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后，女性该如何出场？六大领域学者给出未来答案
《中国女性主义思想史中的妇女问题》读书会6月1日在上师大光启国际学者中心举办
38年前，还是博士候选人的“上海媳妇”汤尼·白露因为国际交流项目来上师大教授中国学生美国文学，与77级英语系在读学生钟雪萍结下情谊。38年后，受邀从美国莱斯大学来到上师大进行学术演讲与交流活动的白露，与如今已是美国塔夫茨大学教授的钟雪萍再次相遇。看到上师大熟悉的风景，白露忍不住操着很流畅的普通话感叹：“时隔多年回来，还能和认识的朋友相聚，真好！”
白露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史、女性主义理论、性别与社会科学等领域都深有研究。2004年《中国女性主义思想史中的妇女问题》一出版便引起了当时的美国学界的重视。2012年这本著作被引进国内，至今仍是很多高校人文学科的必读书目。既是马克思主义者又是女性主义者的白露，一直在思考怎样把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放在一起：“我在美国的同事与学生都不知道中国的女性主义有很长的历史，所以我想要把中国的情况介绍给她们。”美国女性主义者们过去认为全世界的女性是被压迫的、无声的，而白露则想借这本书把中国女性的声音展示出来：“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经历与体验的女子，所谓的‘性’的声音不是事实，而是比喻。”
美国塔夫茨大学教授钟雪萍（左）、美国莱斯大学教授汤尼·白露（右）
前天（1日）下午，十多位上海高校人文领域的专家学者应约来到上师大光启国际学者中心，由钟雪萍主持、白露坐镇的《中国女性主义思想史中的妇女问题》高端读书会上，来自历史学、现当代文学、古代文学、外国文学、社会学、甚至是日语专业的高校学者们，对书中触及的核心观点与关键问题进行了解读与思考，使这本即使白露自己也承认“有点难读”的理论著作充满了回应现实的张力。
“面向未来的过去”：如何从茫茫历史里打捞正面资源
作为一名历史系教授，白露希望能在《中国女性主义思想史中的妇女问题》中对历史性的词语误用、历史的潜在性以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作出清晰的阐释。著作的前三章，她就分别以《历史与词语误用》《论“妇女”》《进步论：中国女性主义的基础》为题，试图在书写成文的历史中建立起历史性的词语误用的价值，从而找出中国思想史中妇女词语误用的史实性。第一章重点突出了历史书写中的过去未来时，白露指出对“妇女将会是什么”的强调，实际上动摇了文献证据中对妇女的所指。这一观点引发不少共鸣，复旦大学社会学副教授沈奕斐甚至认为中译本中的“过去的未来”译为“面向未来的过去”更为贴切。
造字中的“女”到《教女遗规》，历史进程下女戒复兴值得反思
“中国的女性主义研究大多是依托着中国社会革命解放研究的，关于女性主义理论的书鲜见。”上海师范大学古典文献学教授朱易安对第二章《论“妇女”》很有感触，她认为从中国古代的“妇”字含义的形成与演变来讨论“妇女”这个我们习以为常的词语角度很新颖。
她从两个角度进行了补充。她向现场听众举了两个简单的例子——女字旁有很多贬义词，比如“妖”、“妨”、“嫉妒”；还有一些中性词固化了女性的身份，如“妇”的原型是女子手持扫帚打扫卫生。当然，女字旁也不是完全没有地位，如“安”字意味屋子里有女人为安，这应该与母系社会有关。
同时，朱易安对书中提到的陈宏谋的《教女遗规》进行了延伸，她指出陈宏谋是雍正朝影响力很大的要臣与理学家，且他的《教女遗规》参考了历朝女戒书，一定程度上代表官方意见。女戒书的出现不仅意味着女性至少开始有书可读，也寄托了写作者对女性晚辈婚后能够通过遵守规范获得幸福的景愿。“当时代已经进化到女性不用通过这些规范而获得幸福时，女戒书却被重新热起来，这种倒置背后的本质值得我们反思。”
上海师范大学古代文学学教授朱易安
关注历史还是未来:词语误用如何从问题变方法?
上海师范大学文化研究中心的何明敏老师则敏锐地关注到“词语误用”这个特殊概念，并积极反思它与概念史、观念史的区别。
词语误用原是历史书写中的一种错误，但白露却从中发现了新的研究可能。观念史聚焦于观念单元的连续性，通过关注基本的、长久不变的观念在不同时期、不同文本的的运用，进而考察某种观念或思想是如何生成、发展与传播的。但有人批评观念史的研究是非历史性的，因为它忽略了具体的历史语境。而白露关注的则是观念的不连贯性与不稳定性，因为任何观念的提出与运用背后都承载着作者特定的意图或历史语境，因此要用历史的眼光而非当下的标准来对待具体问题。而概念史研究则关注概念形成的背景，考察概念的生存、演变、运用、革新，从而体现历史的变迁。
由此看来，这与白露的“词语误用”似有相通之处。但何明敏指出，概念史最终关注的还是历史，而词语误用更强调用“过去未来时”来书写女性主义历史，关注事件或思想背后的未来指向。
上海师范大学文化研究中心何明敏
结构性的主体感:如何从历史书写与具体实践中找到自我?
