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维明：文明对话始于轴心时代，新世纪后成为世界共识

著名学者杜维明先生（左）（讲堂第58期，113-1期嘉宾）在伯克利家中和周天玮（右）对话3个半小时

【导读】不久前中美经贸摩擦升级中，“文明冲突论”观点甚嚣尘上。日前，著名思想家、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在美国伯克利家中接受采访，作为“文明对话”最早提倡者，杜维明深入阐释了“文明对话”的当代意义，访谈兼及中美关系、全球化、人工智能等热门话题。

文明对话于1993年提出，2001年联合国定为“文明对话年”

问：您构建了“21世纪儒学创造性转化”“启蒙反思”“文化中国”“文明对话”和“精神人文主义”五大学术实践与论域，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下，“文明对话”论域已为学者们所广为采纳，公认为缓解文明冲突的重要途径之一。当时是在怎样的情境下提出了“文明对话”？

杜维明：首先我应当说，文明的对话自古以来就有，轴心文明彼此之间、儒学与其他学派之间、世界各国之间，都出现过。文明的主要成因是交流，交流便产生碰撞、矛盾和冲突，交流、传播自然产生对话，通过了传教士、贸易、武力，对话是人与人之间点点滴滴所积累的、经过理论与实践完成的工作。严格来说，“文明对话”在近30年做为一个新的提法，是因为冷战结束和全球化。1989年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1992年出版成书。他认为以美国为代表的民主已经成为人类的共识，无人可以挑战。他的老师亨廷顿随后提出不同的看法，在《外交事务》学报提出“文明冲突论”，他认为文明与文明之间因为宗教、价值和信仰的不同会继续存在冲突。

回溯到1893年世界宗教大会在美国芝加哥首次召开，与会者尝试去建立全球性的信仰对话。当时有印度学者提出了不同的宇宙观，清政府也派了儒家代表参加。100周年的时候，世界宗教大会于1993年再到芝加哥举行，这个时候，没有儒学代表了，当时有汉斯·昆（孔汉思）提出一个全球伦理的观念，得到数百位世界宗教和思想界领袖签署。随后，前伊朗总理哈塔米回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主张世界应该做文明对话。

联合国全体通过将2001年定为“文明对话年”，孔汉思提出文明对话的基础是黄金律：“己所欲，施于人”。我参加了讨论小组，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特别强调儒家哲学所主张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观点所表现的容忍价值。我认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表现出尊重对方的最低要求，更可以促进相互交流、相互倾听和相互理解。当然，《论语》所说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也就是“己所欲，施于人”的意思。我的建议得到了同意。从此，国际社会形成了共识，“对话”已经成为国际之间的一个重要的主张用来避免冲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后来在巴黎举行关于文明对话的策略讨论，请我撰写了文明对话的章节。

著名的瑞士学者、德国图宾根大学荣休教授孔汉思

对全球化存在误判，以为不会出现当下的这种贫富悬殊

问：这真是一段精彩的故事并且是十分具体的贡献，将“恕道”推广到文明对话的平台。您对当前世界所呈现的文明冲突有什么评价？世界的冲突是不是正在导致文明之间彼此拒绝学习和了解对方？从全球化开展以来世界局势的最新变化来看，整个地球的科技系统几乎有一种预备一分为二的态势。

杜维明：目前的世界局势主要来自于早先对全球化的误判，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最初的看法是乐观的，认为富者愈富，但贫者不一定愈贫。但经过40年的考验，贫富不均更严重了，所以出现了反全球化。区域化、国家化和地方化同时进行。当初误以为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民族主义会式微，外加科学技术的手段和信息的传播，矛盾与冲突会降低。但是不幸恰好相反，矛盾因为全球化而频繁化，由于差异所造成的矛盾更恶化了。大家都没有料到，孔汉思也没有。

培根的科学中心主义在当代导致了科学与宗教严重对立

问：有一种观点认为按照西方工业革命以后所逐步建立的学科体系来划分，近1000年华夏民族对人类几乎没有重大的思想文化贡献。但事实上，王阳明心学体系壮而东渡，他的哲学贡献，在500年前是重大而显著的，目前看起来仍然价值非凡。在800-900年前，南宋永嘉学派提倡义利并举，永康学派主张王霸并用，350年前黄宗羲思想启蒙振聩，也都具有极大的现代性。您如何看这两方面的矛盾？

杜维明：进步的思想和科学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係，这也就形成了科学主义。公元前六世纪轴心文明时是多元的，人文与科学对精神文明都有贡献。但是西方启蒙以来，对人类文明形成了不同的看法，韦伯提出现代化便是理性化，形成为19世纪的主流思想。但伏尔泰、莱布尼兹、沃尔夫等思想家，并不认为18世纪的西方是世界最高的文明，反而认为中国当时的文明最高，如果传教士没有将中国文化带到西方，当时根本不会出现西方启蒙。在鸦片战争前夕的1839年，中国经济占世界的20%，超过美国当前的占比，也超过当时的英国。可由于康雍乾三朝断绝东西交流一百多年，西方工业革命改变了一切，导致鸦片战争一败涂地，中国从此一蹶不振，民族自信心丧失。西方的力量根源于希腊的哲学与科学以及希伯来宗教，这两股力量在18世纪之后如日中天，可是科学与宗教的矛盾也愈来愈严重，从弗朗西斯·培根所看好的人类中心主义和科学力量，到现在宗教与科技的冲突已经愈演愈烈。

