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成:智库的独立性会增强其信誉度(之二)
报:尽管中国缺乏高质量的民间智库,但像咨询公司、公关公司这样的企业却如雨后春笋般崛起,在它们当中,能否走出高质量的民间智库?
李成:首先,在西方,智库无论是否有官方背景,其与咨询、公关公司是完全不一样的。这里有概念的区别,智库从定义上来讲就是非营利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而咨询、公关公司都是营利的,其致力的方向与公共政策研究有区别。咨询、公关公司不是研究机构,有特定的服务对象,不影响政策,只提供研究,而且是营利的。不过,有时也会出现一些界限模糊的情况,比如兰德公司本身也营利,其收入与项目合约挂钩。
而布鲁金斯学会所有的研究都是公开的,不是为某一个企业、个人来服务。我们最希望得到的捐助是没有限制的赞助,捐助方不能干涉学会的研究,即使有些说明了研究领域或项目,也不能规定研究人员的研究方法或控制研究结果,正因如此,经过一段长期发展,布鲁金斯学会赢得了声誉,形成了今天的影响力。
报:对于智库来说,独立性非常重要,但在东亚地区,大部分受政府资金支持,日本的许多智库由财团资助,如何避免这类智库所出具的研究报告受出资方意愿的影响,特别是避免按照出资人意愿来出具报告的可能性?
李成:布鲁金斯学会设立了各种规则保证独立性,在接受捐款时会讲得非常清楚,不管捐款方以哪种方式捐款,都不能影响研究本身。因为秉持这样的原则,会有很多捐款被布鲁金斯学会退回去,比例非常之高,在美国这已成为布鲁金斯学会的一种独立的文化象征。
在美国的政治格局中,布鲁金斯学会始终保持中立性,尽管有些人认为布鲁金斯学会比较亲民主党,但事实上也会有共和党的干将到布鲁金斯学会做总裁,比如布鲁金斯学会的前任总裁就是共和党人,我们外交关系部门曾经有一个主任并兼学会副总裁理查德·哈斯,是共和党重量级的官员。我们的董事会中有很多共和党的精英。
报:仅仅从绝对数量而言,目前中国智库数量庞大,但却似乎缺乏像布鲁金斯学会、兰德公司那样具有世界级影响的高质量智库,您认为原因何在?
李成:一个智库的成功由多方面促成:除了经费,还要重视智库的理念、人才及研究方向,这些都需要时间的积累、知识的沉淀和它以往的成就汇总,美国的智库年份最早的已有近百年历史,在最近几十年美国智库发展尤其快,而中国的民间智库最近10年左右才开始起步,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民间智库的现状是可以理解的。
当前,智库已经作为中国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发展速度会更快。同时,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以后,有很多资金来源,比如来自央企、政府、私企的资金会投向智库,也将助力智库的发展。但是智库的人才、研究方式、传统的建立、声誉的提高,还需要一个过程。
智库在初创期可能会有资金短缺的问题,智库应该对经费来源保持一定的警惕性,来源有问题的资金会影响智库的发展。我想提醒的是,智库的真正发展需要很好的声誉,布鲁金斯近百年来建立起来的声誉不可能为了几百万、几千万的经费赞助而交换,因为这个声誉反过来会为智库的发展带来很多机会,如果初创期就为了经费而抛弃声誉,这笔经费带来的问题最终会变成智库发展的累赘。
报:部分中国智库已经展示出走向世界的决心,您认为,中国智库若想跻身世界舞台,承揽更多的项目,需要在哪些方面做出改变和创新?
李成:首先要对全球的研究有一个基本认识:比如学术界、政策界探讨的惯例是什么,智库必须要了解这些“游戏规则”,但不一定要完全跟随。第二,智库要出非常好的研究成果。布鲁金斯学会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学会之一,其影响力位于全球和美国之首,这与我们很多有历史价值的研究项目有关,如联合国的建立,罗斯福新政的评估,福利、税收、外交、能源、科技、医保、移民政策的有建树性的研究。对于布鲁金斯学会而言,研究成果的高质量是整个学会的生命之源。智库的这些研究成果不是纯理论性的,它们应该有扎实的时政研究基础,能够得到全世界的重视。在中国研究领域,中国学者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可以做大规模的研究,但是,研究之外最重要的是,怎么把研究成果推向外界,这方面中国的智库需要学很多东西,这是个关键。
作为一个研究政策的智库,研究成果有着明显的时政性和前瞻性,但同时,研究人员要有很好的学术根底,要有全球的视野,要考虑非专业读者的理解能力,不能自说自话。成功的智库尤其要重视有效的传播,要非常清楚传播的对象是谁,对政府部门的传播与对学术圈的传播在方式上有很大不同。
(节选自《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 成功的智库尤其要重视有效的传播》 刊2014年6月3日《报·学人》)
作者:刘力源
编辑:刘力源
*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