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出身于草根家庭,但于敏具有同龄人望尘莫及的聪慧,从小便过目不忘,数理化成绩始终名列前茅。
他的童年是在沦陷区的天津度过的,那段生活给他留下惨痛印象,也形成了先天的民族忧患意识,这使得他在青少年时代就立下了学科学、爱科学,从事科学研究报效祖国、振兴中华的宏远志向。
1944年,于敏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机电系。入学不久,他发现工学院只是把知识告诉学生运用,而不告诉其根源的教学方法并不适合自己。
1946年,性格内向、喜欢沉浸在“纯粹”的理论之中的他,出于对个人的兴趣热爱,主动转到理学院学习理论物理,并展现出惊人的天赋。他回忆说:“童年亡国奴的屈辱生活给我留下惨痛的记忆,中华民族不欺负旁人,也不能受旁人欺负,核武器是一种保障手段,这种民族情感是我的精神动力。”
“国产土专家”一号,盛年展露头角
1951年起,于敏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从事核理论研究工作。
他在国内率先开展原子核物理理论研究,在物理学报上发表了多篇论文,与合作者提出了原子核相干结构模型,并与北京大学杨立铭教授编辑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原子核理论专著《原子核理论讲义》。
于敏从未出过国,在研制核武器的权威物理学家中,他几乎是惟一一个未曾留过学的人。于敏几乎从一张白纸开始,依靠自己的勤奋,举一反三进行理论探索。
作为一个未曾留过学的权威物理学家,于敏先生开创性的原子核理论,钱三强称赞他的工作“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
彭桓武院士说:“于敏的工作完全是靠自己,没有老师,因为国内当时没有人熟悉原子核理论,他是开创性的。”
▲工作中的于敏
1957年,以朝永振一郎(后获诺贝尔物理奖)为团长的日本原子核物理和场论方面的访华代表团访华,31岁的于敏参与了这场当时在科学研究领域规格非常高的接待任务。于敏的才华给日方留下了深刻印象,朝永振一郎回国后发表文章赞誉于敏先生为中国的“国产土专家一号”。
中国氢弹之父,让全世界为之震惊
上世纪60年代初,于敏参加到代号为“中子物理研究小组”的工作中,开展氢弹的基础研究。他是当年第一批被调去研究氢弹的研究人员,这一转变,影响了他的一生。
他回忆说,“我曾经想过,等突破氢弹原理,我国有了自己的氢弹以后,再回去搞基础科学研究。然而,世事难料,一干就是40年,我几乎一生都从事我国的核武器研制事业了”。
研究氢弹的于敏小组,根本得不到国际上任何研究报告,人们只知道要用原子弹的裂变引爆氘氚产生核聚变,他们只能每个人提出自己的想法,互相讨论攻关,有时想法不同吵得不可开交,但正是在大家的相互激辩下,氢弹研制的道路也越来越清晰。
1965年,于敏带领一只小分队去往中国唯一的计算机研究所进行模型分析,那时候的计算机还是那种打孔纸带式的,效率低,有时还罢工,即使这样,这台计算机也只有5%的时间可以分配给氢弹研究,往往都还是夜里。
研究人员在空闲时,就用算盘和计算尺来进行前期数学演算,努力赶进度。
在一次模型结果出来后,于敏果断推测当时设计的原型不能够引燃氢弹,他思来想去,提出了一种新想法,跟别的科学家一分享,大家均佩服得不得了,赶忙照着这个模型重新演算。
终于,于敏提出的新模型,解决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氢弹制造,初见曙光!
1967年7月,中国成功进行了氢弹试验,世界为之震惊。
在氢弹突破中,于敏又组织领导攻关小组发现了实现氢弹自持热核燃烧的关键,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技术途径,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起了关键作用,被称为中国氢弹之父。
后来据美国那边分析,于敏提出的氢弹结构原理,与当时其他国家的泰勒-乌拉姆结构类似,但于敏提出X射线透镜而非X射线反射镜来实现从初级到次级的能量传送,在设计上更有先进性,因此,我国的第一个氢弹就实现了小型化,实现弯道超车。
可以说,一个现代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拥有真正的独立。于敏对中国氢弹技术的贡献非常大,氢弹有2种结构类型,t-u构型和于敏构架。从这便能看出于敏的地位。
后来,于敏长期领导并参加核武器的理论研究、设计,解决了大量关键性的理论问题。
从上世纪70年代起,于敏在倡导、推动国防高科技项目尤其是我国惯性约束核聚变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我国惯性约束聚变和X光激光领域理论研究的开拓者。
▲1984年于敏与邓榢先(左)在核试验基地
上世纪80年代初,于敏意识到惯性约束聚变在国防上和能源上的重要意义。为唤起注意推进发展,他在一定范围内作了“激光聚变热物理研究现状”的报告,并立即指导组织开展理论研究。
1986年初,邓稼先和于敏对世界核武器科学技术发展趋势作了深刻分析,向中央提出了加速我国核试验的建议。事实证明,这项建议对中国核武器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5年、1987年和1989年各获一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85年荣获“五一劳动奖章”,1987年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92 年获光华奖特等奖。
1999年9月18日,在中央军委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上,他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并代表获表彰科学家作了发言。他在发言中总结道,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了7年3个月,前苏联用了6年3个月,英国用了4年7个月,法国用了8年6个月。中国人只用了2年8个月的时间,创造了研制氢弹的世界纪录。
2015年,于敏荣获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惊天的事业,沉默的人生
在80高龄之时,于老仍然在研究激光惯性约束聚变研究,他几乎为我国国防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于老曾言:“我当然不愿意打仗,我打心眼里赞成核武器最好都彻底销毁、完全禁止。可是,在50年代,核大国几次威胁要使用核武器来打我们,你要想不受人家欺负的话,就不能没有核武器。”他也坚信“核武器最终会被销毁”,和平与发展将真正成为现实。
其实,于老一直对于自己的工作成就看的很淡,别人说,要给他封一个“ 中国氢弹之父 ”的称号,他总是拒绝:“ 这个提法不对,我受之有愧。核武器事业是一项集体的事业,是全国各条战线、多个部门大力协同的成果,不是哪一个人、哪一个单位能够独立完成的。我自己只是做了应当做的工作,荣誉属于参加核武器研制的全体科技工作者、干部、工人和解放军指战员。”
其实于老太过于谦虚,“中国氢弹之父”并不是记者们强行冠名,而是同为核物理学家,也是诺贝尔奖得主阿格·玻尔在到访中国时提出的。作为同行,波尔当然知道于敏的成就到底有多么巨大。
他说,中国能做出氢弹,于是中国有了。
惊天的事业,沉默的人生,于老说:“一个现代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而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我要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
这是一个甘愿抹掉姓名的男人对他的祖国,说出的最动人的情话。
时代的使命与需要决定了于老的人生道路和命运,而他在这条沉默且艰辛的核武器研究道路上,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核武器研究难题,贯注了全幅的生命与全部的感情,为我国核武器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和深深铭记。
“中国氢弹之父”这个称号,于老受之无愧。国士无双,民族脊梁,深切缅怀于敏先生!
编辑:李晨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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