有人感觉白露的这本著作逻辑繁琐，内容复杂，很容易被绕晕。但上海社科院的张炼红研究员则认为，这恰恰说明了这本书里的问题直击人心，带入感很强。她指出：在历史中也好，在生活中也好，妇女的可见与不可见究竟意味着什么？她举例：以往的经验认为，妇女守节是一种女性受压迫的表现，但在现实经验中，守节可能不是被压迫，而可能是以未亡人身份获得原本属于男性家主的父权的机遇。因此，她希望在历史语境与真实生活中寻找女性的可能性需要进行“打开的打开”，必须进入到更加具体的历史细节中去，那样主体感会伴随着真实体验而生。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姜进也表达了自己在探索女性主体性过程中的困惑——从思想史的角度进入女性革命史时，很重要的观点是从革命中指出女性的被压迫，但做社会妇女史的学者，任务却是在妇女没有人格的情况下去寻找这些妇女的主体性。如何处理好这两种研究范式之间的逻辑关系，也是今后绕不开的一组矛盾。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姜进（左）、上海社科院教授张炼红（右）
文学研究里的妇女解放：丁玲转变的内部自觉和外部推动
“蒋冰芝，1904-1986，一个50年来不断引人注目的中国革命妇女思想史中的重要人物。”《中国女性主义思想史中的妇女问题》的导论里丁玲如是出场。白露的学术直觉非常敏锐，正如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罗岗所言：“讨论中国现代女性主义，丁玲是绕不过的”，她也在书中给足了丁玲分量，第四章与第五章分别从殖民现代性与民族主义对丁玲的文学作品与思想进行了细致梳理，并找到了这50年来丁玲思想的内部逻辑。
中国女性主义的道成肉身:五四丁玲与延安丁玲的脉络如何打通?
“某种意义上，她是中国女性主义的道成肉身。”被称为“丁玲研究专家”的罗岗在会上这样定义了丁玲。他认为，白露谈丁玲很重要的一个亮点就是打破早期丁玲研究的五四背景，发现她与蔡畅、向警予等早期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的联系。
从这一话题出发，罗岗向白露与现场听众介绍了这些年丁玲研究的发展：一是通过对莎菲女士的原型——朱谦之与杨没累的考察，指出丁玲看似自传的小说，其实背靠含义丰富的“恋爱至上主义”，是用创作思考与社会与未来的关系，表达了对未来社会的设想与规划的具体困惑；二是打破了延安时期丁玲思想中革命与性别二元对立的结论，认为不是革命压抑了性别，而是革命重新把性别领域中无法公共化的问题公共化，从而使其获得新的可能性，这一点与白露书中的观点不谋而合。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罗岗
晚年作品《杜晚香》的意义:女性解放也需要内部觉醒
复旦大学倪伟教授在当下给研究生上课时，讲到丁玲仍然会使用白露书中的这两章。会上，他则选择丁玲晚年复出后的第一部作品《杜晚香》作为讨论对象。也许有人感觉这部作品的文学性或者文学意义不够强，但根据《丁玲传》的背景解释我们可以知道，当时文坛都在写伤痕文学，此时出现一个完全由社会主义培养出的新人形象是有意义的。但是这并不表示倪伟对这部作品持完全赞美的态度，他指出杜晚香其人虽然作为社会主义新人，但小说中党性培养的情节却不够充分，相反，丁玲还展现出她从小就有的超乎常人的理性——如面对后母的虐待她始终保持积极的劳动态度。倪伟表示，这样的描写比例一定程度上展现出丁玲一以贯之的女性主义思想：女性成长不能完全依靠外部力量，也要在内心培养“德性”。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倪伟
市场化与全球化下的女性主义:女性知识分子的理论有新尝试?
