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贫困村300年魔咒，《战国红》为乡村振兴书写浓墨重彩的一笔

你知道“战国红”吗？这是产自辽西地区的一种玛瑙矿石，有着致密的质地、漂亮的色泽；这也是长篇小说《战国红》的隐喻——扶贫就是要让那些砾石岗般的贫困村变成战国红玛瑙的福地。

诚如小说主人公、扶贫带头人陈放所说：“辽西人就像红玛瑙，啥时候也不会松软。”扶贫是场攻坚战，直面扶贫题材对于创作者又何尝不是一场硬战。“18年前我就在辽西挂职对口帮扶，一年下来血压血糖都升高了。在我的家乡1.2万名驻村干部深扎扶贫一线，他们的喜怒哀乐、苦辣酸甜并不为人所知。我想作家不应该对这他们的无私奉献无动于衷。”作家、辽宁作协主席滕贞甫酝酿数年捧出基于扶贫经历的长篇《战国红》，小说首发于今年第五期《中国作家》，由春风文艺出版社推出单行本。

日前在北京举行的研讨会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评论家孟繁华谈到，作为表现新时代重大现实题材的长篇力作，《战国红》是主旋律题材与文艺创作相结合的重要收获。研讨会由辽宁省委宣传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中国作家杂志主办，春风文艺出版社、中国当代作家评论承办。

与新时代同频共振，主旋律题材不回避矛盾

2019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一年，也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关键一年。主旋律题材与文学抒写如何相结合？

《战国红》

滕贞甫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战国红》展开了宝贵探索，小说全景式描绘精准扶贫工作，讲述党员干部扎根农村带领群众脱贫攻坚的故事，为乡村振兴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评论家贺绍俊认为，小说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了很多美学营养，有一种古典之美，突出表现在“比兴”手法，以战国红玛瑙来寓意辽西地区扶贫事业，读来荡气回肠。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清华看来，这超越了一般的命题作文，“虽主题先行但并不概念化，是一部严肃的、包含多层伦理诉求的小说，铺开乡村人情世态、风俗文化的画卷，非常接地气。”

“这部有力量、有宽阔社会视野的小说，写出了这个时代的精神风貌，与新时代同频共振。”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说，可贵的是，作家没有对现实矛盾采取回避矛盾。《战国红》正视扶贫工作的艰苦和难度，直面贫穷背后历史的重负、自然的困扰、社会乃至人性的复杂性等多个层面。“在新时代怎么认识各种各样的矛盾，如何在创作中巧妙处理表现矛盾，这是我们能否真实有力反映时代生活的一个关键。”

“我相信文学的本质是责任和自由，我也主张文学干预和影响生活。基于这一点，小说对形式主义、留痕检查等给基层增加负担的现象进行了批判。”滕贞甫举例说，小说也写到了痛点——比如，柳城扶贫工作卓有成效，但仅仅因为检查时没有准备A4纸打印材料，手写的汇报中有几个错字，就被扣分导致排名垫底，从而挫伤了扶贫干部的积极性。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谈到，《战国红》写出了柳城村的贫困独特性，除了自然环境原因，还有一种懒惰的生活习惯和相对滞后的思想观念作祟，因此从精神层面入手，小说写出了扶贫的思想内核的转变。而这种精神成长不仅仅是看得到的村容村貌变化，更是乡村建设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

说起乡村建设题材小说，柳青《创业史》、周立波《暴风骤雨》、路遥《平凡的世界》都曾在一代人心中烙印。“我们总盼着有新时代的《创业史》《暴风骤雨》乃至《平凡的世界》，但新时代就应该有深耕新时代的作品。如果作家还以当年的经典作为参照去审视当下的农村生活，这显然是存在错位的。”《人民文学》主编、评论家施战军认为，《战国红》提供了一种新的认识方式，并带来新的启示——属于新时代文学的审美系统如何建立，是作家下一步需下大功夫理解和解决的艺术难题。

拒绝脸谱化，为扶贫干部立传画像

小说中，以陈放、李东、彭非为代表的驻村干部，想尽一切办法，发动群众，吸纳群众智慧，集思广益，治赌、种树、迁坟、引水，开发具有乡村特色的产品、产业。“作为主旋律作品，《战国红》没有将驻村干部以及村民形象脸谱化，不少人物丰满生动，个性鲜明。”《新华文摘》文艺版主编梁彬以陈放为例说，性格温和的他主动选择了偏远辽西，缘自他爷爷在战争时期曾得到当地百姓掩护得以脱险，冥冥中的感恩情节，让陈放内心深处对辽西有着天然的亲近感，愈发坚定为辽西人民脱贫致富尽最大努力。

相比陈放，李东更年轻，头脑灵活，性格开朗。留守乡村的诗人杏儿和再次返乡的杏儿闺蜜李青，也各具神采风韵。她们的坚守执着、勤奋开拓，成为驻村干部强有力的支撑和辅助。小说有处细节，海奇去邻村考察时买了一只战国红玛瑙小猪作为吉祥物送给杏儿，当他发现养猪能够致富时，一再鼓励大家养猪。海奇的热情和真诚也感动了杏儿，当海奇为柳城村没有战国红玛瑙而遗憾时，杏儿乐观地说：“不稀罕他们，他们有玛瑙，我们有猪。”杏儿明白，扶贫干部会给柳城带来比战国红还要珍贵的东西。

