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放桐：对杜威百年前来华访问的马克思主义解读
【导读】：上周六（25日）下午，“跟随杜威看百年中国变化”立体读书会首场线下讲座成功举办，复旦大学杜威中心创始主任、名誉主任，实用主义研究大家刘放桐先生为学员们做了生动而清晰的主题讲解《对杜威来华百年的多重解读》，尤其是分享了诸多的亲身经历。现刊发其演讲精华。
今年是杜威来华访问一百周年，又是五四运动爆发一百周年，还是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这三件事在当代中国历史上的意义悬殊，但又有着某些联系。只有准确地揭示这种联系，才能更好地理解它们的独特意义。这除了要揭示杜威哲学本身的意义及其在西方哲学发展上的地位以外，还要把它放在中国的五四运动以及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的历史背景下进行分析，才能揭示它对二者的积极和消极影响，以此从不同联系上来认识杜威哲学的多重意义。
杜威是对中国影响最大的现当代西方哲学家
著名的哲学家理查德·罗蒂把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和杜威看作是20世纪西方最伟大的三位哲学家。他的论断在国际学界得到公认。我认为他们三人所起的作用有所不同。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都是从他们选择的特定方面——分析哲学和欧陆哲学发展，而且道路越来越窄。他们的哲学都可以包容到杜威的哲学中，但他们无法包容杜威的哲学。杜威的哲学是非常开放的。经过这些年的研究，我越来越觉得杜威哲学虽与马克思哲学在社会基础和理论形态上都有原则区别，但二者在超越近代哲学的思辨形而上学、或者说主体性形而上学上有着重要的共同之处。其中的关键是两人都把实践的观点当作其哲学的根本观点。因此，从对中国的影响而言，三位哲学家中，杜威应该是最具影响力的。
刘放桐认为杜威（中）相较维特根斯坦（左）与海德格尔（右）对中国更具影响力
杜威在第二故乡中国的受欢迎与不受欢迎
杜威在达尔文去世那年1859年出生，他很长寿，活了93岁，一直生活在美国，中国是他美国之外生活时间最长的国家，他也视美国为第二故乡。但所有西方哲学家中，杜威受欢迎程度和被禁锢程度都是最显著的。
1920年代，杜威对五四的“同情”使其广受欢迎
杜威是1919年4月30深夜从日本坐船到达上海的。他所在的哥伦比亚大学给了杜威学术假，他接受东京大学博士生之邀前往日本讲学。在中国的学生胡适、蒋梦麟、陶行知等闻讯后，以五个教育团体的名义邀请他到中国来短期访问。杜威先抵上海，后去杭州，期间，北京的青年学生们就发动了五四运动。早先有阶级斗争的观点认为“杜威是带着破坏五四运动的目的而来”，事实上，五四提出了“外抗强权、内惩国贼”等爱国和进步口号，核心是反帝；此前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时提出“民主和科学”口号，宗旨是反封建，这三大主张，正好契合杜威毕生所致力的社会改造和进步的思想，这引起了他很大的兴趣。为了见证这一运动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影响，他原定两个多月的访问由此延长到两年多。把帝国主义反动思想家与来自帝国主义国家、却对中国的社会的由旧向新的变更深表同情的进步思想家混为一谈，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精神。
杜威这两年多大部分时间在北京大学讲学。他在华讲演中的学术精华就是在北京讲演集聚成册的《杜威五大讲演》，其中包括：《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教育哲学》《思想的派别》《现代三个哲学家》《伦理讲演纪略》。
杜威在华讲学时合影（左）；《杜威五大演讲》（右）
杜威作为一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哲学家来到当时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访问，其间的落差非常之大。如果杜威只是像一般西方思想家（哪怕是著名思想家）那样把他所在国的哲学政治思想等简单地搬到中国来，他就不可能引起中国学者那样浓厚的兴趣，他在中国就不可能受到那样热烈和持久的欢迎。在华26个月中，杜威行踪遍及大半个中国，多达十多个城市。
陈独秀，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广州主持了杜威的演讲；毛泽东曾在长沙开了一家书店，当时热销书籍之一就是《杜威五大演讲》。
杜威还去广州拜会孙中山，两人聊了“知易行难”的话题，杜威突出了和孙中山相同的一面——实践的重要性。
