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汉代敦煌烽燧中的边塞实录 ——“敦煌汉简”的发掘、保存及整理情况概述

汉简研究滥觞于对“敦煌汉简”的研究。而所谓“敦煌汉简”是二十世纪初以来在我国甘肃省疏勒河流域汉代烽燧遗址中所发现的简牍，其中还包括一小部分的帛书与纸书。关于其发现、发掘的历史，《敦煌汉简》、《敦煌汉简释文》以及《中国简牍集成·甘肃卷》均有介绍。其中，前两者介绍部分的内容完全相同。在上面这些介绍的基础上，我们结合著录情况及最新公布等情况再做一次比较全面的梳理。

一、斯坦因所获部分

二十世纪初，英籍匈牙利考古学家斯坦因（ＡｕｒｅｌＳｔｅｉｎ）在第二次中亚考古发掘中（斯坦因共进行过四次所谓的考古发掘，第一次在１９００—１９０１年，第二次在１９０６—１９０８年，第三次在１９１３—１９１６年，第四次在１９３０—１９３１年），考察了我国新疆、甘肃等地，发现了大批汉文及以西域古代少数民族文字书写的各类文献，其中１９０７年在敦煌西北的数十个汉代烽燧中掘得很多汉文简牍。斯氏二探的发掘情况最后形成皇皇巨着———五卷本发掘报告：《Ｓｅｒｉｎｄｉａ：Ｄｅｔａｉｌｅｄ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ｍｏｓｔ Ｃｈｉｎａ》，由牛津克拉兰顿出版社于１９２１年出版。此书汉译通常作《塞林提亚：中亚与中国西域考古记》，在十九世纪末，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持翻译，１９９８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因斯氏命名将新疆排除在我国之外，故重新命名为《西域考古图记》。不过，虽然发掘报告出版迟至１９２１ 年，但是在１９１２年（据斯坦因在《西域考古图记》前言中称该书出版于１９１１年末，大概是其误记）斯氏已经出版了详细记录其第二次考古发掘情况的两卷本《Ｒｕｉｎｓ ｏｆ Ｄｅｓｅｒｔ Ｃａｔｈａｙ》（汉译通常为《沙漠契丹废址记》，由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 Ｃｏ．Ｌｉｍｉｔｅｄ出版），斯氏将所获各种文字书写之文书分别交予当时西方相关研究领域中的著名学者整理，其中汉文材料便由当时法国著名汉学大师沙畹（Ｅｄｏｕａｒｄ Ｃｈａｖａｎｎｅｓ）整理和研究，沙氏选录了其中清晰完整者，其中他认为属于汉代者有７０８枚，（实际上真正属于汉简者似为７０２枚。不过鲁惟一却认为沙书中全部的９９１枚简牍中，有７０９枚被确定为属于汉代。见氏著《ｓｏｍｅ ｎｏｔｅｓ ｏｎ ｈａｎ-ｔｉｍｅ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ｕｎ-ｈｕａｎｇ》，《Ｔ`ｏｕｎｇ Ｐａｏ》，ｓｅｃｏｎｄ ｓｅｒｉｅｓ，ｖｏｌ．５０，ｌｉｖｅｒ。１／３（１９６３）。而冨谷至先生在他的《大英图书馆藏敦煌汉简》一文中却说这批汉简的数目是７０４枚。）最后成书出版于１９１３年，名为《Ｌｅｓ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ｃｈｉｏｉｓ ｄｅｃｏｕｖｅｒｔｓ ｐａｒ Ａｕｒｅｌ Ｓｔｅｉｎ ｄａｎｓ ｌｅｓ  Sａｂｌｅ ｄｕ Ｔｕｒｋｅｓｔａｎ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通常译为《斯坦因在东土耳其斯坦考察所获汉文文书》。这批汉文简牍最初收藏于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大英博物馆中的图书馆分离出来，成立了英国国家图书馆（或称大英图书馆），这批材料也就随之收藏于图书馆。

