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访谈 | 推进垃圾分类，上海正迎来史上最好时机

■嘉宾：诸大建（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特聘专家）

■采访：樊丽萍（本报记者）

“城市应尽可能为市民生活提供便利，但是，扔垃圾这件事是一个例外。如果市民扔垃圾太‘方便’，整座城市的运营就不方便了。”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特聘专家诸大建教授，这两天密切关注着上海生活垃圾分类攻坚战的进展。

诸大建有一句话，曾让沪上管理层和学界记忆犹新。他说，垃圾是上海的“心头大患”。和一些全球知名城市相比，上海的生活垃圾管理一度和我们这座城市的地位不相称，甚至是落后了。“我们曾经很认真地努力过，但是，因为一些原因而没有达到期望的目标。”

而这一次，上海全市上下总动员，下定决心补上这块短板。昨天，诸大建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推进生活垃圾分类，上海正迎来史上最好时机。”

“没有退路”的上海选择转守为攻，每个市民都要有势在必行的紧迫感

“在处理生活垃圾这件事上，上海真的已经没有退路了。”诸大建说，城市就跟人一样，不仅要“吃”好、“穿”好，“新陈代谢”也要好。垃圾就是城市的代谢，一旦代谢不佳，城市不堪重负，这座城市在为市民提供高品质生活上就会打折扣。

根据测算，上海目前每人每天产生的垃圾已经超过1公斤，每天垃圾产生总量超过2.6万吨，正在逼近城市生活垃圾处置能力的极限。若不想在将来陷入被动，现在就必须采取主动、有效的措施，瞄准“回收利用率更高、填埋比重最低”目标，实现“垃圾分类、源头减量”。

在诸大建看来，上海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已经进入“转守为攻”的新阶段。“过去是守，有多少垃圾产生，就要求提供多少末端处理能力；现在是攻，设定末端填埋与焚烧的‘天花板’，从源头开始减量。从另一个角度看，过去往往是环卫部门单兵作战，这一次是全市协同作战，而且是通过立法形式明确个人和单位的责任，从政府独唱变成社会合唱。”

诸大建认为，上海要打好垃圾分类攻坚战、持久战，不仅要积极宣传好这一“新时尚”，同时也要让每一个生活在城市的人都有一种势在必行的紧迫感。

上海与“纽伦东巴”比较，最大短板就是垃圾问题

最近，诸大建在微博上表示：上海与纽约、伦敦、东京、巴黎比较，最大的短板就是垃圾问题，需要有疾风暴雨式的“垃圾革命”。

按照诸大建的看法，从金融、航运、贸易等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的一些维度来考量，上海和纽约、伦敦、东京、巴黎等全球城市的水平已不相伯仲。但是，在城市垃圾处置方面，上海则相对落后，可以说是城市管理中的一大“短板”。据其手头的一份调查数据显示，上海目前生活垃圾焚烧占比约36%，填埋处理约50%左右，生活垃圾循环利用的比例小于10%。而伦敦的这三个比重分别为40%、30%、近30%，东京大约是75%、3%、20%。

众所周知，一些全球知名城市都要给市民扔垃圾“做规矩”“添麻烦”。诸大建以东京举例做了阐释。上世纪90年代的东京和今日上海的情况十分相似。当时，东京人均GDP约为2万美元左右，而人均每天产出的垃圾远超过1公斤，城市的生活垃圾处置能力接近极限，必须要采取刚性措施推进垃圾分类和源头减量。最终，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东京的生活垃圾排放量达到峰值，然后进入下行通道，并实现了“低垃圾排放、高经济收入”目标。

上海市民在扔垃圾这件事上，一定会真正“潮”起来

诸大建说，上海未来的发展，也需要像东京等国际特大型城市一样，在历经经济高增长、垃圾高排放的“双高”阶段后，向经济高增长、垃圾低排放的新阶段挺进。他建议，今后衡量上海的经济密度时，可基于绿色GDP的要求多设立一个参考指标，那就是垃圾产出与GDP的比值。

“在水、气、土、渣等城市环境问题中，垃圾处理是城市最大和最困难的挑战，不能等待人们觉悟慢慢提升演进，而要在短期内迈上新台阶，有时候必须采取疾风暴雨式的集中治理，然后转化为全社会成员的长期坚持与习惯养成，这样才能取得实效、巩固成果。”诸大建相信，在当下加强顶层设计与刚性执行的背景下，上海市民在扔垃圾这件事上一定会真正“潮”起来；未来上海在垃圾处理水平上也一定能与东京、新加坡等国际城市对标。

作者：本报记者 樊丽萍

编辑：叶松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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