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艾蓝 | 法国汉学与哲学

▍19世纪时，哲学家们都是一些爱好者，这些爱好者所处的思想环境非常宽泛，他们思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开始出现一种新的制度框架，即在高等学府里面出现了哲学系这样一个单位。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哲学被逐渐专业化了。和这种专业化同时发生的是一种欧洲个性的构建，这种构建不再建立在宗教的普适之上，而是建立在哲学理性的普遍性之上。我们非常惊讶地发现，一直到18世纪，中国还是被人们看作是一个哲学的民族。而到了19世纪，中国却被排除在哲学领域之外，被归到宗教的领域里面。

（本文为论坛现场发言实录，未经本人审定）

首先我要真诚地感谢所有在这里接待我们的人。我自己在35年前，也是复旦的学生，已经很长时间了，我的年纪也挺大了。上海这座城市对我来说感情特别深厚，因为我自己是一半的上海人，我母亲是上海人，我丈夫也曾是上海人。我的母亲在1990年去世，我丈夫是一年前因为癌症去世了。这一次是给我一个机会，既是个人层面，也是在职业的层面上和上海重新系起这个纽带，和复旦重结这个纽带。

今天早上非常具有象征性的事件就是法兰西公学院（www.college-de-france.fr）和复旦大学签署了合作协议，这个合作是我个人特别重视的。今天早上我感觉我的中国梦真的实现了。我也要特别地感谢禇孝泉教授，和禇教授认识30多年了，是30多年的老朋友了。他当初大概是和我丈夫同时期来到法国，所以有很亲密的个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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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能够把汉学的兴起——汉学本身是法国的一个创造发明，我待会儿会讲到——和哲学作一个联系。这两个西方的知识、学术领域，在欧洲的启蒙时期，之后在欧洲的工业时期和殖民时期都是联系在一起的。大家应该都知道，“汉学”这个词来自于希腊语的“logos”这个词，和拉丁语中的“sino”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的。这个学科在欧洲的兴起是和哲学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上海有一段很长的耶稣会士历史。耶稣会士曾是第一批将中国和欧洲之间的知识进行传递的人，这是从17世纪末就开始的。令人惊异的是法兰西公学院成立于16世纪，耶稣会士在16世纪末来到中国，他们带来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中最精华的知识。而相对地，他们也是将中国文化的精华带给了欧洲的精英，也就是中国神圣的经典，即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在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中扮演着一个非常基础的角色，也在中国的皇家传统中扮演着一个非常基础的作用。这种儒家思想也是中国科举制度的基础，意大利人利玛窦在1580年来到中国，促成了中国和欧洲之间的第一次交流，也是在那个时候耶稣会士将孔子这个名字翻译成拉丁文。这种中华文化立刻被看成是一种哲学文化。儒家思想的文献第一次被翻译成拉丁文，出现在法国是在1687年。名字叫作《中国哲学家孔子》。在欧洲精英的眼里，孔子儒家思想就代表着中国文化中的哲学，这是一种理性主义。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些欧洲17、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对于中国的理性主义哲学文化特别感兴趣——因为这种文化来自于非常古老的文明，孔子的文献甚至比《圣经》还要古老，而且也并没有经历过宗教的黑暗时期，因此它符合这种道德伦理上的要求。而对于政府来说，这是一种理想主义。大家应该都知道，法国哲学家包括伏尔泰等对于孔子思想特别感兴趣，另外德国哲学家如尼采等也都非常感兴趣。

中国哲学到欧洲的时期，正是欧洲面临天主教改革的时期。中国对于宗教的宽容特别令欧洲人惊异，当时欧洲刚刚走出宗教战争，而中国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文明，从某种程度上从来没有陷入宗教狂热中。中国哲学以这样的面貌在欧洲的出现，也表现在耶稣会士的一些翻译中，比如说他们将“道”翻译成拉丁文的“理性”的意思。他们把中国看成是一种理性的普适主义的国度，这种谜一样的中国哲学至今仍然能够在法国引起很多的共鸣。而谜一样的中国哲学面对的另外一种谜，就是专制主义。

