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伦斯·格罗斯伯格：今天，西方左派放弃了思考
收藏了2万多张唱片，iTunes的歌单顺序播放需要3个月，布鲁斯·斯普林斯汀（Bruce Sp ringsteen）、莱昂纳德·科恩 （Lenard Cohen）、“冲 撞 乐 队 ”（The Clash）、“航空中毒事件”（The Airborne Toxic Event）都是他的挚爱——这位前卫的“摇滚乐发烧友”正是美国文化研究的奠基者：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传媒教授、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劳伦斯·格罗斯伯格 （Law rence Grossberg）。如同他热爱的摇滚乐，格罗斯伯格所从事的文化研究也有着鲜明的政治性和锋芒毕露的批判精神——这不是一项关于文化的研究，其关注的核心问题是文化与权力在不同语境（context）中的接合，从而揭示文化与经济、政治等其他社会实践之间的复杂关系，以此分析社会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
报：我注意到您的邮箱地址 “docrock”，看来您一定对摇滚乐非常钟爱。在上世纪80年代，您也一直致力于流行音乐和青年文化的学术讨论。能把自己的爱好同学术研究结合起来，我相信这其中一定有很多有趣的故事，您能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劳伦斯·格罗斯伯格：我一直对流行音乐很感兴趣，这其中的故事太多了。当我成为一名摇滚乐的粉丝时，我正在写作硕士毕业论文，试图了解流行音乐的作用是什么。在西方许多抗议运动中，音乐是中心，这让我开始思考，虽然大部分的歌词和音乐都不具有政治性，但音乐本身就是政治性的，所以我的硕士研究是关于“音乐和政治”。后来我开始教书，在上课时我发现，如果我拿某部电影或某个电视节目举例子，会有将近一半的学生表示没有看过；而唯一他们都知道的，是当时正在流行的音乐。我觉得这很好，让我的研究和我的教学工作能够相遇。不过，有些时候他们会紧张，怕我不懂或误解他们的音乐，但我一直告诉他们，我要教他们的不是去鉴别流行音乐的好坏，而是让他们在更大的社会和政治的背景下去思考为什么自己会爱上某种音乐。在20世纪70-90年代，我为一家报纸撰写音乐评论。有一次，有位朋友请我写一篇文章，讨论我所希望的未来音乐可能发生的变化。但是，我从来不会像电影学者研究影片那样把音乐本身作为我的研究对象，我关心的是音乐和其背后的语境之间的联系，是音乐在更广泛的社会背景下能够发挥的作用。所以最后，他转而让我写了一篇讨论这一关系是如何发生变化的文章。
当时美国的主流学术界认为，摇滚乐并不是一个严肃的学术主题。为此我写了许多封信给院长，说它如何重要，如何与我们的经济和社会文化密切相关。后来，院长被说服，认为这个话题值得讨论。但他又说，我觉得你不能教这门课，因为你对摇滚乐太痴迷，太有感情了。确实，在学术界有这样的说法——如果你太喜欢莎士比亚，你就教不好莎士比亚。但我还是认为，能教一些自己热爱的东西是很好的体验，尤其是当你接触流行文化、青年文化和政治文化越久，你就越会发现这些其实都和情感有关。当时在美国国内，研究流行音乐的学者还寥寥无几，我的学生们就给我起了个外号 “摇滚乐博士”，这后来就成为了我的邮箱地址，虽然我后来的研究重心不再是音乐，但它一直沿用至今。
报：您曾经说过，“对于文化研究而言，首要的是政治，其次才是流行文化。”虽然您后来不再研究流行音乐，但您把研究重心放到了青年政治，在2005年，您写了本书 《交火：孩子、政治和美国的未来》 （Caught in the Crossfire:Kids,Politics and America’s Future）。
劳伦斯·格罗斯伯格：是的，当我开始研究流行文化，我对政治文化本身也越来越感兴趣。过去30年来，为研究流行音乐我采访过许多年轻人，他们都对我说了相似的话： “你并不理解我们的音乐，因为你觉得年轻很好，但在我们看来，年轻在美国反而是一件坏事。”这让我感到很困惑——为什么我这一代人都认为年轻是美好的，用各种方式维持年轻，甚至通过纹身、戴耳环来让自己看起来仍然年轻，但他们却认为年轻是糟糕的。于是，我不再讨论音乐，而是写了本关于 “青年政治”的书。我开始意识到，自1980年代以来，在发达国家，“青年” （youth）这一概念越来越多地脱离了年轻人的身体，成为一种意识形态，一种文化和政治能指。所以在书名中，我没有使用 “青年”的概念，而是用了 “孩子”（kids），因为 “青年”这个概念与 “年轻” （being young）太过于脱节，以至于我无法谈论他们。
