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以自身遭受暴行为蓝本的《生命暗章》出版，希望通过书写来疗愈、陪伴每一颗受损的心

攝影／ isabellaquintana，取自pixabay

2008年，华裔作家、制作人李怀瑜前往爱尔兰贝尔法斯特参加北爱签订和平协议10周年纪念活动期间，在贝尔法斯特西部的森林散步远足时，遭到一名15岁少年性侵。在这起不幸事件之后，她不只留下心理创伤、为自己身体是否会遭受感染担忧，还得独自面对医疗体系、检警单位、法院、媒体与世人的目光，最后她选择将这些经历与内心转折写入《生命暗章》。这部小说出版后，获得了2017年“非布克奖”（Not the Booker Prize）、SI Leed文学奖、《设计师》杂志十大值得关注的处女作等奖项。英国每日邮报评论：“令人痛心的故事侧写，关于可怕的罪行及其恐怖恶后果。富有勇敢且赤裸的绝佳原创性。”

近日，《生命暗章》由东方出版社引进出版。小说采用双线索交叉叙事，一个视角是受害者薇薇安；另一个视角是施暴的15岁少年强尼，这在这类作品中很少有。“我在事后不停思考两个问题。第一，这名15岁男孩到底在想什么，竟然对陌生人犯下如此罪行？第二，他到底知不知道这会对我的人生造成什么影响？”李怀瑜说：“我不知道答案，我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两个问题一直盘旋在我脑中，促使我写出这本小说。”

此前，在接受“Openbook阅读志”采访时，李怀瑜表达了希望通过书写来疗愈、陪伴每一颗受损的心；她同时用更大的同理心，刻画了加害者的心路历程，希望去除世人对性犯罪者的刻板印象，肯定彼此生而为人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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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本书是依据您亲身经历的事件书写而成，细腻地刻划人物内心的转折，剧情铺陈充满情绪张力。想请问您在撰写时是如何保持客观，将自己及小说角色分割，理性地述说事情经过？

李怀瑜：关于薇薇安（女主角）的描写，过程中确实为我带来极大的情感挑战。述说薇薇安的创伤、创伤后压力症候群，以及忧郁的状态，我必须重温人生中最不堪的事件。身为作家，使用近距离的第三人称观点，确实能够拉开少许距离，让我得以回顾自身经历的创伤，尽最大可能重新以虚构方式呈现。

我进行了许多实验性写作，如何以语言准确表达薇薇安在特定时刻经历的孤立及分裂的感受。描写这些部分时，我确实哭了许多次。但我也隐约感受到因此获得的力量，因为我可以告诉自己：“看啊，我经历过那样的事，但都已经过去了。”此外，以个人的真实经历为基础来创作小说，让我自觉有能力控制创伤，这是我经历犯罪行为的当下所无法完成的事。

Q：在故事中分别描写了加害者与受害者的心境，我们可以看到加害者强尼的成长，甚至他成为大人后的心路历程。请问您为何会如此设计，又是如何思考原生家庭影响、形塑人格特质的重要性？

李怀瑜：若是少了强尼的观点，《生命暗章》将变成一本全然不同的小说，而我在写作的同时也会失去一些乐趣。藉由同理心描写强尼，我希望扩张同时身为作者与幸存者，在思考上的极限。我也认为，社会必须开始以“人”的角度看待加害者，包括他们的经历、教养，以及人格特质等，他们并非天生就是“怪物”，是这些事导致他们犯下性暴力的罪行。倘若，我们不愿意理解导致犯罪行为的各种因素，恐怕就永远无法预防此类犯行，未来也依旧会发生憾事。

没错，绝对是如此，我们的家庭环境、教育背景，以及童年经历，在在塑造了我们的价值观、态度，最终也决定我们成为怎样的人。然而，这些因素大部分却只是凭借运气而决定──毕竟，我们无法选择生在怎样的家庭、以及父母以何种方式扶养我们成为大人。因此，我认为绝对有必要考量，同样一个人若出生在不同环境，可能就会成为截然不同的模样。

Q：关于加害者强尼的角色形象及内心世界，您是如何揣摩其心理上的变化及思考逻辑？

李怀瑜：我希望读者理解强尼为何做出那样的行为。他从小在家暴环境中成长，由此学习到特定的厌女观念与暴力行为。强尼从小就是个贫穷的边缘人，而身为漂旅人更让他面临许多歧视——他认为世界不在乎他，那么，他又何必在乎其他人？因为他能获取的东西太少，致使他学到的是“有得拿就快拿”，毫不在意自己的行为可能造成什么后果。

Q：对您来说，写下这部作品是否为一种情感宣泄、精神净化的过程？

李怀瑜：由于我持续在写作，我认为写下我遭到强暴的经验，也是必然的事。发生了改变我人生的重大事件，我怎么能不用自己的笔去谈论呢？更何况，我知道这个议题关系到许多人。

事实上，遭受攻击后过了几周，我便写下《生命暗章》的序幕，由此产生写作这本书的灵感（受害者与加害者视角交替呈现）。但我知道，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做好准备，并且真正写出这本书。我必须与创伤经验拉开距离，才能好好诉说这个故事。

5年之后，当我终于动笔写下《生命暗章》，过程绝不轻松。但写出遭受强暴的经历绝对比实际体验来得轻松。而且写出来让我能够将自身的创伤转化为我所精通的艺术形式——成为具正面意义、有成果的作品，而这与真实经历恰恰相反。

Q：您曾经担任电影制片，这样的影像工作经验对小说创作是否有影响呢？

李怀瑜：确实，我曾经从事电影制片工作，后来改行写作，因此我依然热爱电影。我经常看电影，身为现代作家，我认为写作与影视叙事必须保持象征性的关系，因为读者、观众与影视关系密切。现在的读者不像过往的人们那么有耐性，他们习惯以视觉想象画面；而写作小说时，作者有机会深入探索角色的内心思想（这是电影做不到的）。因此，理想的小说家在诉说故事的同时，也必须在视觉动态描写与深刻内心思想之间取得平衡。

Q：透过这部作品，您希望如何改变或影响这个世界？

李怀瑜：我希望，有一天受害者们能以更公开的方式谈论经历，不必因此感到羞耻或遭受批判。同时，我也希望，有一天各国公家机关能妥善提供受害者需要的协助，并公正地将罪咎与责任加诸于理应背负的人。我愿意相信，那天一定会到来，而所有人都有力量参与推动及实现。

编辑：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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