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春松：先秦时儒家为何最具行动力|嘉宾新著先睹⑬
【栏口词】热点问题的学术解读平台——讲堂至今已举办了134期，汇聚了270余名各界精英和学界领军人物。2019年的“嘉宾新著先睹”，摘编学者、嘉宾从2018年7月至2019年年底出版的新著、序、主编说，展示学者们最新研究成果，彰显新时代的文化自信和中国力量。栏目将从7月13日起至12月，每周2-3期。7月已刊发9篇，8月将刊发13篇。
这个台风“利奇马”相伴的周末我们先看儒学再阅马藏，让人生高度厚度再增几分。今分享北京大学哲学系、北大儒学研究院教授干春松（讲堂第113-5期嘉宾）所著《儒学小史》。该书全面梳理儒学从先秦时期直至现代的发展历史，并以较大篇幅着重对现代新儒家之概念、儒学发展的新方向以及新儒学谱系进行了阐释。不仅全方位地描述了儒家思想的内涵，勾勒出一幅儒学生发、演变的历史全景，更体现了作者对儒学分期的独特思考与对儒学使命的殷切关注。本篇摘编先秦时期的起源和演变。
《儒学小史》，干春松著，责编李頔，世纪文景出品，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19年5月，定价59元
【前言编摘】
儒家2000年精神演化图：一以贯之而生生不息
梁漱溟先生说，中国文化因为理性早启，故而儒家并没有发展成为一神教或其他类型的“典型”的宗教形态。如此，儒家带有即凡而圣的特征，既不离人伦日用，又不失超越性。
儒家以仁爱思想为枢纽，强调家庭和社群的重要性，但并没有将爱局限于血缘共同体，而是强调爱的普遍性，与万物浑然为一的民胞物与的境界。
儒家以修身为本，以良知的自觉来孕育君子之德。在朝则美政，在野则美俗。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造就中国人刚健有为、厚德载物的理想人格。
儒家历经两千多年而不衰，然亦多有曲折，基于不同的立场与入手点，各有千秋。比如钱穆先生从经学的角度，认为儒家的发展可以分为六个阶段。牟宗三则从儒家的现代生命开拓入手，认为儒学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现代国家的建立乃是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内在使命。杜维明先生从儒家思想的世界化的角度，认为儒家经历了中国、东亚向世界的发展阶段。无论何种角度，他们都相信在中华文化经历奇劫巨变的现代性的挑战，由花果飘零而必能重获生机。
本书则采取了更为客观的态度，以中国历史发展为背景，从儒家思想的创立，到经学化的汉代、吸纳外来思想的魏晋、宋元明清的理学和近代以来的新儒学等，力图从儒学形态和精神的转变来勾勒儒家思想一以贯之又生生不息的历程。希冀给众多试图了解儒家发展源流的人，提供一条简明的儒家精神演化的路线图。
——干春松（2018年11月）
梁漱溟、钱穆、牟宗三、杜维明（从左至右）
【正文摘编】
先秦儒学特点及分化：以君子美俗，以出仕美朝
历史上任何一种思想和学派，肯定不是凭空出现的，春秋战国时期似乎一下子出现的诸子百家，都代表着一定人群的利益和特点，但他们共同的特点是改造社会。儒家的形成也是一样。中国文化从早期的巫史文化、祭祀文化发展到西周的礼乐文化，从原始宗教、自然宗教发展为伦理宗教，形成了孔子和早期儒家思想产生的深厚根基。
儒者的自我标准之一：与巫师区分，成为礼制的守卫者，以“道”出仕
为了确立学派的核心价值观，孔子以后的儒家代表人物不断对“儒”进行重新界定，形成了一些基本特征。
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使用的“儒”字是在《论语》中，孔子说“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雍也》），这可以看成是孔子试图区分他心目中的“儒”和一般所谓的儒，是关于“儒”的自我要求。按照李泽厚的说法，即儒家要与巫师相区隔。他说：
“巫术礼仪”在周初彻底分化，一方面，发展为巫、祝、卜、史的专业职官，其后逐渐流入民间，形成小传统。后世则与道教合流，成为各种民间大小宗教和迷信。另一方面，应该说是主要方面，则是经由周公“制礼作乐”即理性化的体制建树，将天人合一、政教合一的“巫”的根本特质，制度化地保存延续下来，成为中国文化大传统的核心，而不同于西方由巫术礼仪走向宗教和科学的分途。……孔子告诫当时儒者不要成为民间老百姓（小人）的巫师神汉，而要成为士大夫所应承担 的“圣人”礼制的守卫者和传承者。