报：所以，流行文化只是一个工具或者说媒介，帮助我们更好地看清政治和社会，这也使得您的研究逐渐从文化现象转向政治本身。但许多人在好奇，为什么文化研究没有自己的理论，它能为我们理解政治带来什么新的视角？
劳伦斯·格罗斯伯格：霍尔把文化研究比作 “喜鹊”，我们不生产什么理论，而是运用理论。我对很多理论也感到不满，理论并不总能很好地解释现实，我们总是想试图去理解和描述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但很多时候世界会对我们说 “不”。过去 50年来我们已经建立了太多这样的理论，如果它们起作用，你会看到今天我们左派在西方应该已经胜利了，但事实却截然相反。所以在我看来，真理和知识总是有它们特定的语境。
文化研究应该告诉人们的是，只有当你理解要改变的是什么，才能改变这个世界。如果你把对这个世界的理解简单化或狭隘化，你的努力就会失败。文化研究就是在试图提供一个更好的故事，我认为这个故事应包含以下三点：第一，它包含“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复杂性和矛盾，因为这恰恰构成了我们所要反抗的 “语境”的特殊性，它必须拒绝把这种 “语境”简化为任何一种单一的叙事 （例如，把 “特朗普现象”解释为另一种民粹主义的民族主义）。第二，它在不断地寻求出路，寻求改变的可能性。莱昂纳德·科恩在我最喜欢的一首歌中这样写道： “一切都有裂缝，这就是光进入的方式。”一个更好的故事就是在裂缝中寻找从前看不见的路径。第三，它在试图告诉人们自己在哪里，不是告诉他们应该去的地方，而是基于我们的判断告诉他们现在正处的位置。
对于政治，知识分子的责任当然是要试图改变这个世界，但关键在于你要有更好的知识。比如，现在美国的许多学者为特朗普的上台而感到恐慌，因为他们发现自己的理论在特朗普身上不适用。但将矛头指向特朗普毫无作用，需要理解和反思的是这背后的语境，因为只有明白我们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才会知道我们究竟要改变的是什么。
图为格伦斯伯格的婚礼上，他的妻子和霍尔在交谈
报：于您而言，霍尔亦师亦友。您在写于2015年一篇纪念霍尔的文章中曾这样说， “在生命的尽头，霍尔显然对这个世界越来越悲观。对于我们这些依赖他的人来说，这是非常令人不安的”，但在文章的最后，您的态度似乎仍是乐观的，为什么？作为左翼学者，在当前的语境下，您觉得知识分子的责任是什么？
劳伦斯·格罗斯伯格：临走前的霍尔是悲观的，正如他对许多人说的那样，他根本没有看到前进的方向。但如果我们不以更复杂的方式理解他的悲观主义，对他所做的事业的评价就会有失公允。我深信，霍尔的悲观主义不完全是因为新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力量的不断壮大——他看到了它们的胜利总是有限的和矛盾的，仍然是一个不能保证结果的斗争。那么我们在哪里能找到他悲观的根源？我认为答案在于他对 “左派”的判断，西方左派太过于无能以至于无法提供一个有效的反抗和转型的组织形式。他并不认为答案只是从过去斗争的碎片中汲取，而是需要更多的想象力和战略性的分析。尽管霍尔对世界的诊断是悲观的，但他从不放弃思考，他从未放弃过任何分散、临时和脆弱的希望，直到生命的尽头，他也从不停止与那些和他意见不合的人进行对话（如他称之为 “新后现代主义者”的内在性、情感、自治等理论）。
但在今天，我们左派放弃了思考，我们总以为自己理解了这个世界，总以为自己的理论是对的，就像海德格尔说的，在这个时代我们不再思考。这是文化研究要反对的，也是为什么它那么困难也流行不起来的原因，因为它一直在试图 “唱反调”，告诉人们你正在做的不是真正的思考。比如说，创造概念，它真的能够解释经验世界的复杂性吗？世界总是千变万化，这个理论可能今天适用，明天就不适用，但承认自己错了并没有什么好羞耻。
今天，西方左派知识分子们很容易说自己对这个世界感到悲观，但这种 “悲观”不应该是基于理所当然的假设和判断，而是基于严格的知识的生产。霍尔在他的著作中曾谈及一种知识分子的政治伦理——他身体力行地用自己一生中的每分每秒为构建知识与政治间的关系作贡献。对于当下的知识分子来说，这将是一个美好的启示：好的知识就是把现实 “语境化”，承认矛盾和复杂性，并学会如何与之相伴，不知疲倦地为 “正在发生的事情”提供一个更好的故事，使人们能够更有效、更富有想象力地理解当下并重塑未来，共同致力于一个更加人道的世界。
（节选自2018年8月31日学人：《美国文化研究学者、北卡罗来纳大学传媒教授劳伦斯·格罗斯伯格：特朗普只是一个浮标，要对抗的是他背后的暗流》）
作者：本报见习记者 陈瑜
编辑：陈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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