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成：智库发布研究报告，需要一定的方式手段、传播技巧

【学人访谈录】

李成：智库发布研究报告，需要一定的方式手段、传播技巧（之三）

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项目负责人詹姆士·麦甘博士提出，未来智库必须在新的传播形式上做一些思考，面对新媒体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很多人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阅读纸质研究成果，您认为，在新的形势下，如何传播智库的成果？

李成：新媒体的特点是短平快，但更多时候只能作为辅助表达，最终的研究成果不可能只通过几十个字来表达清楚。当然，我们处在新媒体带来的变革过程，以后书籍的发表可能会通过网络进行，但网络并不完全是平等的，毕竟不是每个智库网站都能受到重视。

对于智库来讲，优势不是短平快的讨论，而是扎实的研究报告。利用各种媒体同时发布智库的研究报告，需要一定的方式手段、传播技巧，这也是为什么布鲁金斯学会有很强的传播阵容。我们会花很多精力做网站，来保持我们的领先地位，学会内有很多人员观察网站的发展情况，几乎每天都有报告，至少一周会有一个详细的动态报告。同时，布鲁金斯学会跟美国及全球的主流媒体都有互动，在世界范围内的主要报纸上很难有一天完全没有布鲁金斯学会及其学者的采访，世界各地的主要电台、电视台也很难有一天看不到布鲁金斯学会的名字。媒体是智库学者传播自己观点、影响公众讨论，间接影响公共政策决策的重要途径，因此许多智库学者非常重视同记者建立联系，通过媒体发出自己的声音。

报：事实上，智库也是一种意见领袖，在面临突发情况时，智库如何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消弭消极后果？

李成：在布鲁金斯学会三句座右铭中，高质量是一个前提，所以我们在录用智库的研究人员时非常谨慎，招聘的人选首先要是学科的领头羊，或者有比较丰富的政府工作经验，有非常好的声誉，一般都是已有成就的研究人员。我们的研究助理按规定不能接受采访，不能以布鲁金斯雇员的名义发表文章，这都是布鲁金斯学会保持高质量的原因。布鲁金斯学会尽管运用新媒体，但对新媒体的监督也非常看重，我们不希望发表一些错误的数据和观点，更忌讳发布危言耸听的声音，这跟布鲁金斯自身的亚文化有关。

我们非常清楚，正是因为布鲁金斯学会的影响力，我们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所以我们在管理上要比学术机构严格，比如说，我们发表的东西，要反复地请内外部人士评审，这是保持高质量的方法之一。有时媒体来采访，研究人员需要马上做出反应，有时也会被问到一些非研究领域内的问题，为了保持高质量，智库的专家都会经历一个长期训练和充实的过程，以便提高能在短时间内了解很多信息，并做出正确判断的能力。

报：智库应该如何同媒体、政府合作，从而体现其传播力？

李成：每个智库情况不一样。有的智库把批评政府作为它们发挥作用的方式，这有其合理性；有的智库与政府维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还有一些智库会在政府部门取得尊重，它们的研究人员会经常去政府部门听证、作报告等等。布鲁金斯学会属于第三种，如果我们请政府官员到学会演讲，他们大多数都愿意来，我们的研究人员几乎每个星期都会到白宫、国会，内阁的部委等政府机构作简报，这也是我们保持影响力的原因之一。但同时，布鲁金斯学会始终保持独立性，在很多场合我们会对政府的某些政策进行强烈的批评，比如中东政策、亚洲政策、国内的医保政策、移民政策等等，这是我们作为知识分子的责任。这是非常困难但又必须要做到的平衡。一方面作为政策研究机构，我们需要通过跟政府维持比较紧密的关系，来施展我们的影响力；另一方面，要始终保持智库的独立性，因为我们没有义务去传播政府的声音，我们的社会责任是关注、判断政策的采纳效果，比如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能预见到它可能带来的副作用。经过长期的评估分析，许多智库与政府之间形成了非常良好的互动机制，有时政府在推出新的政策前，会与一些重要智库的成员进行互动，这个互动是积极的。

从布鲁金斯学会理念上来讲，它是要贡献于美国的政治民主、美国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国民享有平等的机会等等，同时对和平、对了解世界承担重要的责任。尤其最近这几年，我们一直强调，研究人员要有全球的视野，因为布鲁金斯学会不仅仅是美国的智库，也应该是全世界的智库。

（节选自《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 成功的智库尤其要重视有效的传播》 刊2014年6月3日《报·学人》）

作者：本报记者 刘力源
编辑：刘力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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