中国为何能突破西方人类中心论？儒道均有“和而不同”思想

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提出了这个问题：“21世纪宗教会扮演什么角色？”本世纪是人类文明转型的关键时期，在2019年以前以为不必考虑的，都要重新放进来考虑了。至于中华文化，存在着历史记忆的问题。五四运动让“救亡”压倒了“启蒙”，五四确实首先代表了爱国主义。在我看来，解决困境要有各种方法和手段，一个根本问题是“认同”，我们更应该积极处理认同问题，去了解自己，去组织社群，与其他族群建立合情合理的关系。我们要问这样一个问题：“做怎么样的一个人可以对人类社会有贡献？”

西方哲学目前相对领导世界思潮，但是以希腊哲学为主的西方，本身是有局限性的，对人类认同问题，没有全面解决之道，以人类为中心的观点受到质疑。所以，中国为什么要站起来？因为中国有一个符合儒道思想的“和而不同”的道路——不走强权政治。儒道传统对认同问题有理念、有实践价值、对人类社会有益，但是我们本身要相信，而不是做表面文章。只言利、不说义，我们一定输。社会学家费孝通总结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一个处理不同文化关係的十六个字，每一个民族有自己的特长，但也有着欣赏其他民族的特长的能力，世界就会更和谐。总之，我们需要建立起群体的批判的自我意识（Corporate Critical Self-Conciousness）。

不同宗教之间的对话，是杜维明一直有兴趣并持续关注的一个论域，很多体现在嵩山论坛的演讲上

中美之间需要广泛对话，尤其是需要进行核心价值观的对话

问：如果反思后民主时代在本世纪以来所暴露出的种种荒谬性，美国的三权分立已经演化为三权僭越，司法独立和司法权的发展形成司法苛政这样一个畸形产物，过去这七八年，各式各样的现代版的“酷吏列传”也已经上演。同时，虽然在后现代经济体之下的各种行业都受到高度的行政监管，但洞穴化和部落化的媒体（借用弗朗西斯·培根的语言），任意扭曲事实，党同伐异，以致于今天有平均高达7成的美国读者不相信媒体。我们更可以经常看到许许多多法律的武器化和工具化的现象，与西方高举的法治原则背道而驰。您怎么看？事实上，全球化以及全球精英与建制的失职和失能，导致民粹泛滥，正直接冲击到文明的对话，您在前面提到的弗朗西斯·福山已经转而关注美国体制的衰败。

杜维明：民粹主义反精英，对人类会导致重重不利的限制，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追求卓越是不可避免的。另外我始终认为，多元好过一元。互相僭越是难以避免的，制度太僵化不好，日本长时间一党独大，但是仍然有活动空间。

问：您怎么看目前发展中的中美对抗和中美对话？

杜维明：美国步入了后世俗主义，对内对外信任度特别低，知识界得到这样一个结论，便是美国发动贸易战是为了要自私自利。至于中美可以对话之处太多了，在医疗体系、普及教育等等方面，彼此都可以借鉴，特别是生态环保方面。最重要的是中美之间需要进行核心价值的对话。人权与责任、自由与正义、理性与慈悲、个人尊严与社会和谐之间都是相辅相成的。尼布尔神父说过，人性恶需要民主；人性善民主才有可能。在2012年12月26日，我们在加州克莱蒙酒店举办了第四次中美核心价值对话。与会的罗伯特·贝拉先生在发言的时候指出，中美各自的极端民族主义是中美共同的挑战，真是极有远见。

2015年5月，杜维明先生、罗斯柴尔德爵士、基辛格博士（从左至右）交流

AI时代，科学误以为脑可以解决心的问题

问：关于文明的未来发展，不能不想到人工智能（AI）的挑战。您认为人类从轴心时期所建立的思想文明，在这样的挑战下，还有多大程度的持续性？

杜维明：这个问题很有趣，不过无论怎么发展，如何反思，现代人类不能切断过去。文明是积累而来，轴心文明的根源不可或缺，具有连续性。科学误以为脑可以解决心的问题，但是事实证明不然！

孔子周游列国，使其在哲学上有很大突破

问：这是非常精辟而发人深省的观点！说到轴心时期让我想到孔子周游列国，您自己一生行走于世界百余所著名大学，参加许多重要的国际组织，纵横于各种思潮流派理论之中讲学授课，做对话交流，也有着周游列国的况味。您认为孔子周游列国有什么收获？