《Ｌｅｓ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ｃｈｉｏｉｓ ｄｅｃｏｕｖｅｒｔｓ ｐａｒ Ａｕｒｅｌ Ｓｔｅｉｎ ｄａｎｓ ｌｅｓ ｓａｂｌｅ ｄｕ Ｔｕｒｋｅｓｔａｎ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在沙书问世以前，东渡日本的罗振玉便得知斯坦因获汉晋简牍并交沙畹整理一事，遂写信给沙氏索要简影资料，后者将其手校本寄付罗氏。而罗遂与王国维研究数月，成《流沙坠简》一书。《流沙坠简》收录了沙书中有简影的部分，共计５８５件（此依何立民先生的统计，见《简帛学研究的开山之作———读〈流沙坠简〉并论王国维先生简帛文书研究的贡献》，《南方文物》２０１０年第３期），同时收录了日本大谷探险队橘瑞超所获李柏文书。该书出版于１９１４年，１９３４年修订再版（据日本学者门田明研究，在１９３４年再版之前，该书很可能已有再版。详参氏著《〈流沙坠简〉版本考》，徐世虹译，载《简帛研究译丛》第二辑，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２７３-２８６页），按照简牍的内容将其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小学数术方技书”，第二部分为“屯戍丛残”，第三部分为“简牍遗文”。第一、三部分由罗振玉完成，第二部分由王国维完成。王氏按简牍性质分为“簿书”、“烽燧”、“戍役”、“廪给”、“器物”及“杂事”六类，开简牍分类研究的先河，具有重大的意义。不过《流沙坠简》中并未区分汉简与晋简，因此５８５枚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晋简。

在斯坦因二探中发掘出的汉文简牍中还有两千余枚碎简，学术界通常称之为削衣或杮。斯氏报告称“在烽燧（Ｔ６ｂ）西北约１６码处有一个奇怪的发现。这里发现了一大堆木刨花，上面写有汉字，而且总数很可能超过１０００个”（《西域考古图记》，第３７０页）。其称蒋师爷（蒋孝琬）已经正确地指出这些碎简为习字之简。现在学者们已经认识到其内容多与《苍颉篇》相关，确为习字简，而且发现地也不仅限Ｔ６ｂ一处。不过这部分习字简，沙畹在整理时没有采用，此后一直未正式发表，最早将这批材料介绍给国内学术界的是郭锋先生，他在《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所获甘肃新疆出土汉文书———未经马斯伯乐刊布的部分》一书中于“附录二”对此进行了简要介绍。因并不太长，我们将其移录于下：

笔者１９８９年调查三探文书时，顺便调查了二探未刊木简，现将所见介绍如下。据调查，二探所获汉文木简均编于Ｏｒ．８２１１号下１ ３３２６号内。其中１ ９９２号即已经沙畹刊布之木简及少量纸文书。９９３ １３５１号，皆敦煌烽燧出土简（ＴⅥ、ＴⅩ—ⅩⅧ等遗址），为未刊布者。简皆寸余或不满尺之碎片，或二、三字或十余字，隶书，漫漶难识者居多。１３５２—１６８２为尼雅佉卢文简。１６８３—１７３１为一探所获尼雅汉文简４７枚，已经沙畹刊出。１７３２号为佉卢文简。１７３３—３３２６号，计一千五百余号，亦皆未经整理刊布之二探所获敦煌木简。由此可知，二探所获木简，其未经刊布之敦煌木简尚有近二千号（１７３３—３３２６号一千五百余号与９９３—１３５１号三百五十余号合计）。（郭锋《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所获甘肃新疆出土汉文文书———未经马斯伯乐刊布的部分》，甘肃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１２４-１２５页。）  

不过实际情况比郭先生所介绍的要复杂一些，张德芳、郝树声先生对此又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调查，发现有些编号下不止有一枚简，比如１７８６号下有１６０枚，而３３２６号下更有３５９枚之多。而郭书中所谓的１７３３—３３２６号中亦含有非汉文简牍，实际的简数要大于郭氏所统计数。张、郝二氏最后的统计结果是未发表汉文简牍的数量为２３９８枚（张德芳、郝树声《斯坦因第二次中亚探险所获敦煌汉简未刊部分及其相关问题》，《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斯坦因所获未刊汉文简牍》，上海辞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７６ ８０页）。这些简牍后来经汪涛、胡平生及吴芳思等先生整理，在２００７年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发行。关于这批简的数量，日本学者藤田高夫先生亦有统计，与张、郝二氏又不相同，可参看（《大英図书馆藏スタイン将来汉简の研究现状报告》，日本秦汉史学会会报第２号，第４９-６５页）。