法律精神在18世纪中期出现，它将中国社会定义成一个专制的社会。这种批判是针对当时中国政治制度的批判，这个时候也是法国大革命的时期。欧洲在16～18世纪初的时候对中国有一种迷恋，这种迷恋是怎么转变过去，逐渐变成一种对中国的厌恶的呢？到了18世纪末，特别是在整个19世纪期间，在现代欧洲人的思想版图中，中国的地位转变了。18世纪时印度和中国在欧洲人的想象中尚被联结在一起，东方被欧洲人认为是一个充满异国情调的地方。而从18世纪末开始，一直到19世纪，印度和中国被逐渐地分开，因为欧洲给予印度和中国两个不同的角色。中国逐渐开始进入了这样一个时代，也就是对中国厌恶的时代。而成为英国人殖民地的印度，却在欧洲人的眼光当中，地位逐渐提高了。

对德国人来说，印度代表着纯净，代表着文明的起源，有一种说法叫“印度-欧洲”，欧洲人把东方看作是一个他者，在对他者的理解过程中，反映了欧洲列强们在19世纪的一些赌注。中国在19世纪欧洲人眼中地位和角色的改变，和哲学的方式变化有关。19世纪时，哲学家们都是一些爱好者，这些爱好者所处的思想环境非常宽泛，他们思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开始出现一种新的制度框架，即在高等学府里面出现了哲学系这样一个单位。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哲学被逐渐专业化了。和这种专业化同时发生的是一种欧洲个性的构建，这种构建不再建立在宗教的普适之上，而是建立在哲学理性的普遍性之上。我们非常惊讶地发现，一直到18世纪，中国还是被人们看作是一个哲学的民族。而到了19世纪，中国却被排除在哲学领域之外，被归到宗教的领域里面。这种情况非常明显地出现，特别是在19世纪出现的一种新的形式下，也即哲学史的描写里非常明显。哲学史和欧洲的个性逐渐融合为一。

现在，在法国当你开始学习哲学的时候，特别是高中毕业班的学生们开始学习哲学史的时候，老师在第一节课就会对学生们说，哲学是起源于希腊。这个概念已经深植于人们的脑海之中。哲学的渊源被看作是来自于希腊，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对哲学进行了一种个性化，一方面把它看作是政治的自由，另一方面把它看作是一种理性的语言，一种思辨的语言。正是因为哲学的这两种特点，中国被排斥在哲学世界之外，中国被归入到宗教的世界里面。这个主张最有名的、最激进的代表者，当然就是19世纪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他在哲学史的课程当中花了整整一章的篇幅来描述东方的哲学。他把这个东方哲学整体地归类于宗教的世界，而不把它看作是哲学。黑格尔在这一点上非常明确，他说在这个世界上有两种哲学，一种是希腊哲学，另一种是日耳曼哲学。也就是说除了这两种哲学之外，或者是除了这两种语言之外，就不再有其他的哲学了。黑格尔在法国有一个代言人叫维克多·库赞，库赞也强调了这种偏见，他说地中海和希腊是自由和变化的王国，而印度、中国则是一个专制和不变的王国。这种负面观点持续了很长的时间。

令人惊讶的是，把中国排斥在哲学的国土之外的这种背景下，产生了汉学。把汉学看作是一个科研的分支或者是一个学科，这是法国的发明。这种发明是在两百年之前，也就是1814年的时候做出的。当时设立了中国语言和文化的席位，它还包括鞑靼和满族语言和文化的席位。这个席位分配给了一个教授，这是一个重大的事件。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汉学成为了一个非常专业的大学学科。由此汉学得到了发展，它成为一个欧洲知识的门类。

中国曾经在18世纪被视作是一个哲学的民族，到了19世纪黑格尔告诉我们说中国没有哲学。也有其他一些哲学家把这个问题推得更远，他们说是不是可以用汉语来探讨哲学问题。答案非常简单，像汉语这样没有曲折变化的语言里，是不可能有思辨的。西方人都把中文看作是一个不适于进行哲学思辨的语言，这也是西方人看待东方哲学存在偏见的原因之一，这种偏见到目前还存在着。同时，中国被进一步地跟印度对立起来，因为印度被看作是一个真正的东方文化起源，被看作是一个真正的印度-欧洲文化的起源，是在希腊之前就进行哲学思考的一个源头。

当然今天我们都知道，对我们汉学家来说，不管是汉学家还是哲学家，我们都认为这样一种看法过时了。非常可惜的是在那个时候的欧洲，特别是在法国，有很多人这样认为。

程艾蓝（Anne Cheng） 1955年生于巴黎的中国家庭，接受了完整的法国教育，深受古典与欧洲人文思想的熏陶。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她转而致力于汉学研究。30多年来，先后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法国大学研究院从事中国思想史、尤其是儒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于2008年入选法兰西公学院接掌汉学讲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