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宣扬：罗素的科学思维如何跨越世纪|嘉宾新著先睹⑯
【栏口词】热点问题的学术解读平台——讲堂至今已举办了135期，汇聚了270余名各界精英和学界领军人物。2019年的“嘉宾新著先睹”，摘编学者、嘉宾从2018年7月至2019年年底出版的新著、序、主编说，展示学者们最新研究成果，彰显新时代的文化自信和中国力量。栏目将从7月13日起至12月，每周2-3期。7月已刊发7期，8月将刊发13期。
这个书展的周末，我们分享两本关于罗素的著作。今天是上海交通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高宣扬（讲堂第26期嘉宾）所著《罗素哲学概论》，大家对罗素所言的支配一生的三种激情——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 、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心都耳熟能详，来细读一下高宣扬笔下的罗素何以为罗素？明天将分享罗素中国之行的演讲录《中国问题》。
《罗素哲学概论》【法】高宣扬，责编刘旭，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年7月出版，定价68元（此为十卷本《高宣扬文集》之一）
【2018年新版序编摘】
感谢洪谦先生生前多次引导
尽管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离世已近五十年，当人类面对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的时候，人们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罗素的思想研究成果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罗素不仅在19世纪末勇于颠覆西方传统形而上学抽象体系，使他成为影响深远的西方分析哲学的创始人之一，而且，他还以杰出的数理逻辑成果将西方逻辑学进一步发展成为推动科学思维前进的有效手段，因而使他成为继亚里士多德（Aristotle，384—322BC）之后最重要的逻辑学家，促使哲学更紧密地与自然科学的发展联系在一起，推动了近一百年来的科学技术革命和知识革命，特别是奠定了现代集合论、人工智能、类型理论以及认知科学的基础。除此之外，罗素还是和平爱好者，一生致力于反对各种非正义的战争；他又是优秀的作家，撰写了大量哲学、文学和社会政治评论，还获得了1950年诺贝尔文学奖。
罗素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高度评价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世界性影响。1920年，他应邀访问中国并在国立东南大学发表哲学演讲，留下了《中国问题》专著。
拙著《罗素哲学概论》和《罗素传》于1978年分别由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和南粤出版社初版发行于海内外。此后，两书又在港台各大出版社再版多次。此次又蒙上海交大出版社收入《高宣扬文集》十卷本。
我对罗素哲学的兴趣，源自20世纪50年代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读书时期，洪谦（1909—1992）教授讲授的逻辑实证主义课程及课后的耐心辅导，使我很早就喜欢罗素哲学。洪谦先生还在家中给我讲述许多关于罗素与维特根斯坦之间的生动故事。在我1978年赴欧留学之后，洪谦先生又一再地劝诫我深入学习研究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思想。20世纪80年代，洪谦先生访问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时，我和家人前去探访，洪先生又一次谈到罗素、维特根斯坦与维也纳学派的关系，使我受益良多。
我对罗素等人的分析哲学和心灵哲学的研究，使我多次到剑桥大学与牛津大学访问。同时，也把这项研究同对于法国和德国哲学思想的探索结合起来，有意识地以保罗·利科（1913—2005）、列维斯特劳斯（1908—2009）和拉康（1901—1981）为榜样，通过数学和逻辑，在科学、技术、文学、社会学、语言学和人类学之间，架起来回反思的桥梁。直至今日，当阿兰·巴迪欧(1937—)强调“数学、哲学、文学的联姻”的重要性的时候，我尤其感恩洪谦先生：正是洪谦先生引导我通过数学和逻辑，在哲学和科学、思想和技术、宗教和艺术之间，一再地发现人类创造思想文化的内在奥秘。
