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故事中的女店员 | 张怡微

连玲玲新著《打造消费天堂——百货公司与近代上海城市文化》中有一个观察很有意思。1930年代经济萧条，上海大型的百货公司采取新的行销策略，开始雇用女店员。这些女店员装扮漂亮，学历也较高，她们常与所售商品连在一起，令顾客在消费商品的同时，也消费女店员所展示的女性特质。所以一方面，百货公司的策略好像是推动了女性通过就业寻找自我，另一方面，她们到底有没有通过参与社会分配找到主体性，似乎是很可疑的。1933年，由夏衍编剧、张石川导演的电影《脂粉市场》将这种惘然的特征展露无遗。即使是在女性气息浓厚的“百货公司”空间中，胡蝶扮演的培德百货女店员受到了同性、异性的双重的欺压，表面光鲜亮丽的职业妇女实际上过得十分狼狈。

“打造消费天堂”的用语，出自法国自然主义小说家爱弥尔·左拉的长篇小说《妇女乐园》，是“卢贡-马卡尔家族”系列小说中的第十一部小说，出版于1883年。小说以19世纪下半期法国资本主义发展为背景，描写巴黎的一家大百货商店的兴建。在此之前，巴黎并没有这样的建筑。小说主人公慕雷具有相当的商业头脑，慕雷唯一的热情，就是征服女人，通过商业的方式。小说里的原话是——“如果他能想出办法的话，他会让大街从他的店里穿过去”，这真是石破天惊的想象力，很多年后，另一个商人马云做到了这一切。但他们的雄心与想象力，实质上摧毁了小本经营的中小商铺。左拉在小说中巨细靡遗地呈现了资本家“大鱼吃小鱼”的残酷过程。值得注意的是，小说的女主人公黛妮丝丧亲之后带着两个弟弟从艰苦的瑟堡出发投奔伯父，最先吸引她目光的就是大城市的商店，磁石般的吸引力，甚至让她暂时忘却了悲惨的身世，“使她迷惘而又恋恋不舍。她很想走进去，可又漠然地有些恐惧，这种心理使得这种诱惑达于顶点”。原因也很简单，“在她所不认识的这个巴黎里，这家店像一座灯塔似的闪耀着，在她看来，它本身就是这个城市的生命和光明。她梦想着她在那里的前途”。

左拉虽然轻巧地讽刺着后来成为女店员的黛妮丝，认为她们是“身份不明的阶级，浮在职工和资产阶级之间”，最终还是让黛妮丝获得了爱情，用现在的流行语言，《妇女乐园》是一个“霸道总裁爱上我”的奇幻故事。“女店员”的形象到了德莱塞的小说《嘉莉妹妹》中，就糟糕多了。从威斯康星州的哥伦比亚城乘火车到芝加哥去的农村姑娘嘉莉，人生起点几乎和黛妮丝相同。她为了摆脱贫困，先后与推销员和酒店经理同居，后又凭美貌与歌喉成为艺人。德莱塞一针见血刺破了嘉莉妹妹的遭遇并非个例，“一个十八岁的姑娘离家出门，她的遭遇不外乎两种。不是碰到好人相助而好起来，就是迅速接受花花世界的道德标准而堕落下去。在这样的环境里，要保持中间状态是不可能的。”美国最早的三家百货公司是1884年左右创立的，就在芝加哥，时间上略晚于巴黎。嘉莉妹妹是主动从报纸上寻找百货公司的，她极其迅捷地坠入了消费主义的泥潭，“她禁不住觉得每一件饰物、每一件值钱的东西对她都有切实的吸引力，可是她并没有停下脚步。没有一件东西是她用不着的——没有一件东西是她不想要的。……可是她又痛楚地感到这些东西没有一件是她买得起的”。仅仅是“女店员”这样一个职业想象，令她不断提醒着自己“我要过好日子了”。而即使在工厂做工最苦的日子里，嘉莉都努力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百货公司女店员，而不是工人。

“嘉莉妹妹”的形象太过深入人心，几乎成为了美国故事中的“刻板印象”。乡村或小镇的年轻姑娘进大城市发展，无论是托宾的小说《布鲁克林》中的爱尔兰姑娘爱丽丝，还是美剧《大西洋帝国》中的玛格丽特，都可以看到前辈“嘉莉妹妹”的影子。玛格丽特在木板路担任精品店女店员期间，还迎合当代心理学研究的成果，“偷窃”了店里的衣服，以应作为欲望主体的女性被物质主义所攫的病兆。

台湾学者李奭学曾经撰文评论王安忆的小说《长恨歌》，是《嘉莉妹妹》缩码的上海改编版（《嘉莉妹妹在上海》）。然而嘉莉妹妹和王琦瑶还是有许多显而易见的区别，王琦瑶并不是一个外来务工的年轻女性，其次受过中等教育。王琦瑶是上海历史断片中的情态符码，她不是通过女性力量来处理与欲望城市的关系的，她就是城市历史的一个表情。而嘉莉妹妹显然有能量得多，在一个自主性极其脆弱的年代，嘉莉最终完成了自己——成为了芝加哥尤物，而不像王琦瑶死得极其潦草，花钿委地。王安忆也曾撰文《温柔的资本》，爬梳这一文学脉络中的女性形象与百货公司、剧场的关系，十分精彩。

在建构现代“百货公司”历史图景中，女性既是这种文化的生产者，也是消费者。百货公司创造着女性经验，一方面是消费经验，另一方面也有情感经验，更有与现代城市物质空间变迁、发展血肉交织，甚至互相搏斗的女性力量业已呈现。有意思的是，尽管城市中精品店林立，当代文学中的“女店员”反而鲜有值得研究的文学文本了。

作者：张怡微
编辑：范菁
责任编辑：舒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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