说到儒，跟先秦时期的某一类人“士”分不开。按照《说文解字》和《白虎通义》解释，士，就是能胜任事物，并“通古今，辨然否”。这类人要有办事能力，能通古知今，判别事物的准确与否。春秋末年，原先的贵族不断地下降为士，而一些低层的社会成员上升为士，导致社会上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群体。这个群体以担任一定的职位为追求，但他们必须通过自己的学识或能力去获得某个位置。
子夏说“学而优则仕”。孟子也说，士之出仕，就好比是农夫去种地，是天经地义的。不过，在孔子和先秦儒家的代表人物看来，是否出仕担任一定的职位需要看外在环境，比如统治者是否贤明通达，否则，儒士就和那些鸡鸣狗盗之徒没什么区别了。从孔子开始，儒家一直强调士和“道”之间的关联。无论是在顺达还是困境中，士必须以道作为准则。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说文解字》和《白虎通义》
儒家自我标准之二：成为君子，改变了将道德和社会地位绑定的联系
儒家所经常采用的另一个自我评价的标准是“君子”。成为君子，是儒家对自己的要求。前文所说的君子儒和小人儒，就是要用君子的标准来要求。孔子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 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论语·学而》）
君子的含义有一个变化的过程，最早的时候，“君子”指的是有德有位的人。但自孔子开始，试图放宽德和位之间的联系，立足于从道德品行的角度来界定君子，成为儒家的自我定位和社会角色的重要标志。
儒家在肯定君子的时候，也设定了其对立面—“小人”。原意，君子本来是统治阶层的人，而“小人”则是普通的老百姓，但后来儒家基本上把这个对立转换为道德上的对立。
儒家这一转变意义巨大，有德有位的说法有将道德和地位绑定的作用，本来是说有道德的人才可以有权力，但有时候会转变为一个人有权力，他就一定有道德；而儒家用君子和小人来说明一个人的道德高低，使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不必然成为道德价值之标准。如，“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法家走红时，荀子强调儒家须有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分为俗儒、雅儒、大儒
如果说《论语》和《孟子》更多的是从人格理想来展开儒之为儒的内容的话，那么《儒行》则更集中于儒者的行为准则的讨论，可以被看作是先秦儒者自我定位的重要文本。
先秦时期的儒家代表人物中，对于儒家的特性有明确描述的还有荀子。荀子所处的时代正是法家思想逐渐走红的时期，因此，荀子强调儒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他在《儒效》篇中说“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就是从儒家对于政治秩序的效能这一角度来说的。在《非十二子》中，荀子甚至对同属于儒家的“思孟学派”和子张、子夏、子游等人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因为他们只注重理论阐发和作表面文章，缺乏治国安邦的行动能力，他认为只有孔子和子贡才堪称表率。
荀子为了强调理想的儒家形象，在《儒效》篇中把儒生分成不同的层次，即“俗儒”、“ 雅儒”和“大儒”。儒墨有大致相同的社会理想，但是儒重礼义而墨主平等，荀子认为俗儒因不知“别”而与墨子“无异”。这些人是拿儒家标榜自己进而作为谋生手段，因此，称他们为“俗儒”。中间的层级是“雅儒”。诸侯们任用不同层级的儒则会产生不同的社会效能：“故人主用俗人，则万乘之国亡；用俗儒，则万乘之国存；用雅儒，则千乘之国安；用大儒，则百里之地久而后三年，天下为一，诸侯为臣；用万乘之国，则举错而定，一朝而伯。”
《荀子》是战国后期儒家学派最重要的著作
孔子后儒学分化与孔子不求思想严密，因材施教，弟子各执理想密不可分
孔子死后，儒家开始了分化，同样因为大量的学生游走于各地，儒学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儒家的凝聚力是不容置疑的，否则难以形成如此广大而复杂的学生群体。
而学派的产生必然会出现分化，首先是学派的创始人，本身并不试图阐述一种绝对一致的严密的思想体系，甚至很多内容是模糊而存在着多义性的。其次是接受这一观念的学生群体本身的多样性，如孔子所说，“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 再次或许是时代的变化，学派需要面对新的社会环境，需要面对新的批评和挑战，这样，学派需要进行内在的转化和提升，这些都决定了儒家学派处于不断的发展和变化之中。