——高宣扬2017年暑假于巴黎于巴黎
1982年，洪谦先生访问剑桥大学，高宣扬与其合影（作者提供）
【正文摘编】
罗素：从数学原理出发，回落到人性社会
罗素的哲学是富有生命力的，它有发生和发展的过程。罗素自己把发展过程比作一条河流。进入老年，他把哲学河流中所带来的所有的智慧，都汇入了人类文化的大海。
萌芽（1872-1890）：自由主义家庭环境和欧洲科技新成果
罗素的哲学思想的形成主要体现为①罗素本人的特殊的思维习惯；②罗素的家庭所恪守的“贵族自由主义传统”；③19世纪末的科学技术新成果；④英国和西欧社会在19世纪80年代后的结构上的变化。
全家都是穆勒的经验主义哲学和功利主义伦理的信奉者
罗素于1872年生于英国具有“贵族自由主义传统”的贵族家庭里。父母都是英国19世纪著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的狂热追随者。罗素的祖父约翰·罗素勋爵（Lord John Russell，1792—1878）是英国著名的贝德福德公爵的第六代，也是英国近代史上富有声望的首相，英国自由主义贵族的代言人。
穆勒的自由主义政治观点和经验主义哲学观点，是罗素哲学的来源之一。
穆勒的哲学反映了19世纪上半叶以前处于“黄金时代”的英国自由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在他的哲学中，遵循着一条从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开始、中经贝克莱（George Berkeley, 1685—1753）、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1776）直到穆勒的父亲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1773—1836）为止的英国经验主义的传统路线。到了穆勒，经验主义哲学特别强调了人的主观的表象形式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从而把认识局限于对感觉材料的解释和描述上。罗素也和穆勒一样，特别重视感觉材料及人对这些材料的描述。穆勒在经验主义哲学的基础上建成“归纳逻辑”体系（《演绎和归纳逻辑体系》，1843年)。罗素后来用数学的新成果改造了穆勒的逻辑，创立了数理逻辑（Mathematical Logic）。
在伦理思想上，穆勒特别强调每一个个人的独特人性和自由，并主张用实验和功利的效果来检验个人的自由的价值。因此，他非常推崇功利主义哲学家杰雷米·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的社会生活的基础和道德的最高原则是“效用原则”或者功利主义。穆勒继承了边沁思想，把伦理学的基本原则归结为两点：①唯有快乐是善；②一切行动，只有有利于达到快乐的目的，才是正确的；反之，是错误的行为。罗素发挥了穆勒的这些个人主义思想，强调尊重个性解放和个人人权是使每个人得以享受幸福的基础。
英国19世纪著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约翰·穆勒（左），功利主义哲学家杰雷米·边沁（右）
3岁双亲去世，孤独促使独立思考，质疑宗教和未证实事物
罗素的祖母先后请来家庭教师教授各种现代科学知识，在祖父家里的罗洛叔叔也向罗素传授了自然科学知识，曾经按照圣经的押韵写法，写一首赞美上帝的颂诗，其中引用了不少科学概念（例如大气压力、原子和以太等）。
由于罗素3岁前失去父母，又没有同龄的儿童与他做伴，他的孤独使他有更多的机会进行独立思考，特殊的家庭教育——自由主义、现代科学的启蒙教育等——使他从五岁开始萌芽了独特的思维方式，即怀疑一切未被证实的事物。
五岁时,有人告诉他地球是圆的，为了检验是否正确，他独自一个人跑到花园里，开始挖一个洞，为的是想看看是否能贯通到另一半球的澳大利亚。有人告诉他：睡觉时，天使在他旁边守护，他说：“我从来没见呀！”那人说：“天使们是在他睁眼的刹那走开的。”他故意闭眼装睡，然后突然张开眼睛，并用手去抓，结果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没抓到。
罗素在描述自己为什么走上了哲学家的生涯时说，从童年时代起，有两种问题一直伴随着他的智力的成长，探索家人和一般人所深信不疑的那些宗教教条的根据；探索那些可以称为确实的知识的认识。他从小就喜欢“在思想的奇妙大海中孤独地航行”。
生产力发展，实证主义、新康德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思想蓬勃
