。
在吸取资深教授对“网红教师”的尖锐批评之后，与其因噎废食，还不如因势利导。和中小学教师相比，大学教师的日常工作内容具有多样性，不用整天围绕着固定的班级转；时间具有灵活性，可以自主安排；并且掌握的知识更贴近学科前沿、站位高。因此，大学教师在“媒体阵地”上应该能更好地发挥科学普及、释疑解惑、价值引领、舆论导向的作用。
喜欢做学术，“躲进小楼成一统”（出世），却又不囿于它，心中装着更大的世界（入世）——这不一定是浮躁，也有可能是有更大的格局、更深的情怀。
作者：马臻
编辑：储舒婷
责任编辑：姜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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