斯坦因二探所获汉简，图版来源：《敦煌汉简》

１９１３—１９１５年斯坦因进行了第三次中亚考察，在１９１４年，于敦煌地区汉代烽燧遗址中发掘出８４枚汉简，又在安西和酒泉两地发现了１０５枚，前者属于汉代敦煌郡所辖区域，而后者的发现地在汉代属于酒泉郡管辖范围。因此陈梦家将其称之为酒泉汉简（陈梦家《汉简缀述》，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第２００-２０１页），这其实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但是因其与“敦煌汉简”一同发掘，后来的学者仍将其归入“敦煌汉简”。

斯氏第三次考古发掘报告出版于１９２８年，名为《Ｉｎｎｅｒｍｏｓｔ Ａｓｉａ：Ｄｅｔａｉｌｅｄ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ＫａｎＳｕ ａｎｄ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Ｉｒａｎ》，通常译为《亚洲腹地：中亚、甘肃和伊朗东部考古记》，此书仍然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持翻译，于２００４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重新命名为《亚洲腹地考古图记》。斯氏三探所获汉文简牍开始亦由沙畹整理，然而沙氏１９１８年因病去世，其未完的工作便由沙氏的弟子马伯乐（Ｈｅｎｒｉ Ｍａｓｐｅｒｏ）接手。而其时正值中国学者张凤留学法国，马伯乐招其协助整理这批简牍，张凤归国时马氏同意将简影等带回，不过嘱其不要在马书出版前公布。张氏开始确实遵从与马氏之约，不过马书迟迟不见出版，而国内学界期盼这批材料能够尽快公之于世，尤其是王国维在去世前亦曾因此批材料与张氏通信讨论，表达了对这批简牍的重视。因此在叶恭绰等的极力坚持下，张氏于１９３１年在有正书局出版了斯坦因三探所获汉文简牍，这就是《汉晋西陲木简汇编》，该书由初编和二编两部分组成：初编全录沙书图版，但不附释文；二编即三探所获简牍，基本根据简文首二字命名，并作释文。

在张氏书出版之时马氏尚在研究整理中，至１９３６年完成初稿，不过当时限于经费问题，书稿的出版一再推迟，二战爆发后马伯乐夫妇于１９４４年被德国纳粹逮捕，翌年不幸死于集中营，其书稿迟至１９５３ 年才在伦敦出版，就是《Ｌｅｓ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Ｃｈｉｎｉｏｓ ｄｅｌ ａ Ｔｒｏｉｓｉｅｍｅ Ｅｘｐｅｄｉｔｉｏｎ ｄｅ ｓｉｒ Ａｕｒｅｌ Ｓｔｅｉｎ ｅｎ Ａｓｉ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ｅ》一书，通常译为《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所获汉文文书》。如果张氏书最初没有出版，国内学术界想见到这批资料恐怕就会更晚了。马书中包括纸文书，张书则未收，而二书所收简牍亦有出入，主要是马书未收而见于张书，这些在本书附表中可以看到。斯坦因三探所获汉简现亦藏于英国国家图书馆。应该指出的是前面所说斯氏二探所获削衣部分亦不能排除有三探所获者。

最早对斯氏两次发掘所获汉简进行综合整理的当属１９８４年出版的林梅村、李均明二位先生所著之《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该书除释文较以往各书有较大进步外，最重要的是参照斯氏发掘报告，将所有简文按出土地编号，同时纠正了沙畹的编号错误，最后将这些对比研究的结果制成对照表，颇便学者应用。后来各书如《大英图书馆藏敦煌汉简》、《敦煌汉简》、《敦煌汉简释文》以及《中国简牍集成·甘肃卷》等所附对照表均参照其所做。该书的缺点是释文方面没有参考当时已经刊布的鲁惟一及大庭修二氏的释文校订成果，因此，其释文虽然有进步却仍不免留有缺憾。

沙畹书中所公布的汉简有７０８号，但是其中相当一部分没有简影，马伯乐书亦有三十几枚未公布图版，这其中有十余枚亦不见于《汉晋西陲木简汇编》。因此学者们在利用这些简牍进行研究时难免会有不便之处。１９７２年，大庭修先生赴欧美访问调查，主要调查了保存在大英博物馆中的“敦煌汉简”。经过目验原简，他首先对斯氏二探部分的简牍做了释文方面的校订，成果就是后来的《敦煌汉简释文私考》一文，发表于《关西大学文学论集》第２３卷第１号（此卷为１９７４年出版，但是有的研究文章认为是１９７３年，不确）。 此文后来经姜镇庆先生翻译发表在《简牍研究译丛》第二辑上。１９９０年大庭氏将所获得的斯氏二探、三探全部已发表简文的照片按照林、李二氏所排简序公布，这就是《大英图书馆藏敦煌汉简》一书，书中结合前人对释文的校订及他自己对释文的研究成果为这些简牍做了新的释文，并逐条进行解说。