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欧洲各国（特别是英国）的生产力有了进一步发展，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科学都发生了突破性的变革。在欧洲哲学界中，逐渐地涌现出一批企图把科学成果移植到哲学领域的新哲学流派。譬如实证主义（Positivism）和新康德主义（NeoKantianism）都建立在精确的科学推理的基础上，片面地夸大主观的认识能力的作用，以致使科学技术的成果被窒息在主观的认识能力的框框中。数学的普遍有效性并没有使罗素盲从，他发现，数学的精确性和普遍性恰恰是探索世界本质和认识真理的最可靠的出发点。
19世纪80年代在西欧各国陆续建立起来的社会民主党及其政策。在英国，与罗素有密切来往的韦伯夫妇创立的费边社（Fabian Society）提倡社会民主主义思想，是罗素从事社会活动的第一个场所。罗素从英国的自由主义贵族立场出发，研究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和其他社会问题，带有许多同情普通人民的色彩。不信神也是他的一个重大特点。
韦伯夫妇（西德尼·韦伯 Sidney Webb,1859-1947）、特丽丝·韦伯 Beatrice Webb,1858-1943）
形成（1890-1910）：名动欧美的数理逻辑专家
罗素从1890年起升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先是专攻数学，从第三年起专攻哲学。当时的英国哲学界，深受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据罗素说，他一开始就陷入黑格尔哲学的圈套，辩证法强烈地吸引着罗素。黑格尔死后，分裂出来的青年黑格尔左派，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另一派则形成了19世纪下半叶的新黑格尔主义，它和19世纪70年代兴起的新康德主义一起，把德国古典哲学追求体系化的作风吹遍欧洲各国。格林等人把黑格尔的著作系统地引介，创建一支深有影响的英国式的新黑格尔主义。
与怀特海合著的《数学原论》奠定了数理逻辑体系
罗素很生动地描述了从黑格尔哲学反叛的过程：黑格尔哲学给人提供的是一幅关于世界的模糊的（尽管是完整的）图画，就像在英国伦敦的大雾中，我们看到远处那模糊的汽车影子一样。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在雾中确实首先看到一辆巴士的模糊的黑影。当巴士向你驶来，你才逐渐察觉出那是一辆载着乘客的车子。但是，在黑格尔看来，你首先看到的模糊的车影，反而比你后来近看的清晰的汽车更正确、更真实。罗素认为，这显然是一种经主观分析而得出的错误认识，他越觉得必须使哲学建立在数学的精确论证的基础上。
他同时也吸收了德国数学家和自然哲学家在研究数学原理方面的成果。康托尔在他的划时代的著作中，把“无穷大”的问题，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给罗素很大的启发。到了20世纪初，弗雷格的主要著作《概念性》《算术基础》和他的两卷本的大部头著作《算术基本原则》像阳光雨露一样，一下子使罗素清醒过来。罗素在1897年完成了他的第一部哲学著作《几何学基础》之后，接着在1903年就写出了《数学原理》。然后，在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内，在弗列格等人的上述著作的影响下，与他的老师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1861—1947）一起写出了《数学原论》。这本书成为他的数理逻辑和逻辑原子论的理论基础，标志着基本形成自己的体系。从此，他的声誉传遍整个欧洲和美国。
怀特海（左）与罗素合作完成了巨著《数学原理》（右）
和摩尔归入分析哲学，两人和布罗德创立“实在论”
值得一提的是，罗素在形成自己的逻辑原子论哲学的同时，同好友G.E.摩尔（George Edward Moore,1873—1958）一样，很重视“分析”（Analysis）在哲学中的功用。所以，人们将两人归入“分析哲学”的范畴中。从本质上讲，罗素和摩尔的哲学都是要强调：物体世界并不是像康德和黑格尔所说的那种依赖于主观意识或绝对精神的东西，而是独立于经验而存在。罗素和摩尔以及在他们之后的布罗德所构成的新的哲学流派，被称为“实在论”（realism）。
罗素（左）与好友G.E.摩尔
发展（1914-1970）：强调认识论的语言作用，回归社会和人性
从1914年到1918年，罗素完全投入到反战的社会活动中。一战后，罗素以惊人的写作速度完成了《自由之路》。在那以前，他把人类理想化，并一厢情愿地认为人类越进步，越能趋向完美的人性。但一战后，他也要探索诸如社会道德、自由和正义等属于人生哲学和社会哲学方面的问题。从此，哲学研究面向了两个不同的领域：科学和社会。