杜维明：孔子的一生，最初抱持着道德理想主义，试图以教育改良政治，当时他走遍天下，学生又来自各个阶层，使得他可以掌握到行业和地域资源，与他的理想和境界形成互补。孔子周游列国，成为他自我学习和自我完成的一个过程，完成了他自己的人格。他不断地自我反思，就像是苏格拉底所主张的，“要了解自己”。有人误以为《论语》对个人不重视，其实儒家是“为己之学”（这是老师徐复观的最后见解）。孔子周游列国导致他在哲学上很大的突破，完整了他的思想的内在有机联系，所谓“吾道一以贯之”。

14岁开始习儒传儒，行走世界中吸收多个源头

问：您个人行走世界有哪些收获？

杜维明：我14岁开始学习儒学经典，60年来初心不变，扎根儒家传统文化，认同儒家，在行走世界的过程中，通过对话，综合吸纳多个源头，汲取希伯来与古希腊的文明资源，借鉴各轴心文明和非轴心文明，甚至及于原住民文化精髓，我因此而扩大了视野，从世界多元文化的角度审视儒家传统。举个例子来说，我受惠于基督教，基督教文化讲求超越，与儒学的趣味不尽相同。对话给与我自我批评的机会，我看到儒家的局限性，但是我不放弃过去的基本理念，而希望使之丰富，不要只是去走民粹所代表的爱国主义。我们要让儒家思想更开放、走出去，与各文明交流沟通。基督教有一套自己的传统，但是基督教的语言普遍化了，与多元文化、生态环保和世界公民概念相结合。儒家本来的语言便是普遍的，不构成交流障碍，没有一套让人难以进入的语境，形成不可言传的秘诀，所以儒学可以和各国文明进行对话，不产生本质性的冲突。

但是儒学也有不足之处，需要转化丰富它。至于道家思想的价值，在本世纪会十分突出，因为道家的超人文思路，反对人为创造的观念、理念和制度工具，可以构成一种平衡的力量。当然，目前也有许多人开始强调道家思想的人文精神，恰恰有如也有许多人强调佛学的入世精神。我的期待，是推动对话的文明。同时，要做好对话，也必须拓宽当代越来越狭窄的专家格局，走出了一条儒家传统与现代结合的做学问的道路。

杜维明与池田大作，他们合著有《对话的文明——谈和平的希望哲学》

中华文明是学习的文明，具有批判反思文化能力

近年来，我从儒家哲学思想的包容性入手，比较了一元神的特征，以一种比较宽广的学术视野，为21世纪提供了新的理论——精神人文主义。这个理论结合现实的世界与超越的信仰，提出同情式关怀和身体力行，要打破学校学科的疆界，而提倡人文学回归精神性。精神人文主义内涵普世伦理，处理自我、社群、地球和天道四个方面，为寻求身体与心灵、个人与社会、人类与自然、世俗与神性之间的调和，希望能够从形而上的高度，追求天人合一，为人类社会发展中遇到的许多重大问题提供指导和解决之道。

问：这等于是要走出既有框架的限制。柏拉图说，“最重要的问题是，谁去教孩子？他们教什么？”

杜维明：中华文明是“学习的文明”，是“学做人”的过程，中华文明具有兼容并蓄的特质，具有批判反思文化能力。我在大陆十年，看到思想人才济济，国学和人文学科虽然发展的空间不是很大，但是人才非常多。我们同时要留意学习自我认识和批判，因为现在的中国民粹主义虽然认同传统，可是与爱国主义相结合了，所以自我的清醒认识和反思是很要紧的。今天政府提倡“文明对话”了，“文明对话”在中国对外和对内都有发展空间和策略执行空间。

徐复观打伞到我家，劝父亲同意我学习儒学

问：您的一生师从过新儒学大师牟宗三、唐君毅和徐复观，请您能不能简要地分享与他们三位之间来往的轶事，以及您对他们三位的看法？

杜维明：我15岁追随牟宗三先生学习。 1956年我在台湾的澹水竹林得遇来访的唐君毅先生，曾以《中庸》“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章请教唐先生，唐先生做了耐心讲解，可惜我当时听得不是很懂。我请唐先生在《心物与人生》一书上签名，他写的是“维明兄雅正”云云。我当时吓了一跳，唐先生回答说，你是我朋友的学生，朋友的学生不见得是自己的学生，故称兄不称弟。后来我在东海大学亲炙徐复观先生。徐先生曾经打着雨伞到我家中，跟我父母商量让我改专业学习儒学。我在哈佛又师从了本杰明?史华慈先生、杨联升先生、WC Smith先生，和罗伯特?贝拉（RobertBellah）先生，选过帕森斯（T. Parsons）先生和艾律克（Erik Erickson）先生的课。从1978年第一次去大陆以来已经四十馀年了，我也先后与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冯契、萧箑父、任继愈、王元化、李慎之等先生有过问学。这些先生都让我在学术上得到了很多好处。我的哲学思路受惠于宗三先生最多。不过我的心态比较接近君毅先生，特别认同复观先生观点。

作者：周天玮、杜维明

编辑：袁圣艳
责任编辑：李念

来源：综合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