应该说，此书的出版为斯坦因所获汉代简牍的研究做了一次总结，但是由于该书出版于日本，很多国内学者难以见到，因此相当多的学者在研究“敦煌汉简”时亦未见有引此书者。而且该书中仍然不免留有一些缺憾。首先，我们在该书中没有发现其引用《流沙坠简》的情况，释文方面，其主要依据的成果是沙畹书和劳干的《敦煌汉简校文》，其中很多简牍，罗、王已经有正确的解释说明，却未予采纳。其次，大概是由于疏忽，有些简的照片没有找到，而只能用原来公布的不甚清晰的图版，比如张凤书中多于马伯乐书中的简影，据裘锡圭先生的实地考察，发现其实就在一个未编号的抽屉中。而该书图版的清晰度也难以让人满意，这除了简本身保存的原因外还与当时照相和印刷技术不高有关，因此裘先生希望能够对这些简牍进行重新的整理（裘锡圭《谈谈英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敦煌汉简》，收入《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斯坦因所获未刊汉文简牍》一书中）。

裘锡圭、大庭修先生以外，就我们所知，对斯氏两次所获并已公布的简牍进行调查者尚有英国的鲁惟一（Ｍｉｃｈａｅｌ Ｌｏｅｗｅ）先生和日本的冨谷至以及馆野和己二位先生。鲁惟一的调查报告《Ｓｏｍｅ Ｎｏｔｅｓ ｏｎ Ｈａｎ-ｔｉｍｅ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ｕｎ-ｈｕａｎｇ》一文，对这些汉简做了简要的介绍，值得重视的是其根据目验原简的经验对释文做了一些校订。冨谷至先生是１９９２年３月至９月对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斯坦因所获汉简进行了调查，其调查报告的一部分就是《大英图书馆藏敦煌汉简》一文。该文据其目验，主要关注了简牍的形制、刻槽、编绳以及简的重复利用等情况，对于深入研究这批材料具有启发意义。该文由徐世虹、郗仲平二位先生翻译后发表于《简帛研究译丛》第一辑。馆野和己先生的调查是在２００５年１０月至１１月赴英期间所做，其调查报告最后以《大英图书馆藏敦煌汉简调查记》为名，他以《大英图书馆藏敦煌汉简》一书的排序为据，将有残断、刮削等特殊情况的简如实地记录下来，亦有一些简背的情况介绍。

二、周炳南、夏鼐所获部分

１９２０年，周炳南在军旅途中，于敦煌小方盘城附近采获简牍１７枚，其中第１７简有“元嘉二年九月廿日丁酉”字样。其他简文残损较严重，不过时代大概与此简相差不远。这些简原藏周炳南处，建国初由政府搜购获得，现藏敦煌研究院。较早对这组简进行介绍的是初师宾先生，其在《关于敦煌文物研究所收藏的一组汉简》一文中公布了简影及释文，并对部分简进行了解说，该文发表在《敦煌研究》１９８５年第３期。牛龙菲先生在１９８３年参观了这批简后认为第八枚为五弦琴谱，并译成现代乐谱，文章发表在《敦煌研究》１９８５年第２期，题为《敦煌东汉元嘉二年五弦琴谱研究》，不过其观点未得到学术界的响应。其实该简文字只是写得草率，并非琴谱，牛文的观点站不住脚。

