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万！上海首例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案件一审落槌

因认为对方生产、销售的同款健身器材侵犯自身注册商标，一家外国企业来华将国内某运动器材有限公司诉至法院，除要求对方停止侵权行为外，还诉请赔偿包括律师费、公证费等在内的经济损失300万元。

2019年9月6日下午，上海浦东法院对本案作出公开宣判，认定被告侵权获利逾100万元，且其商标侵权行为符合《商标法》关于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要件，遂判决全额支持原告诉请。

据悉，本案系上海首例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案件。上海浦东法院的判决对新《商标法》实施后惩罚性赔偿制度在适用条件审查、赔偿基数确定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对同类案件的审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注册商标遭假冒，权利人无奈来华起诉

原告某外国企业诉称，公司主要从事运动器材的生产销售、健身课程的推广，拥有多项发明专利，并在中国多个商品和服务类别上注册了涉案商标。通过广泛销售健身器材，以及组织、推广相关的健身培训项目，涉案商标已在中国消费者中具有相当的知名度。

原告发现，2018年3月，被告在某展览会上销售使用了涉案商标的同款健身器材。同时，被告还通过微信商城、工厂现场售卖等多种方式进行推销。原告认为，被告使用的商标与涉案商标标识完全相同，且商品类别亦与原告涉案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相同，已构成商标侵权。

事实上，早在2012年，被告就曾侵犯原告知识产权，经原告发送警告函后双方签订和解协议，被告承诺不再从事侵权活动。鉴于其重复侵权的情形，原告主张适用三倍惩罚性赔偿，要求赔偿300万元。

被告则辩称，原告在涉案商标注册后未在中国开设专卖店，也未授权代理商销售相应商品，故原告未以营利为目的在中国使用涉案商标，无法与该商标建立唯一对应的关系。此外，目前市场上已存在多家同业竞争者生产同款产品，被告对涉案商标的使用系正当、合理使用，故不构成对原告商标权利的侵害。

适用“惩罚性赔偿”，300万诉请获全额支持

上海浦东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涉案商标具有较强的显著性，且经过原告及其合作商家的持续使用和广泛宣传，已经能与原告建立唯一对应的关系。被告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涉案商标相同标识的行为，侵犯了原告的注册商标专用权。

为查明被告因侵权行为的获利情况，法院责令其提交有关销售数据、财务账册和原始凭证，但其拒绝提交，已构成举证妨碍。法院在审理中遂采用优势证据标准予以认定。法院认为，根据被告微信宣传的内容，足以证明侵权商品的销售量，被告对其宣传内容不能举证否定真实性的，应当支持原告主张，而对于侵权商品的单位利润，可以结合案外同类产品及被告的自认酌情确定。经认定，被告的侵权获利在101.7万元至139.5万元之间。

本案中，被告曾因涉嫌侵害原告其他商标及专利权利而被原告警告，后与原告签署和解协议承诺不再从事侵权活动，却又再次被发现实施涉案侵权行为，且产品还存在质量问题，其行为符合惩罚性赔偿关于“恶意”和“情节严重”的适用要件，法院最终确定了三倍的惩罚性赔偿比例。因侵权获利的三倍已超过300万元，超过原告主张的赔偿金额，遂判决全额支持原告诉请。

系上海首例判决，对类案审理具有参考价值

2013年，修正后的《商标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对“惩罚性赔偿”进行了规定，这是知识产权领域首次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该制度旨在提高侵权行为代价，扭转此前“维权成本高、侵权代价低”的局面，有效减少侵权行为的发生。

不过，即便放眼全国，司法实践中直接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对侵权人判定高额赔偿的案例却并不多。究其原因，主要是适用该制度的两个条件较难确定：一是侵权人主观“恶意”和侵权情节客观“严重”的确定难；二是作为加倍计算的基数“权利人损失”“侵权人获利”等的确定难。

在法律规定较为原则的情况下，本案作为上海首例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案件，对惩罚性赔偿制度在适用条件审查、赔偿基数确定等方面均进行了积极探索，不仅对类案审理极具参考价值，而且对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的持续增强乃至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的构建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周渊 陈卫锋

图片：富心振摄
编辑：王翔
责任编辑：钮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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