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銤(右一)一家四口
“銤”在化学元素表上排序76号。徐戡化学造诣颇深,抗战爆发前,在上海水利学校当化学老师。他4个子女的名字都以化学元素命名,小儿子取名“铱”,大女儿叫“铂”,小女儿就叫“铀”。“我父亲有3柜子的化学试剂和烧杯,但日本兵进攻上海时,一颗炸弹把我父亲的书和仪器都炸掉了。”徐銤说,“于是,父亲携家带口逃到扬州,当中学老师。后来日军又占领了扬州,父亲怕日本人逼他去做炸药,就在公开场合故意‘手抖’,拿不了试管,于是改当了数学教师。”
父亲对化学的爱好,在徐銤的心中播下了种子。他3岁起就学父亲样,用加了墨汁的水在烧杯里倒来倒去。他清楚地记得,当时买不到雪花膏,父亲就从玉簪花里萃取香精,让孩子们把干净的雪捧进盆里化水,然后再做成雪花膏。
“我父亲是个了不起的人。”徐銤对记者说。1955年他高考时,清华大学希望他去读工程物理系,徐銤以为这是“做工程的”,说没兴趣。还是父亲告诉他:“工程物理是为国家研究核工程的。中国要是没有核武器,就要被人家欺负。”这一句话,点醒了徐銤。
这一届的清华本科读了6年,1961年,徐銤走进了601所。当时601所汇聚了吴有训、钱三强、王淦昌、彭桓武、朱光亚、王承书等一代领军人物,徐銤不仅亲见他们骑着自行车上下班的身影,还听过他们不少教诲,深受感染。
在四川夹江度过最艰难的科研生涯
成功的路上总是遍布荆棘,国家和个人都是如此。1971年,一道调令,将快堆的300多名研究人员全部从京郊房山调往四川夹江,一去16年。“这16年,是我科研生涯中最艰难的日子。”徐銤坦诚道。
当时正值“文革动乱”,科研也没有了项目。老专家戴传曾悄悄叮嘱徐銤说,“你千万别把快堆的事情放掉,在那里要多多跟踪了解国外的快堆是怎么发展起来的。”
这一句话拨云见日,让在夹江的山沟沟里难得见到太阳的徐銤心中豁然开朗。夹江虽然没有食堂,所幸还有个图书馆,这是科技信息的泉眼,为徐銤连接起了北京和世界。山里木头多,别人无所事事买木头打家具,他却拉着核燃料元件组的同事整天钻图书馆研究快堆的文献。在那里,徐銤他们竟然还进行了快堆最初的理论设计和工程设计,做了一个快堆的简易模型。
让徐銤最痛心的,不是夹江生活条件的艰苦,而是一大批同事因各种原因离去。最初的300多人只剩下108人。80年代初,徐銤自己也曾有一个可以去竞聘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职位的好机会,但他没有动心。他对同事和家人说:“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怎么能没有快堆呢?在我国科研经费匮乏、高浓铀十分紧缺的时候,周总理曾特批50公斤高浓铀给我们做实验。每当想起这段往事,我总感到心里沉甸甸的。如果不取得像样的研究成果,我是不会离开的。”
正是这份沉甸甸的责任感,托起了中国的快堆。1986年的春天,徐銤奉召来到北京,参与国家“863”高技术项目的申报。当徐銤代表快堆项目汇报时,他从理论设计到工程设计,厚积薄发地娓娓道来,赢得了一致公认的好评,快堆因此列入了“863”国家科研计划,终于上马了。
作者:郑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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