因此，除了胡适这类杜威过去的学生以及受到过他的实用主义影响的一些人，还有更为偏向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以及西方其他思潮的人士。杜威从来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从来也不刻意反对马克思主义；他的哲学与当时的欧陆哲学和英美哲学都有区别，但他不是与它们针锋相对，而是试图调和它们某些极端的主张，因此他也不为这些哲学的拥护者所激烈反对。
正因为如此，他在中国的两年多，一直受到各种不同倾向的人士的一片好评，对各方面的人士也都有较积极的影响。
杜威在1921年8月回国后，再也没有到过中国。但他在中国知识界、特别是教育界却留下了深刻而未能磨灭的印象。以陶行知为代表的一些中国教育家就纷纷尝试按照杜威的教育思想创办各种类型的实验学校。抗战时期时期也未停顿，新中国成立后还得到了较大发展，甚至成了各地中小学实验学校的典范。
哥伦比亚教授杜威（左）与其中国学生胡适（右）
杜威思想备受关注与胡适的通俗翻译分不开
杜威广受欢迎的另一个原因和胡适的通俗翻译离不开。这些讲演大都由胡适口译，由几个熟悉杜威的人记录。可信度较大（顺便提一下，《杜威全集》中关于杜威在华讲演的许多内容，因英文原稿丢失，是根据当时的中文译稿再返译成英文的）。当时每次讲演完毕，就由一些报刊刊载；其后不久都由当时的北京晨报社等结集出版。杜威的口头和书面表达向来都比较晦涩，许多中国听众听不懂。但杜威表达的内容却又比一般哲学家要明晰得多，加上但经胡适等人润色，不仅中国听众能大体上理解，而且比看杜威在美国出版的那些原文版论著反而轻松得多。不失为研究杜威的入门书。
与罗素相比，杜威哲学的生活性令各界易于接受
杜威访华同时，英国哲学家罗素、法国哲学家杜里舒等也曾来华访问讲学，罗素在西方世界的声望不在杜威之下。但与杜威相比，他们讲学的内容都较为专门、狭窄，其影响主要也局限于相对狭窄的专业领域。而杜威的影响遍及各个领域，甚至自然科学领域（特别是自然科学研究的方法论）。这倒不是杜威故意逢迎，而毋宁说是他所倡导的实用主义的一种根本性的特性。在坚持尊重事实和实践、特别是尊重二者对思想、观念的检验的前提下，杜威的实用主义可以牵涉各种不同的领域，容纳各种不同学说。
同一时期来华的英国哲学家罗素（左）、法国哲学家杜里舒（右）
1950年代杜威曾被封杀，1986年回归常态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在哲学等意识形态发展上可谓经历了暴风骤雨，杜威是受到牵连最大的西方哲学家。
为了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各项事业，急需肃清各类不当的资产阶级思想在我国思想文化领域的影响。由于实用主义几十年来在中国的思想文化界最为盛行，1955年发动了对实用主义的从上到下的大批判运动。但当时在具体执行这项本来应做的工作时患了简单化的片面性。批判者们往往都是在对实用主义无知、更没有具体研究的情况下仓促上阵；特别是大多数人未能将杜威等实用主义哲学家的严肃的学说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那些市侩、反动政客以及各种唯利是图不择手段的赌徒中广为流行的庸俗的实用主义区分开来。本来应当是严肃的学术批判变成了脱离学术、不分敌我有的纯粹的政治批判，对我们党的事业造成了严重损失。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党立刻拨乱反正，对建国以来各项工作的成败得失作了科学的总结。1981年6月还特别通过了由邓小平等同志主持制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中对历次思想批判运动中简单化、教条化的错误作出了明确的揭示。
1981年第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建国32年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进行科学的分析，作出正确的总结
在整个学术界向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回归的大好形势下，我个人也作了一些工作。在经过了多年思考之后，我于1986年写了一篇以《重新评价实用主义》的文章，以“不能把实用主义归结为帝国主义哲学”、 “不能把实用主义归结为主观唯心主义”、“实用主义不是十足的诡辩论”等为小标题，交给全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少数负责人内部传阅，其后发表在仅以同行专家为读者对象的以书代刊的《现代外国哲学》上。想不到这篇文章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共鸣。学会遂于1988年专门开了一次全国性的实用主义讨论会。我的观点得到了大家的补充和发挥。这次会议被公认为是我国实用主义研究的转折点。从此以后，至少在研究西方哲学的专家中，杜威不再被简单当作帝国主义哲学家，而重新被认为是当代西方伟大的哲学家了。 在其后的这三十多年来，我一直还是在致力于如何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来重新研究和评价实用主义以致整个西方现当代哲学的工作。
