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岁任溶溶：我写儿童诗，就是从生活中找有意思的事

【导读】这个5月，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没头脑和不高兴”之父任溶溶度过了96周岁生日。这位鹤发童心的老人，最青睐的就是儿童诗。他创作的儿童诗集《怎么都快乐》和翻译诗集《如果我是国王》新近推出，前者集结从1953年到2017年他创作的童诗100首，按时间轴排列；后者精选他翻译的儿童诗60首，按作者和国别排列，含普希金、马雅可夫斯基、楚科夫斯基、马尔夏克、巴尔托、米哈尔科夫、罗大里、米尔恩等，篇篇朗朗上口。

任溶溶如何看待儿童诗的创作和翻译呢？听听他自己怎么说：

“任溶溶给孩子的诗”系列

《怎么都快乐》

《如果我是国王》

任溶溶   著 / 译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跟小朋友谈我自己写诗

我是个写诗的老人，写了几十年诗，我跟大家谈谈我写诗。

诗是多种多样的，诗人各有各的风格，各找各的写诗的好点子。我写儿童诗，为了吸引小朋友，就找好玩的点子。孩子好奇，我常让他们猜点儿谜，孩子没耐心，我常带点儿情节，带点儿故事，但这些故事都是从生活中来的。

例如我写过让小朋友敬爱老师的儿童诗，就是《爸爸的老师》。我写一个小学生跟大数学家爸爸去看他的老师，结果他的老师就是自己的老师，而且自己读三年级了，这位老师才教一年级，可是他的爸爸恭恭敬敬地对这位一年级老师说：“我学会二二得四是您教的！”小读者会觉得很有趣有意思，对不对？我想出这个点子，难道是我特别聪明，是天才吗？非也。这点子完全是从生活中来的。我儿子小时候，上了高年级，就不那么尊重原来低年级的老师，我看到了，就想到自己的启蒙老师，给他写了这首诗。这首诗是从生活中来的。

我写过一首儿童诗，也是从生活中来的，叫作《我是一个可大可小的人》。诗是这么说的：“我不是个童话里的人物，/可连我都莫名其妙：/我这个人忽然可以很大，/忽然又会变得很小。……”这一首诗里说的事情，其实是真的，是我小时候的事情：当然，也有虚构的地方，就是我没跟姥姥住在起。姥姥是加出来的。当时我的爸爸妈妈上普陀山去玩，还带上我的哥哥。不带我去是对的，因为我实在太小，路上带着我不便，即使我到了普陀山，因为太小，也不会懂得游山玩水。可是他们临走时说我大了，我就觉得十分矛盾，我到底是小还是大啊？

我还写过一组儿童谜语诗《你们说我爸爸是干什么的？》，内容猜的是各种工作。例如：“我的爸爸又高又大，/当然不会魔法，可是半尺高的匣子，能到里面讲话。/他在北京轻轻说声：/‘你们好哇！’/连新疆的小朋友们，/也听到啦！/你们说我爸爸是干什么的？”后来我又加了几个谜语，写成一首长诗。

我所有的诗，全都是从生活中来的，我可以一首一首告诉你们生活中是怎么回事。比方《强强穿衣裳》，讲强强一早起来穿衣裳，穿上一个袖子就去玩一样东西，穿上另一个袖子就去玩另一样东西，到晚上正要穿最后一只袜子，妈妈却叫他快脱衣裳上床。这点子也很巧妙，这首诗也受小朋友欢迎。可这个强强做的，正是我孩子小时候做的事，只是我把它夸张一下就是了。

当然，我也会把孩子的事编成童话诗来写。例如《一个怪物和一个小学生或者写作一个怪物和一个小学生》。大家也许觉得奇怪，“一个怪物和一个小学生”前后都是一样的，为什么加上个“或者写作”呢？是这样的，前面一句，“怪物”用特大字体排，“小学生”用特小字体排，后面一句倒过来，“怪物”用特小字体排，“小学生”用特大字体排。怎么回事呢？因为这个怪物的名字就叫“困难”，它千方百计要难倒这个小学生，可是这个不怕困难的小学生终于把它打败了。诗中连“＋－×÷”“abcd”都有。我无非是想逗小朋友读我的诗，听我给他们讲道理。

关于这首诗，有一件我没想到的事。在庆祝《儿童时代》复刊的大会上，特意请老演员乔奇同志来朗诵。我一下子发现了朗诵的威力。乔奇同志用他洪亮的声音，充满戏剧魅力，有板有眼、字正腔圆地把故事讲给满场的小朋友听，自高自大、神气活现的大怪物，怎样变成了微不足道的小怪物，抱头鼠窜，他让全场小朋友听得入了迷，最后哈哈大笑，掌声雷动。我坐在那里简直呆住了，他朗诵的诗是我写的吗？我更吃惊的是，他稿子也不看，一口气朗诵下来，我就办不到。真是老艺术家啊！后来，我在收音机里又听了一遍他的朗诵，还请电台朋友帮我复录下来，可惜这位朋友后来出差去了，我至今没有拿到音带。

过了几年，我用章回体传统说唱形式（显然受了乔奇同志朗诵的启发）又写了一首童话长诗《小哈哈斗哭精》，讲一个小朋友总是笑哈哈的，气坏了“哭精”，他千方百计要让他哭，结果失败了，只好自己大哭。诗的结尾是：“他既然最爱哭，/就让他哭个畅，/而我们哈哈笑，/在笑声中成长。”这首诗让我得了一个奖。