小说借李东之口发出感慨：“驻村收获不仅仅在于扶贫，重要的是发现了底层蕴含着诸多可能，生活最底层永远有挖掘不尽的矿藏，杏儿的成长简直是个奇迹，陈书记不止一次说过，他们这些人早晚要回去，柳城的未来是柳城人的，能把杏儿这一茬年轻人培养起来，比上几个项目还重要。”这正是作家深入生活、将驻村实践与精准扶贫政策相结合进行思考后的新发现——扶贫干部下乡只能帮助一时，而贫困村拥有自己的人才与智库，才是永久脱贫致富的根本保障。

“在描绘柳城两批驻村扶贫干部时，我没有图解英雄、也没有刻意拔高，他们首先是普普通通的人，然后才是有情怀的干部，像邻家大哥一样亲切自然。”滕贞甫此前曾创作《刀兵过》《手械》《黑画眉》等作品，被熟悉的朋友称作“老藤”，他有个观点，小说不管写什么，首先应该是文学，然后才是其它，如果脱离了文学的轨道，写得再详实、再逼真也会受到质疑。

“当年老藤在辽西挂职锻炼过，那段经历是他创作的富矿，他一直没舍得动。”《小说选刊》主编徐坤笑言，这次《战国红》全面释放了富矿蕴含的能量，其中最大的贡献是塑造了一批新人形象，尤其是90后扶贫干部和新农民，为当代文学长廊增添了可圈可点的人物角色。

在评论界看来，描绘时代的精神图谱，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是广大文学艺术创作者的重要职责和使命。这种描绘拒绝脸谱化，不应只是走马观花浮光掠影地摄取表象，或照葫芦画瓢式描摹五光十色和繁华喧嚣，更应真正走进生活这本大书的字里行间，触摸生活深层的潜在意脉，写出时代华彩乐章所饱蕴的历史文化支撑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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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谈】热血化碧破魔咒

文/滕贞甫

2018年，我曾两次赴湘西调研精准扶贫工作，一次是作为中央党校44期中青班调研组成员，并负责执笔《湘西州精准扶贫的启示》调研报告；一次是随中国作家协会改革开放40年采风团赴著名的十八洞村采风。两次调研，惊叹于2013年以来我国精准扶贫工作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我被那些辛勤工作、无私付出的驻村干部深深地感动了。

湘西州领导介绍情况时说，有的驻村干部开展工作极其艰辛，流汗又流泪；有的扶贫干部甚至牺牲在了工作岗位上。18年前也是扶贫干部的我，对此感同身受，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驻村扶贫不是平常的下乡蹲点，那是一种全身心投入——在湘西我所见到的驻村干部，仅从肤色上看与当地苗族、土家族村民并无二致，可见他们与当地村民已融为一体。由此我想到了家乡辽宁，辽宁也有1.2万名驻村干部深扎在扶贫一线，他们的喜怒哀乐、苦辣酸甜并不为人所知，我感到自己有责任为这些担当奉献、抛家舍业的干部们立传、画像、明德，以文学的形式，向这些默默无闻的扶贫干部致敬！

就这样，我萌生了创作《战国红》的想法。之所以选择这个名字，因为战国红是一种象征着梦想和富裕的玛瑙，它的色彩就如同凝固的热血，黄尊红贵，让人心生敬畏。故事背景选取辽西也是一种机缘，那是我曾经工作过的地方，是辽宁扶贫的主战场，辽西深厚的历史积淀是名副其实的文学富矿。

如果把精准扶贫比喻成一场攻坚战，那么可以说这是一场“班长的战争”，班长是谁？就是成千上万名驻村第一书记。小说主人公陈放就是一位称职的“班长”，他带领柳城村一班人，因地制宜，精准施策，终于破解了困扰柳城三百年的“魔咒”，让柳城走上健康富裕之路。

破咒，是现实和精神两方面的难题，一道喇嘛咒，困扰柳城三百年，如何破咒，贯穿了小说的始终，第一期扶贫干部没有破成，神情黯然地离开了；第二批扶贫干部咬定青山不放松接着破，终于在驻村最后一年，找到了密码，让柳城村民走出“鬼打墙”。其实，贫困表现不一，但原因基本相同，大都困于生态之咒，生态之咒不是柳城一村之困惑，也不是辽西一域之困惑，它是贫困地区普遍存在的梦魇，而破解的秘诀只能是在新发展理念指导下锲而不舍地攻坚，小说中陈放等人的做法就说明了这一点。

也许有人会问，一个被称为全县扶贫工作盲肠的贫困村，怎么还会有杏儿这样爱好写诗的女孩，这并不奇怪。诗歌作为梦想的载体，本身绝不嫌贫爱富，小人物也有梦想，苔花虽米小，也学牡丹开。辽西文学氛围好，涌现出为数不少的农民作家，梦想没有专利，只要心有所属，情有所寄，诗与梦想就会如影随形。

小说要抵达人物的内心世界，以笔为刀，以情为墨，刻画出人物灵魂的真实形态。小说通过杏儿眼中的两批扶贫干部，两条线相交织，呈现出扶贫工作一张蓝图绘到底的乡村生活画卷。身为第一书记的陈放知道，单靠输血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扶贫之要在于扶志，让柳城的年青一代成为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生力军，方能成就扶贫正果。否则，三年后驻村干部一走，无论办了多少项目，村子还会因为后继无人而返贫。

人生的二元一次方程有无数个解，正是因为有无数的解才让人生充满魅力，杏儿曾经想解开陈放的人生方程式，最后她明白了，做有价值的事情不需要理由，而人生二元一次方程的解，就在未来的自己身上，那是现实与精神相重合的自己。有了这些年轻人，柳城才有了生气，才有了薪火相传的希望。

作者：许旸

编辑：许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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