罗素谈到一战后至1940年代哲学活动的重点时说，“我的思想的注意力转向认识论（Theory of Knowledge）及与此相关的心理学和语言学问题。这是我的哲学兴趣的或多或少的根本性变化。其结果，就我的思想所涉及的问题而言，就产生了三本书：《心之分析》《意义与真理探究》和《人类认识及其范围和界限》。”
详细来讲，首先，罗素的哲学从20世纪20年代起，变成人生哲学和科学哲学的统一体。、其次，罗素在完成体系化的基础上，集中解决认识论方面的问题。他比摩尔更高明，超出了分析哲学的方法论范围，进一步探讨世界的本质及人的认识的本质。
罗素关于真理的观念，受到他的中立一元论的影响，具有在纯粹经验主义与客观的实在论之间动摇不定的性质。罗素在撰写《意义与真理探究》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纯粹经验主义的不足之处，因此，他所主张的真理的符合论，包含着难以处理好的两个方面的关系，即： 一方面，它要求基本命题的真理性依靠它们与某些事件的关系，但另一方面，其他命题的真理性是依靠它们与基本命题的句法关系。罗素在保留经验主义的基本原则的基础上，经常强调“事实”的客观性，强调“事实”之独立于语言。
但不管怎样，在罗素的哲学思想中，始终都重视对于语言及其意义的分析，并把这一部分看作是他的哲学体系的基础。
第三，罗素在哲学史的研究中发展他的哲学。《我的哲学发展》《西方哲学史》和《西方的智慧》表明，哲学是介乎科学与宗教间的“无人地带”，是维系社会文化的不可缺少的纽带。
最后，罗素的哲学是从数学分析中引申出来的，愈是向后发展，它又渐渐地远离纯数学，与人类所面临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相接近。用罗素自己的话来说，这是一个“从毕达哥拉斯退却”的过程。
罗素著作《西方哲学史》《西方的智慧》
因此，概括罗素的整个哲学发展过程，可以这样说：它是以数学原理为起点，走向生活、走向社会，最后又通过人性在非人性的世界中找到归宿的哲学。所谓“非人性的世界”，就是无限的宇宙，就是没有神的现实。所以，罗素得出结论说：“非人性的世界是不值得崇拜的。”
——李念整编于第一章《罗素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全文1.2万。大小标题为新加。
【目录】
【整编感言】
罗素的长寿让他的思想丰富悠长，理解这些思想形成和发展的时代背景非常重要，思想家都是时代的产物，但其伟大处在于通过质疑，对时代有所超越，这就是罗素这位思想家的魅力，尤其是他5岁童年时的反问。而他从笃信数理延伸到回归社会，可以给我们一个启发：人文学科，从来离不开社会和时代的土壤，任何问题的追问也离不开人性。（李念）
【嘉宾简介】
高宣扬，法籍华裔著名学者，1957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攻读本科和研究生，跟随郑昕钻研康德哲学。毕业后至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工作。1978年留学法国，在巴黎第一大学哲学获博士学位，1983年任巴黎国际哲学研究院研究员。1989年至2004年，先后在台湾东吴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央民族大学哲学系任教。2004年至2010年获“海外名师”，在同济大学哲学系任特聘教授兼欧洲文化研究院院长，2010年至今任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讲席教授（2018年聘为“人文社科资深教授”）。
主要作品有：《当代社会理论》《后现代论》《鲁曼社会系统理论与现代性》《当代法国思想五十年》《福柯的生存美学》；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高宣扬文集”《存在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导引》《结构主义》《实用主义和语用论》《罗素哲学概论》《弗洛伊德及其思想》等；《毕加索与当代艺术》《后现代：思想与艺术的悖论》《德国哲学概观》《萨特的密码》《利科的反思诠释学》《布尔迪厄的社会理论》等近五十部专著。
2009年，高宣扬做客第26期讲堂《孔子对西方哲学文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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