总而言之，我们生活中有许多事，却也不是什么事都值得写，我们要善于找出其中值得写成诗的事来写，找到了就是灵感来了。大家也可以注意别的作家在生活中找什么点子。

我从生活中找有意思又有趣的事来写，我就是这样写儿童诗的。

我译儿童文学

我是一名儿童文学工作者，创作的是儿童文学，翻译的百分之九十几也是儿童文学。

我国儿童文学的历史并不长，是新文化运动以后开始的。和新文化运动开始时大量介绍外国文学作品一样，当时也介绍了许多外国儿童文学作品，像《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木偶奇遇记》等等。文学巨匠鲁迅、茅盾、巴金都译过儿童书。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不但满足读者的阅读需要，而且给文学工作者必不可少的借鉴。我翻译儿童文学近60年了，也无非想让小朋友读到有意思又好玩的书，同时向我国儿童文学作者介绍世界儿童文学的精品，让大家开开眼界。由于过去对外国儿童文学报道得少，我感到有责任留意这方面的信息，访求这方面的著作。在我给上海译文出版社编《外国文艺》杂志时，我有意多报道些这方面的信息，每年第三期（赶上“六一”儿童节）还刊登点外国儿童文学作品，想引起文学界对儿童文学的关注，儿童文学到底是整个大文学中一个重要的部门啊！

儿童文学翻译有一个特点，就是读者对象十分明确，是孩子，而且不是笼笼统统的孩子，根据他们的年龄特征，还要分幼儿、小学低年级和高年级。给幼儿译外国儿歌，自然要译成儿歌样子，琅琅上口，给大孩子译书又不要有娃娃腔，孩子大了，都不爱别人把他们看作娃娃。其实这也很简单，就是译文跟着原作走，和所有的翻译一样。翻译无非是借译者的口，说出原作者用外语对外国读者说的话，连口气也要尽可能像。我总觉得译者像个演员，经常要揣摩不同作者的风格，善于用中文表达出来。原作者的书既然是写给不同年龄的孩子看的，自然要让他们的小读者看得懂，看得有兴趣，我们译者也就应该做到这一点，让我们的小读者看得懂，看得有兴趣。

儿童文学作品既然是给儿童看的，文字自然浅显，不过也有它的难译之处，就是作者为了吸引或者逗小朋友，常常玩些花样，最多的就是玩文字游戏。给儿童看的书不比给大人看的书，不能靠加注解来解决问题，说某字和某字同音，因此怎么怎么的。孩子根本就不懂外文。不得已时，偶尔加个注解还可以，多了可就不行，孩子受不了，干脆不看了。我们大人为了读名著，可以硬着头皮看注解，孩子却是连作者是谁也不管，只管作品好看不好看。我们只好把外文的文字游戏设法按原意变成中文的文字游戏，使我们的孩子从译文中得到外国孩子从原作中得到的同样的乐趣。从文字上说，这似乎不太符合翻译“信”的原则，但通过这个办法，让中国孩子和外国孩子一样喜欢读这本书，这应该是原作者的希望，至少我认为这样做对得起原作者，符合原作精神，这倒是大大的“信”。如果地道一点，在译者前言后记中说明一下也就是了，而不影响孩子快活地读这本书则是首要的。

不过的确有无法翻译的儿童文学作品，像美国家喻户晓的儿童文学作家苏斯博士（Dr. Seuss）的作品，我读了近二十本，好容易才挑出五本翻译过来，包括他的代表作《戴高帽的猫》（The Cat in the Hat），为了押韵，我也只好不译作“帽子”而译作“高帽”，真幸亏中文“猫”和“帽”押韵。其他十几本全是文字游戏，中文取不了巧。由于这个缘故很难译的书不少，名著《阿丽思漫游奇境记》就是一本。我记得译这本书的赵元任先生说过，他这本书是用游戏的态度译的。我觉得译幼儿书是要用这种态度，里面那么多“nonsense”，译者译书当然是严肃认真的，但反映在译文上可不能“严肃”，要不然反而违反原书主旨，把小读者吓跑了。

我翻译这么久，觉得最有成就的是翻译儿童诗，翻译给我影响最大的是儿童诗。上世纪50年代，我真花了很大力气译儿童诗，重要的儿童诗人的作品我都翻译过，像俄罗斯的普希金的童话诗，叶尔肖夫的长篇童话诗《小驼马》（即《凤羽飞马》）、苏联马雅科夫斯基、马尔夏克、楚科夫斯基、米哈尔科夫、巴尔托，意大利罗大里的长短儿童诗。假使你们不知道他们，是因为你们没有接触过。假如你接触过，你就会知道他们多了不起。还有英国了不起的诗人米尔恩的儿童诗是一流的。 这些诗当时大受小读者欢迎，一印再印，也受到儿童文学作家重视，巴尔托的“快活的小诗”还成了儿童诗的一种样式。

我译的那些诗原作都是格律诗，我把那些诗译成了“我的”格律诗，无他，他们格律诗的音步不外乎“轻重”“重轻”“重轻轻”“轻轻重”“轻重轻”，也就是一个音步两个或三个音节，我也就按照原诗的音步，每音步两个或三个音节，或者译成“从前/有个/王子”，或者译成“古时候/有一个/小王子”。这样既跟原诗格律同“步”，又符合中国诗的习惯（普遍都是两音节一音步的，而京戏里不是有大量三三四格律的句子吗？像《失空斩》的“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读起来顺口——孩子读起来顺口，这是我最关心的。

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由于当时情况，翻译一时停顿，我感到我也有许多东西可写，一口气创作了许多诗，应该说，这是我长期翻译外国儿童文学，学到了不少东西，让我入了门的结果。

作者：任溶溶（儿童文学作家、翻译家）

编辑：许旸

责任编辑：范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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