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四十一年六月(1952年) , 一部分成绩特优的飞行员被保送入“美国空军高级战斗学校”,接受高级作战训练。在第一次作战演习中,我飞行员就以高度准确的射击成绩,压倒了美国教官。这使得崇拜英雄的美国人大为佩服。“亚里桑纳”小姐的竞选、电视节目纷纷邀请我空军飞行员参加活动,以吸引选票、观众。
四十三年四月(1954年),一个“美国空军巡回教育访问小组”来到了台湾,他们一行四人:布莱赛尔少校、柏斯寇上尉、里莱上尉、杜蓉中尉, 一共打下三十多架“MIG-15”。他们说:“打米格就像掐死蚂蚁一样容易”。
布莱赛尔少校等四人驾驶着四架“F-86F”,由美国本土出发,走遍了远东的美国空军基地,一到一个基地,他们就和飞行员们作实地的演练,飞上天,打遍远东无敌手。因此,当他们在我方的空军基地住了一礼拜,和我方才结业的新喷射机飞行员作作战演习之前,他们都是相当有自信心的。
但是,当经过几次作战演习之后,他们的看法大大不同了,在和冷培树、刚葆璞、刘绍芫、李玉球、冯德镛、沈崇义、路靖、王心一……这些以战绩出名的中国红武士对决过之后,他们不得不甘拜下风了。冷培树和布莱赛尔少校就从三万英尺打到了二十英尺低空,布菜赛尔硬是不能摆脱冷培树的追击,只好摇摆了几下机翼,承认“战败”。落地后,布莱赛尔猛拍着冷培树的肩:“顶好!顶好!”
如果你不戴有色眼镜,应该承认,1958年,飞喷气式飞机总平均每人774小时、其中60%完成了夜何复杂气象训练、并具有在昼间组织中等机群活动能力的数百名国民党空军飞行员,若论文化技术、个人与整体水准,的确略胜一筹。
但一方早有准备,一方茫然不知,打击便具有了使敌措手不及的突然性。
“看见了,两架!”11时11分,高长吉在右上方5000米处首先发现敌机,兴奋报告。
“是四架,不是两架!”林虎在地面及时提醒空中注意,“你们周围没有其他情况,大胆攻击!”
战斗过程大致如此:
高长吉、张以林首先咬住敌僚机组(3、4号机),敌长机组(1、2号机)立即右转, 意欲迂回包抄。张以林处于敌机内侧,发射炮弹进行拦阻,迫敌1号机停止右转而改为左转, 敌2号机随其后,正好给高长吉提供了良好的射击角度,他收缩瞄准光环, 待里面投影越来越大,越来越清晰,撤按炮键,一个点射,敌2号机翻身落马。
同时, 在高长吉上方的张以林,也蹬舵、推头,咬住了敌1号机刘景泉。刘急剧下滑摆脱。张以林从高度2000米追到200米,距刘景泉150米处开炮,眼见将敌机左机翼斩掉一块。负伤敌机勉强飞到马公附近,因再无法操纵,刘景泉跳伞弃机。
我情报部门获悉:刘右腿中弹,左手受伤,头擦伤,腰扭伤,但仍清醒。被台湾渔船大元二号救起,再由运输机直送台南空军医院抢救。刘恨恨说:这次被打主要是发现敌机慢了。他们速度太快。
另一方向, 赵德安也抓住了敌3号机,连续开炮三次,敌机背部中弹,现出朵朵火花。负伤的F-84无力还手,摇摇晃晃向东南方飘去。
台湾方面,历来对大陆空军飞行员是很有一些看不大起的,就像当年蒋先生亲手栽培的黄埔生瞧不上毛先生从山沟沟里拉出来的红军游击队一样。在他们眼中,这些顶多读过高小,不少连斗大的字也认不下几个的农家子弟凑合着把一架现代化的机器弄上天去已经属于奇迹,他们还真想在空中进行战斗?不可思议。
《国共空战秘史》写道:
“MIG-15” 飞行员程度只有初中毕业,文化水平很低,在佳木斯航校只受过苏联顾问的三个月短期速成突击训练,但是,“成份”却很好,都是工农分子,又红又专,体格颇为强壮,后来迁到北京之后,招收飞行生的第一个标准还是看出身成份、政治立场,其次才是是否具有空勤体格、文化水平、科学知识,技术并不十分要求,会飞就行了。
《国共空战秘史》大概没想到,“七·二九”空战中,大陆四名飞行员中有三位——赵德安、高长吉、张以林,就是被它几笔素描就勾勒出大致轮廓的“工农分子”,而恰恰是这三位分别击落击伤了台湾的飞机。黄振洪入伍前是武汉市的高中生,在那个时代,属于“小知识分子”范畴,很可惜,他虽同样勇猛,担任掩护功不可没,却偏偏是他未能捕捉到战机。
赵德安老人说:我们这些人能学飞,那是历史的需要时代的产物,当时不从我们这些人中选飞到哪去选?而我们从飞上天到打下敌机,其中付出了超出常人多少倍的汗水和辛劳,谁又知道?台湾看不起我们,轻视我们,所以他要吃亏,非输不可。但是,历史经验不能机械照搬,现在我们选飞如果不重视文化程度,那就大错特错了,一支现代化的空军没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垫底,基础最终不会牢固的。
“三比〇”不仅仅是一段空战史上的佳话,而且是关于战胜之道和战斗力构成的深刻哲理,故白云美妙,它亦美妙,蓝天永恒,它亦永恒。
作者:沈卫平
编辑:卫中
责任编辑:宣晶
摘自《8.23炮击金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