１９４４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历史考古组在河西地区进行考古发掘时，夏鼐、阎文儒在小方盘城附近又发掘出７６枚汉简，简影及释文由夏鼐以《新获之敦煌汉简》为题发表于《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九本。后该文收入夏氏《考古学论文集》。而简的发掘情况在阎文儒的《河西考古杂记》中有记载，阎文最初发表在《文物参考数据》１９５３年第１２期，后又经增补分上、下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１９８６年第４期及１９８７年第１期（《中国简牍集成》称发表于１９８６年第４期，未言１９８７年第１期，不确）。这批材料现藏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值得指出的是夏鼐文中所发表的简为４８枚，还有一把木梳，刻有三行文字，亦收入文中。《敦煌汉简》、《敦煌汉简释文》均称夏、阎二氏发掘得４９枚，《中国简牍集成》称４８枚以及《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称四十余枚就是这个原因。夏文未发表者均较零碎，其实当时夏氏已经编号并作释文，不过最后大概由于太过零碎而没有发表。二氏所获这批简牍后来全部由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居延汉简补编》中公布。因用红外线扫描，所以《居延汉简补编》图版较夏文更为清晰，释文方面亦有一定的进步。不过夏文公布的那把梳子并未找到，大概已经遗失了。夏鼐、阎文儒所获汉简在前面所提到的《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及《大英图书馆藏敦煌汉简》中均有收录。

三、建国后敦煌、玉门等地历次发掘与收集

１.马圈湾汉简

１９７９年６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当时称文物工作队）和敦煌市（当时为县）文化馆，在小方盘城以西１１公里的马圈湾发现了一处汉代烽燧遗址及数枚汉简，此烽燧为斯坦因当年考察时所遗漏。同年９月，在岳邦湖先生的主持下，对该遗址进行科学发掘，共开１０×１０米探方１９个，发掘面积达１９００平方米，历时２０天结束。１９个探方中有１５个出土了简牍。

附有《发掘报告》的《敦煌汉简》及《敦煌汉简释文》二书中，均宣称马圈湾所获汉简为１２１７枚，二书及《中国简牍集成》释文部分“马圈湾汉简”亦确为１２１７枚。《敦煌汉简》和《敦煌汉简释文》后亦均附有探方及简号对照表，我们发现对照表中探方５从４０号简到４８０号，当为４４１枚，与前引表相差２枚，探方８从６５６号简到７６８号，总数为１１３枚，与前引表中所谓１１５枚亦相差２枚。这样，共计１２１７枚，与释文之数合。不过我们并不知道探方５及探方８那４枚简仅仅是因为统计有误还是后来在整理二书时因遗失而未计入。

除１２１７枚简牍外，还有一块帛书，据《发掘报告》称该帛书呈长条形，长４３．４、宽１．８厘米。上面有一行墨书文字：“尹逢深中殽左长传一帛一匹四百卅乙株币十月丁酉亭长延寿都吏稚釳。”

这批汉简的时代为西汉晚期及新莽年间，未见明确标有东汉纪年者。简的内容与此前历次所发现的“敦煌汉简”以及“居延旧简”相近，均记载西北地区屯戍情况，以簿籍、文书为主，也有历日、书信、字书等内容。在这批简牍中有一部分以草书写成，其内容与王莽征西域事件有关，已经有一些学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很多有益的探讨。王莽征西域事见于《汉书·王莽传》及同书《西域传》，然而均寥寥数笔，语焉不详。今借由“马圈湾汉简”这批相关材料可补班史之缺，是非常值得庆幸的。

“马圈湾汉简”现藏甘肃简牍博物馆，最近几年，该馆拟将所藏秦汉简牍进行红外拍摄及整理，“马圈湾汉简”亦在整理范围之内。最近，《敦煌马圈湾汉简集释》一书出版，该书由张德芳先生校释、集解，无论从图版质量还是释文准确性上都大大超迈前人。

马圈湾出土汉简，图版来源：《敦煌汉简》

２.玉门花海汉简

１９７７年８月，嘉峪关市文物保管所在玉门花海农场附近的汉代烽燧遗址中采获汉代简牍数十枚。据发掘报告称于此处共发现了木简、柹片９３枚，无字素简１２枚。不过在后面公布的释文简中则仅有９１枚。这批汉代简牍中最重要的莫过于皇帝遗诏。调查报告称为武帝遗诏，其后学者各有不同的意见。此外，《苍颉篇》残简的发现也很重要。此烽燧汉代为酒泉郡所属，因此亦当属“酒泉汉简”，与斯坦因三探所获被陈梦家称为“酒泉汉简”者相加有２５０余枚之多。这是研究汉代酒泉郡边塞情况最直接的材料，简牍现藏嘉峪关长城博物馆。