具体而言，孔子以六艺教人，首开私人授徒的风气。在孔子看来，弟子不但要学有所成，更重要的是培养一种精神气质，即对于社会道义的承当要高于简单的“谋食”和“干禄”。
孔门弟子各怀理想投奔师门，旨趣不同，材质也大相径庭，而孔子自己又秉承“因材施教”的原则，因此造就了孔门之多样性。刘师培的《经学教科书》根据秦汉时的文献，分析孔子门人的专长说。按照孔子晚年自己对弟子的评价，就有四科之分，显示出孔子对于自己弟子不同特长的肯定。比如“德行”科的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政事”科的冉有、季路；“言语”科的宰我、子贡；“文学”科有子游和子夏。
孔门精神领袖的继承人有颜回、子贡、有若等，为何均未能承衣钵？
但任何学派的发展，都需要一个精神领袖，孔子在世之时或许已经在关注学派的继承者，而颜渊则是比较早被孔子所看重的。但因颜回早逝而落空，《论语》中记录了孔子深层的痛苦。“颜渊死。子曰：‘ 噫！天丧予！天丧予！’” 按照朱熹的解释，孔子意识到颜回的死对他理想的传播所带来的悲剧性后果。
在孔门弟子中，子贡大约是最具有治事能力的，因此也深得孔子的看重。孔子死后，主要的丧葬事宜也由子贡主理。而且当鲁哀公发表诔文时，也由子贡站出来发言，批评鲁哀公在孔子活着的时候不能用他，在死后说一些漂亮话，是“失礼”的举动。但子贡的地位很快受到了挑战。子夏、子张和子游等人，以有若的形象酷似孔子为理由，要求大家像对待孔子那样对待有若。
有若被看重，除外在的形象外，从《论语》中有子的话来看，其见解应该是深得孔子思想之精髓的。但遭到了曾子的反对，他明确地说：“不可。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皓皓乎不可尚己。”更关键的是，有子难以回答弟子们的疑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孔子既没，弟子思慕，有若状似孔子，弟子相与共立为师，师之如夫子时也。他日，弟子进问曰：‘昔夫子当行，使弟子执雨具，已而果雨。弟子问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诗》不云乎：月离于毕，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毕乎？他日，月宿毕，竟不雨。商瞿年长无子，其母为取室。孔子使之齐，瞿母请之。孔子曰：无忧。瞿年四十后当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问夫子何以知此？’有若漠然无以应。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这个故事可能象征意义要大于事实的意义，也就是说，当孔子已然具有“魅力”性人格，成为一个学派的象征意义的时候，任何弟子均无法真正获得附着于孔子身上的那种神奇性，因而也难以成为维护学派之统一性的支柱，由此，学派之分化便成为事实。
孔门精神领袖的继承人有子贡（左）、颜回（右）等
儒学分化后：曾子重孝道和伦理，子游传大同之学，子夏魏国传经兴国
孔子死后，儒家发生了分化，对此最著名的一种说法来自《韩非子》的《显学》篇，八派之间的划分有许多值得商量的地方，只是为了说明孔子之后儒门分化的概况。在七十子之学中，对儒家做出重要贡献而必须提及的还有曾子、子夏、子张和子游。
曾子作为孔门的晚期弟子，地位非常特殊，在《论语》中，曾子和有子拥有“子”的尊称。《孟子》一书中有22 次提到曾子，可见他在孔门后学中的影响。比如他坚持“日三省吾身”，成为儒门修身法则之一。他坚决反对推举有若作为孔门领袖的举动说明他在孔门中有一定的发言权。特别是他注重从孝道和伦理方面阐发孔子遗说，尤其被后世统治者所看重。
子夏、子张和子游虽然被《荀子》斥为贱儒，但是在《孟子》中，他们却是“皆有圣人之一体”，也就是从某一方面发挥着孔子的思想。
康有为说子游受孔子大同之道，传之于子思，而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深得孔子春秋之学而神明之。虽然康有为的许多论证有微言大义的今文学色彩，但子游受大同之学则是可得《礼记·礼运》为证，当孔子叹息三代之大道不行于世的时候，陪伴在孔子周围的言偃便是子游。由此我们可以相信，儒家关于大同小康的社会理想一定是由子游或者其门人所阐发的。
子夏最大贡献便是传经，正是需要《论语》中论及的“笃信谨守”。子夏在孔子死后便离开鲁国，在卫国短暂停留之后，受邀赴魏国西河传经，名声大噪，弟子众多。梁启超甚至认为，西河传经“为以国力推行孔教之始”。东汉的学者徐防和南宋的洪迈均认为，六经虽删定于孔子，但发明章句之功，当首推子夏。即使是争议纷杂的《左传》作者和早期的传授系统，也被认为与子夏有密切关系。
