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温情的反讽重构历史 ——读约瑟夫·罗特的《百日》

《百日》[奥]约瑟夫·罗特著吴慎译漓江出版社出版

《百日》是奥地利作家约瑟夫·罗特为数不多的历史小说，如译者吴慎所言，《百日》是“一个奥地利犹太人在用德语讲一群法国人的历史故事”，即1815年拿破仑执政时期的百日王朝。小说从拿破仑大帝与浣衣宫女两种视角出发，讲述了百日王朝由复辟至灭亡的传奇历程，尽显末世王朝繁华粉饰下的衰颓残败。拿破仑的故事是历史小说中多次涉及而不足为奇的题材，罗特却巧妙地用一种“异域”身份重构了一个新的文学空间。1933年，罗特因希特勒上台逃离德国，在颠沛辗转中完成这部小说。因而可以说，这是一例少数民族流亡者时隔数年对文学中心发生地历史的重构与再述，仅从小说的双线结构与悲歌情绪便可一窥罗特对现世处境的姿态与政治诉求。即便蛰伏于“皇帝万岁”的喧嚣之中，移位、孤立与无家可归感，从罗特的身上投射至他的小说人物，如影子般徘徊。

比如，拿破仑大帝就被赋予了某种伤怀而多情的柔软气质，远不同于当时全德抵制拿破仑时大多数民族主义作家为其塑造的固有形象。要知道，德国民族主义文学概念首先起源于它与文化上在欧洲占统治地位的法国间的政治对抗，而这种对抗引发的怒火情绪，自然而然使相对弱势的德国求助于历史上真实的或想象的胜利，并自我陶醉。文学上对拿破仑形象的平面化便是其中一例。而罗特对其相对中立而饱满的刻画，是对当时德语文学的委婉诘问，他使文学与政治的通道变得更加柔韧而富于回旋。当然，我们也有理由相信，罗特的犹太人身份，或多或少使他对曾颁布过犹太政策的拿破仑怀有一种善意。

因而，同样是流亡作家，罗特就不像乔伊斯那种固执激进的反叛者。他更像是一个保守派，采用温情与祥和的笔调，使看似残酷的历史事件具有了某种古老歌谣的特征，如爱伦堡评价的那样：“在罗特的长篇小说里，阳光和空气都很充分。”这并不意味着罗特的小说充满希望，而是说它传达了某种狭隘民族主义者所没有的微光。这微光来自于奄奄一息的时代巨兽，它热切地颤动着，使藏纳于荣光之下的污垢纤毫毕现。

以非原生语讲述异国历史，讲述身份与语言的多重冲突，使这部小说本身就融合了多种文学视域，但小说文字里透露的多重性，进一步使其扩展出能与卡夫卡和穆齐尔相媲美的新视域，甚至激活了德语文学中传统的历史叙事。罗特以一种温情的反讽重构历史，通过对历史的加工，召唤一种超越时代和民族的文学。那么在这部小说中是如何体现的呢？

为了尽可能地再现昔日历史书写中未曾触及的含混，罗特花了大量篇幅描写茨威格似的人物心理，从最大的集体情绪到最小的私人感情，极尽绵密精准。如宫女安吉丽娜在镜子前对自己贫瘠身材的自赏与爱怜，入宫被拒后多次对波浪般绿色门帷与水晶吊灯生发的怀想等等，安吉丽娜对拿破仑大帝至死的渴慕，在罗特简短却强烈的语句中跳跃而出。而拿破仑大帝在战败后宗教体验般的顿悟，更是小说极为精妙的高潮。罗特沿袭了“寓情于景”的手法，拿破仑大帝在观望了蓝黑色的夏夜繁星后，将自己与“圣父”约伯融为一体。这种自我美化一方面体现了大帝的自负与自怜，一方面也暗示了罗特对宗教信仰的期许，以及这种期许无法落实于现实的无力——大帝终是在颂歌《马赛曲》中走向死亡，所有的移情不过是自我宽慰的幻象。诸多的人物独白都蕴含了罗特兼具同情的反讽。而这种情感也由人投射至与其拥有着相同命运的末日王朝，比如他笔下的另一王朝“哈布斯堡神话”。罗特对旧日王朝的逝去有着“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的无奈与眷恋，小说结尾即以银色繁星下向前流淌的塞纳河作结。

因而，小说以传统小说写作的方式重构了整个历史事件。尽管受限于大帝与宫女的第三人称叙述（功能上更类似于第一人称叙述），却以两者大量的内心独白构成一个互有回音却各自独立的“双声部”。罗特从不同的个人体验中斡旋出一个宏大的历史文化空间，尽管留有更多幽微的争议，却开放、自由、富有弹性。它留给读者许多当代文学写作急需解决的主题：如流亡与民族主义间的关系、个人体验融于宏大历史的尺度等等。

当然，对于上述这些问题，罗特也并非未在这部晚期作品中袒露他的倾向。作为流亡的边缘文学写作者，他对法国百日王朝满怀温情的反讽使人忆及这样一句话：“那觉得家乡美好的人，仍只是一个柔嫩的新手；那把每一片土地都当成家乡的人，则已经是强大的人；但是，把整个世界视为异国的人，才是完美的人。那柔嫩的灵魂把他的爱固定在世界上某个地点；那强大的人把他的爱扩大至所有的地方；那完美的人灭掉他的爱。”这是赛义德谈论流亡时引用德国文学研究者奥尔巴赫的话，原本来自于12世纪萨克森的修道士雨果。显然，罗特超越了民族与地方的界限，他打破了当时德国民族主义文学中拿破仑的固有形象，又并不使自己囿于对其的称颂之中。罗特在讲述他国历史时充盈着的温情追忆与反思，最终使其成为了那个强大的人。

作者：宋李馨
编辑：周俊超
责任编辑：朱自奋

*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