玉门花海出土“汉武帝遗诏”六棱觚，图版来源：《敦煌汉简》

３.酥油土所获汉简

１９８１年，敦煌市博物馆在酥油土（或作素由兔）汉代烽燧遗址中采获汉代简牍７６枚。据发掘简报介绍“１９８１年３月，敦煌县党河公社社员在西湖酥油土放牧，于酥油土以北的汉代烽燧遗址上发现汉简四枚。我馆闻讯后，立即赶往现场调查，又采集到汉简七十余枚”（《敦煌酥油土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的木简》，《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１页）。 这批材料的内容有诏书、律令、檄书、字书、兵书、历书等。虽然不足百枚，但是有很多有意义的发现。如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支守御器品，唯一的一支惊候符，以及前未见的击匈奴降者令残册。这批简牍现藏敦煌市博物馆。

４.１９９０年疏勒河北三墩（当地俗称清水沟东墩）遗址出土简牍

据敦煌市博物馆《敦煌清水沟汉代烽燧遗址出土文物调查及汉简考释》一文可知（《简帛研究》第２辑，法律出版社，１９９６年），此处出土了２７枚历日简，１４枚散简，无字素简一捆２１枚。其中历日简为地节元年历日。由历日及纪年情况来看，最早的为元凤四年纪年简，最晚的为地节三年历日简。

５.１９９８年小方盘城熢燧遗址采获汉代简牍

小方盘城出土汉简此并非第一次，在斯坦因二探时便采获了近百枚，建国后也曾采集到，详下文“其他散见简牍”部分的介绍。这批简牍发现于１９９８年，敦煌市博物馆为配合小方盘城抢险加固工程，对城堡南面一小部分区域进行了考古调查，共获１３０枚。其内容据李岩云先生称涉及“玉门都尉府上报文书、仓廪责任、私人信件、粮钱簿、边塞挈令、里程、置驿等内容”（李岩云《１９９８年敦煌小方盘城出土的一批简牍涉及的相关问题》，《敦煌学辑刊》２００９年第２期，第１３２页）。简牍现藏敦煌市博物馆，尚未全部公布，在李氏诸文中公布了一部分，《敦煌文物》一书中亦公布了１０枚左右。

６.陕西省博物馆藏敦煌汉简

这１２枚汉简２０００年由陕西省博物馆（时称陕西省历史博物馆）征集而得，当时据传采获自武都，周天游主编的《寻找散落的瑰宝———陕西历史博物馆征集文物精萃》一书有收录，并作了简要说明。其后王子今、申秦雁先生作《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武都汉简》一文（该文发表在《文物》２００３年第４期），对简逐一进行了解说。嗣后，何双全先生又有《非“武都汉简”辨》一文（何文发表在《中国文物报》２００３年８月８日），对这些简牍进行了“正名”，根据保存状态、材质、形制、文字和书写风格以及简文内容等认为这１２枚汉简当为“敦煌汉简”，同时，何文还对王、申二氏文的释文有所校订。

７.一棵树烽燧所出汉代简牍

据杨俊先生《敦煌一棵树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的简牍》一文介绍，此烽燧为２００４年８月敦煌市博物馆在检查小方盘城遗址西段长城烽燧时所发现，之后曾采集到数枚汉简，２００８年１２月开始进行抢救性发掘，共获简牍１６枚，其中４枚为无字素简。而李岩云先生在《敦煌西湖一颗树烽隧遗址新获简牍之考释》一文中则说２００８年元月发现此烽燧，并进行普查，所获简数与杨文同，不过李文谓素简７枚，有字简９枚，与杨文不同。石明秀先生《敦煌一棵树烽燧新获简牍考释》一文则称此烽燧为２００９年１月敦煌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队所发现，而简牍则为随后的勘察保护中所获，素简及有字简数与李文同。有字简中含两枚晋简，在晋简中出现了“煎都”，可知大煎都候官存在的时间可以持续到晋代。简牍现藏敦煌市博物馆。