北京的教育改进会今年举办了三次大型的纪念活动，国际上纪念杜威诞辰160周年的活动也不少，杜威生前所在的芝加哥大学也在5月组织了国际研讨会，复旦杜威中心孙宁也应邀前往。
杜威是对西方哲学进行哥白尼式革命的哲学家
杜威之所以重要，在我看来，他是一位继康德之后明确表示要对西方哲学发展进行所谓哥白尼式的革命的哲学家。康德和杜威所谓的实现哲学上的哥白尼式的革命都是指要根本改变西方哲学发展的方向。即不是在局部或某些环节上、而是在整体性的思维方式上实现变更，这就是从近代哲学思维方式转向现代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这种变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杜威以自我与所处环境互相作为中心代替康德的以自我为中心，实现了“哥白尼式革命”
康德和黑格尔对前辈哲学进行了重大改造
康德从具有能动性的先验主体出发论证建立先天综合判断的可能性，并由此论证把唯理论（先天）和经验论（综合）统一起来，并超越二者，使主体性形而上学具有更完整的形态，他由此自称实现了哲学上的“哥白尼式的革命”。但是，由于他的先验主体仍然囿于意识范围，走向了不可知论。黑格尔把康德的先验主体改造为将先天和后天、感性和理性、主体和客体、普遍和个别、质变和量变、肯定和否定等等对立或相异的概念统一起来的绝对观念（绝对主体），并通过绝对观念的逻辑发展而建立了一个以对立统一为核心、具有丰富和深刻的辩证法的无所不包的哲学体系。由于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体系把绝对精神当作绝对观念发展的最高阶段，尽管他也强调终点与起点的同一性，但毕竟终点仍是发展的顶点。这样黑格尔的辩证法就由此被窒息了。
从认识论转向实践论的各派中，马克思最彻底
总的说来，西方近代哲学的弊端在于它们以不同方式脱离了现实生活和实践，这就必然阻塞了哲学进一步发展的道路。必须继认识论的转向之后实现新的转向，这种转向只能是实践的转向。
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革最为深刻和彻底地实现了这种转向。因为他不仅把实践概念当作他的全部哲学的核心和根本概念，而且对实践概念作了最准确、最全面的理解。这突出地表现在他把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料的生产实践当作是最基础的实践，是一切其他各种实践赖以发生的根基。而这也意味着他把哲学的改造与人类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改造联系在一起，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革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辩证法等以往哲学的优秀遗产，但又超越了它们的种种局限性和片面性。
马克思辩证唯物论将实践作为本质原理
过去长期在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中有一种普遍的提法，即认为黑格尔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唯一进步的哲学，其实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当时出现的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生命哲学、唯意志主义等的确是唯心主义，但它们直接针对的还是思辨形而上学、或者说实体性形而上学, 都在不同程度上更加关注具有活动性的生存、生活和价值的意义。这意味着它们在向实践靠拢。
从思辨形而上学向实践转变，是西方哲学大趋势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以来，在西方出现了被称为欧陆哲学和英美哲学的两股思潮。从社会基础来说，它们大都反对旧的封建传统；从理论特征来说，它们都要求超越传统形而上学、特别是都反对西方近代实体性形而上学、都主张哲学应当关注现实生活世界，因此二者又有着重要的共同之处，近年来这些思潮和流派越来越在这种趋势导引下走向融合。在欧陆哲学中，胡塞尔所开创的现象学运动和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无疑最具有影响力。显而易见，20世纪以来的西方哲学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专注思辨形而上学的倾向，越来越转向现实生活和实践。