白露一直坚持“把论争关系中的女性主义理论家个体，置于他们各自所信奉的有性人类传统的环境中。”因此，在最后两章《社会主义现代化：李小江的市场女性主义》《全球化：戴锦华与20世纪90年代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中，她依旧以“过去未来时”的方法分析研究了中国启蒙女性主义的重新确立以及全球化思潮（也许是令人失望的）对中国启蒙女性主义的展示。
重拾裂痕与差异共存:同时代的中日女性研究有共通性
上师大日语系的年轻老师陈晨留日十年，当她分享阅读感受时，偶尔还会冒出两句日语。她介绍白露在日本的历史学界与女性主义界也非常出名。她认为，白露的这部著作在历史学意义上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特点——解构主义话语及其实践与批评实践，这是一条发现裂痕与重置裂痕的思路。她同样关注白露著作中的地政学要素，指出区域研究的价值与意义从解体“西方女性主义”开始，白露的研究完成了从国族到国际的语境置换，是文化相对主义下的差异共存。她将白露的李小江研究与日本女性主义学者上野千鹤子的观点进行了比较，发现这两位同一年代的中日学者具有极大的共通性，并希望能引发更多讨论打破“中西”、“美日”，建立东亚比较对话的平台。
上海师范大学日语系教师陈晨
前进还是后退?全球化视野下的女性该走向何处?
许是切身参与过这个时代，对上个世纪80、90年代的女性主义问题有着隐忧的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吕新雨表示，李小江把市场视为女性主义的新的来源，似乎就注定了在市场化的今天，我们会把女权主义让步给文化交易市场。吕新雨进一步指出了当下的女性主义面临的双重困境：一是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脉络还未被彻底清理，二是1980年代引入西方女性主义资源并未被完全认同。姜进也根据白露书中的异性恋问题提出自己的疑问——进入近代以来，中国女性经历了从有性到无性再到有性的循环，这究竟是前进还是后退？钟雪萍在会末谈感想时作出了积极的回应，她认为中国的妇女解放非常重要，是值得深入挖掘的女性主义资源，而改革开放以来，除了李小江、戴锦华，现在有更多人甚至男性学者愿意加入到讨论中，这就是积极的进展。
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吕新雨
妇女节被“抛弃”背后:日常生活里的思维陷阱
“女权主义被让步给文化交易市场”并不只在理论中，这一危机早已潜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为什么“女王节”、“女生节”代替了“妇女节”的位置？为什么银幕女性的审美日益趋同？复旦大学社会学教授沈奕斐与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教育教授毛尖在现场为听众敲响警钟。
拒绝年轻美女的赞美?独立背后也存隐忧
沈奕斐十分反感被人称作“美女教授”，也不喜欢被恭维“年轻”。她明确指出，日常生活中的女性困境绝不仅限于作为中国革命史中积极词汇的“妇女”被年青一代拒绝，还存在无法找到不带潜台词的词语去称呼一位女性。在这一意义上，沈奕斐指出，如今妇女的主体性正在丧失并被“年轻的美女”这一概念替代。而爱情也遭遇了同样的困境。曾经“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的挑战阶层与社会解放的象征，如今被降为个人追求利益的附属品，年青一代不再为琼瑶感动，甚至将其视为反面教材。这些现象让她不得不提醒听众思考：在今天独立女性与婚姻家庭对立的过程中，女性去妇女、去婚姻后该走向何处？
复旦大学社会学教授沈奕斐
为什么“妇女”的脸小了两圈?70年共和国银幕形象的变化
即使是再迟钝的观众，也察觉到近年来所谓的银屏上小生小花们风格趋同。毛尖解释道，这是因为银幕上的女性角色们告别了工农兵与劳动这两个建国初期非常重要的女性组成元素。在《柳堡的故事》中，当被问及为什么会爱上一个女孩时，男方的回答是：“因为她很能干，插秧除草都会。”但在现在，这样的回答显得荒谬。她指出，劳动妇女们有一种公共性与对情欲的克服感，但从八十年代开始，这种客观精神逐渐被瓦解成个性主义，劳动妇女们也被个性化的女朋友取代。因此，毛尖也十分困惑：为什么妇女形象会这么容易被克服？其本身的美学有问题吗？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董丽敏认为白露的著作与研究范式对国内的女性主义研究具有启发意义，会上她直指当下性别研究困境的总结迎来了现场的掌声：过去，在可见的历史中，妇女是不可见的；经过多年的努力，妇女研究成为了可见的“显学”，却成为了孤零零的舞台聚光灯，周围的人与事变得不可见；怎样使得妇女与历史同时被看见，是接下来非常重要的挑战。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董丽敏（左）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教育学院教授毛尖（右）
白露参观校园时，曾望着教学楼前的慰安妇纪念雕像喃喃低语：“It won’t happen again.Tomorrow will be better.”这次读书会十分难得地诞生了很多意犹未尽的问号。自1923年鲁迅提出“娜拉出走之后”这个命题后，现实和理论中的女性探究就始终未曾停歇，未来还将继续，白露新书中“过去的未来”视角或许只是一个中外交流中的新驿站。
来自历史学、现当代文学、古代文学、外国文学、社会学等专业的高校学者们热烈畅谈
作者：夏佳丽
现场拍摄：景柯庆
编辑：袁琭璐
责编：李念
*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