８.瓜州县博物馆藏简牍

数量及采集地、采集时间均不详，《酒泉宝鉴》中公布者为３枚，其博物馆网站上亦公布有不同的两枚。

９.悬泉置遗址所获汉代简牍

悬泉置遗址在１９８７年首次被发现，到１９９０年开始正式发掘。这期间，陆续采集到简牍６９枚，下文所引《敦煌汉简·前言》谓６４枚，这些我们就不再讨论。下面简要介绍一下１９９０年正式发掘所获之“悬泉汉简”。据《甘肃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发掘简报》可知，整个发掘过程从１９９０年１０月到１９９２年１２月共持续了两年多的时间。共开５×５米及１０×１０米的探方１４１个，共出土简牍３５０００余枚，其中有字简达到２３０００余枚。其中纪年简１９００枚左右（据《悬泉汉简研究》一书称有明确纪年者达到２１００余枚），最早的为武帝元鼎六年，最晚者为永初元年。较完整的编册５０余个。汉代帛书１０件，均为私信，纸文书１０件，其中一件为晋代。墙壁题记一处，也就是有名的《四时月令诏条》。“悬泉汉简”现藏甘肃简牍博物馆据称简牍整理已基本完成，不过还没有正式公布。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悬泉汉简”材料大都来源于《敦煌悬泉汉简释粹》及《悬泉汉简研究》二书，前者编号２７２个，有些编号下是成册的，因此含有不止一枚，以简数来看，共有３５７枚（包括帛书及墙壁题记）。《悬泉汉简研究》书中除去重复出现的有接近６００枚。此外，张俊民先生在其所发表各文中亦公布了不少，我们将这些去重后搜集到一处，有一千余枚之多。

１０.其他散见简牍

此外，在建国后敦煌等地零散所获亦有１００多枚。据《敦煌汉简·前言》称：

１９８６—１９８８年间，敦煌市博物馆在全市文物普查过程中，又陆续采得汉简一三七枚。具体出土地点和数量如下：后坑墩，斯坦因编号Ｔ１１（以下简称斯编），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号Ｄ２０（以下简称甘编），计一七枚（Ｄ．Ｈ．Ｃ：１-１７）；马圈湾墩，此遗址为斯坦因遗漏，未编号，甘编Ｄ２１，计四枚（Ｄ．Ｍ．Ｃ：１-４）；小方盘城，斯编Ｔ１４，甘编Ｄ２６，计二枚（Ｄ．ＸＦ．Ｃ：１-２）；臭墩子墩，斯编Ｔ２３ｏ，甘编Ｄ６２，计二枚（Ｄ．Ｃ．Ｃ：１-２）；小方盘城南第一烽隧，斯氏漏编，敦煌市博物馆文物普查时编号Ｄ．Ｎ１（简称敦编），计五枚，（Ｄ．Ｎ１．Ｃ：１-５）；小方盘城南第二烽隧，斯氏漏编，敦编Ｄ．Ｎ２，计一二枚，（Ｄ．Ｎ２．Ｃ：１-１２）；盐池湾墩，斯编Ｔ１２ａ，甘编Ｄ２２，计一一枚，（Ｄ．Ｙ．Ｃ：１-１１）；小月牙湖东墩，斯编Ｔ２３ｇ，甘编Ｄ５４，计一九枚（Ｄ．ＸＹ．Ｃ：１-１９）；安敦公路甜水井道班东南三危山边的汉代效谷悬泉遗址，计六四枚（Ｄ．Ｑ．Ｃ：１ -６４）；大坡墩，斯编Ｔ３，甘编Ｄ１４，计一枚（Ｄ．Ｄ．Ｃ：１）。

不过何双全先生在《敦煌新出简牍辑录》一文中对这些简牍的出土地及出土时间的记录与《敦煌汉简》有很多不同，这里不一一引出，我们后面有关于这些简牍出土及著录情况的对照表，可以参考。

如果除去“悬泉汉简”，则现在已经发现的“敦煌汉简”总数应为２４８５＋２３９８＋１３０＋４１＋１４＋１２＋７＝５０８７枚。这其中还不包括瓜州县博物馆所藏未知数量者。其中２４８５为《敦煌汉简》中已经公布的历次所发现的，这里面有少量的晋简，也包含了一部分散见的“悬泉汉简”；２３９８为斯坦因所获此前未刊汉简的数量；１３０为１９９８年小方盘城所发现的汉简数量；４１为清水沟所发现的；１４为夏鼐所获之前未公布的数量；１２为陕西省博物馆所藏敦煌汉简数量；７为一棵树烽燧遗址所获汉简数量。如果考虑到这个统计中可能有的误差，那么现在所发现的“敦煌汉简”的数量当在５０００枚左右。

作者：白军鹏
编辑：任思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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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节自《敦煌汉简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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