如果将所有这些现当代西方哲学流派作比较，不难看出，最能体现现实生活和实践转向的是杜威的实用主义。中外哲学界大都把杜威的《哲学的改造》（1920）、《经验与自然》（1925）和《确定性的寻求》（1929）看作是最能体现杜威的基本哲学观点的书。在由我主编的《杜威全集》中文版序中，我把杜威哲学的基本倾向概括为三点：第一，杜威把对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关注当作哲学的根本意义所在；第二，杜威哲学的改造适应和引领了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向的潮流；第三，杜威的哲学的改造与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存在某些相通之处。
杜威代表作《哲学的改造》《经验与自然》《确定性的寻求》与《杜威全集》
当代杜威研究与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关系
如果说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向与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革之间不仅存在原则区别，也存在着较大的张力的话，杜威的哲学在这方面也是最突出的代表。
实践在杜威哲学中的作用是全方位的。远不只是一般人所理解的那种功利的意义。正是由于把实践当作核心观点，杜威能把各种相互对立的范畴统一起来。在西方哲学史上，由自我中心论到相互作用中心论的转向实际上就是由主体性形而上学到实践论的转向。从杜威关于理论与实践、知识与信仰、现实与理想、科学与哲学等方面的关系的论述，可以更全面地理解他的实践的转向的意义。杜威像马克思那样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的许多观点，我们要从更广阔的范围来理解杜威学说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
我们在当代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中国化，目的是促使它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国梦服务。为此，要像习近平总书记所指示的那样“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这种学习和研究是我们持续的、长远的任务。中国共产党人是爱国主义者，又是国际主义者。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到“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
黑格尔用密涅瓦的猫头鹰总是在黄昏时起飞来说明哲学家需要对哲学加以反思。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本身一直都在反思，从而使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不致脱离现实，不致僵化。对杜威等人的实用主义也需要这种反思，从而使对它的理解不致脱离其所是。无论是从杜威实用主义本身说还是就它所辩护的资本主义社会说，都有严重的缺陷，要使实用主义能有一定活力，更需要一直对其加强批判。这就需要关注后杜威时代的杜威理论及其所面对的现实的发展。在当代西方、特别是美国，实用主义在经历分析哲学和欧陆哲学等夹击后不仅得以复兴，而且能把这些哲学包容在其中，作为它的部分，新实用主义的不断翻新，同样使它更适应了当代社会和科学的发展。
我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抱乐观态度，我对哲学发展也抱乐观的态度。进步的理论总要盖过这些荒诞的理论，能适应并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必然能成为大众接受的理论。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与新实用主义（也可以是发展着的实用主义）的发展既存在着冲突，在体现当代科学技术方面又存在着互补，在适应当今社会发展趋势方面，新实用主义又会被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所包容，由此促进马克思主义的更大发展。在这种累进式的发展中，不仅树立着马克思的光辉形象，又有杜威的身影。（李念整编）
精彩瞬间：
85岁的刘放桐先生兴致盎然地为学员们做了120分钟演讲和解答。
现场读书会学员朱薇娟、刘苏南在认真记笔记
刘华初（左）、朱华华（右）分别代表主办方复旦杜威中心与华东师大出版社进行致辞
互动环节中，杜威读书会B组组长王葆瑜提出疑惑
立体读书会首讲结束后，学员及扩大讲座参加者与参讲者合影留念
作者：刘放桐
现场照片：王琳杰、王舒，其余网络
编辑：周俊超
责编：李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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