但是，子夏虽博学却缺乏创构宏大体系的能力，因此，在儒学面对杨墨尖锐挑战的时候，最先做出系统回应的是思孟学派，并构造起影响深远的儒学价值体系和社会秩序观念。
曾子（左）重孝道和伦理，子夏（右）魏国传经兴国
“思孟学派”曾遭考据家质疑，郭店竹简增加了可信度，重点移向心性之学
在孔门后学中，子思的地位有一些复杂。原因不外于两个：第一，他是孔子的孙子。第二，儒门传统，亲亲而尊贤。思孟学派是如何形成的，是否存在一个“思孟学派”？一直受人关注。最初的根据应该是来自荀子在《非十二子》中对他们的批评，按荀子的说法，思孟最大的问题在于倡导“五行”，但后世的文献中并没有找到“五行”的材料。
后来《史记》也认为孟子学于子思之门人。尽管如此，思孟学派被肯定和推崇，并被视为道统之传人，则是要到唐以后，人们甚至构造出曾子、子思和孟子的师承谱系。
二程说：“孔子没，曾子之道日益光大。孔子没，传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曾子传之子思，子思传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传，至孟子而圣人之道益尊。”朱熹接受和发挥了二程的说法。思孟学派受推崇主要是理学将注意力集中到儒家的心性之学上，所以，更多照顾到思想的联系，在考据家的眼里，思孟学派因文献不足而难以坐实。
不过，1973年马王堆帛书的出土，有一篇《五行》使庞朴猜测，荀子所指的思孟五行即是《五行》中所说的仁义礼智圣。1993年10月，湖北荆门郭店一号楚墓出土一批竹简，经整理有文字的共有730枚，其释文于1998年5月一经文物出版社公布，便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的关注。郭店竹简的内容，主要是儒家和道家著作。经整理者编连后，属于儒家的著作有《缁衣》《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五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及《语丛》之一、二、三等十四篇。主流的观点认为，这里面的一些篇章与子思学派关系密切，有人甚至认为是孔孟之间的联系纽带。
——李念摘编自第一章《儒之为儒》中第一节《儒家学派的特点》、第二章《先秦儒学》第二节《七十子之学和儒家学派的分化、发展》，原文1.1万字，标题另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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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干春松,生于1965年，浙江绍兴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儒学研究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北京研究中心副主任，《原道》编委，《国学新视野》编辑顾问，2015年10月起任中华孔子学会常务副会长。研究领域为儒家思想与典籍、近现代思想与人物、中国政治哲学，提倡“制度儒学”的研究进路，主要论著包括《制度化儒家及其解体》《制度儒学》《儒学概论》等，并在《学术月刊》《哲学动态》《中国社会科学》等期刊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
2017年12月，干春松做客第113-5期讲堂《国家治理中的传统文化要素》
【编辑感言】
这本《儒学小史》封面设计有种内在的生命气息，而干春松试图用平实的文字勾勒出儒学在2000年中的精神演变，有着形式与内容的融洽。摘取第一第二章节，是希望能还原到先秦产生的土壤中，感受儒学产生的社会需求、荀子等人的自我革新和批判、君子人格植根于文化中的影响。干春松善于集学术和思想史上各家所长，行文中，能看到李泽厚、余英时、康有为等近当代学者的研究，也有儒学史上大家的论述。但重要的是，你会有大标题的答案，同时引发你去看完2000年变化史。（李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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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袁琭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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