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中国经济是如何成功飞跃的？| 读懂中国系列访谈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

【导读】9月17日，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张军教授（2015年作为“过渡经济学理论”的主要贡献人之一，与林毅夫、樊刚共获第七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接受本报独家采访，就新中国70年经济发展成功的原因、难点问题的破解逻辑、面临的挑战做了详尽系统阐释。

【观点】

*在总结了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后，中国走了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经济发展道路，这就是中国给世界政治经济学提供的实践启示

*中国领导人很清楚尚未完成的结构改革和更全面的开放对于经济未来成功的重要性，也从未拒绝接纳全球最佳实践成为中国改革和开放的标杆

*经济发展的权力下沉到各级地方政府使中国的经济体制可以维持足够的灵活性和开放性

*中国经济的成功在于善于学习，始终在摸索中学习，在发展中不断总结，不断试错，对于许多创新的想法，总是先采取局部试点，再由点及面

政府积极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结构改革是成功最大秘诀

报：新中国走过70年，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取得了从贫穷到温饱再到小康的跨越式发展，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比较经济学而言，您认为，中国经济成功最大的秘诀是什么？

张军：要知道，相对于大多数发展中经济体，中国在实现经济增长目标方面总是非常注意把市场经济中那些所谓最佳实践的做法跟中国本土的具体条件结合起来，探索符合自己的方式来推进结构改革、制定政策和促进经济的发展。这是中国经济成功的真正原因和最大奥秘。

通常，因为中国具有强大的国家力量（执行力的来源），西方人普遍认为，中国拥有的较大份额国有经济，政府制定的产业支持政策以及政治上的强大执行力，是中国经济成功的关键。这种看法让他们对中国正在发生的深刻的结构转型真相视而不见。而真正重要的是，过去10年，包括华为、阿里、腾讯、平安等越来越多的中国硬科技和金融科技公司正在变成全球性公司并拥有巨大的创造力。比如，在深圳成立不过9年的小米集团，已经成为《财富》2019年世界500强中最年轻的企业。

如何理解国家力量与经济成功之间的关系？

在中国，国家力量既得益于繁荣的经济发展，又为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支撑和保障。比如说，是经济的持续增长创造了国有资本增值的巨大机会而不是相反。中国当然是拥有强大国家力量的国家，没有它，几千年来中国不可能避免国家分裂。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得益于这一国家力量，中国在维护社会稳定和秩序、抑制民粹主义抬头和提供包括教育、科研在内的基础设施等方面，远远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做得好。

所以，首先，中国领导人很清楚中国尚未完成的结构改革和更全面的开放对于经济未来成功的重要性，也从未拒绝接纳全球最佳实践成为中国改革和开放的标杆。

其次，在中国的体制下，经济发展的权力下沉到各级地方政府使中国的经济体制可以维持足够的灵活性和开放性。这种分权体制让地方政府以及它们之间的竞争鼓励了开放进取和企业家精神，这是中国经济持续变革的动力之一。正是从这个体制的底层不断崛起的公司、改革者和企业家塑造了今天中国经济的繁荣和全球的竞争力。

另外还有一点也不容忽视，中国经济的成功在于善于学习，在发展中不断总结，不断试错，对标国际最先进的标准，无论是技术、制度、政策，还是出口加工区、自贸区等从微观到宏观的各个领域。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

报：中国经济改革的发展，为世界政治经济学提供了怎样的实践样本？

张军：中国70年的经济发展经验，确实有推广的价值。我们可以和苏联、日本这些曾经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进行一番比较。

当年的苏联有庞大的中央计划系统、有先进的科学研究、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优良的人力资源，但跟今天的中国相比，它没有市场制度、没有分权、没有竞争、没有货币激励、没有信息的横向扩散、缺少企业家精神，也缺少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和通过学习而获得技术进步的开放政策。随着经济变得越来越复杂以及庞大的官僚组织的本能膨胀，经济运转失灵就为期不远了。

再看日本经济。日本经济在增长停滞之前从战后算起已经增长了将近40年。在1990年，用2005年的美元购买力平价计算，日本的人均GDP已经达到了26000美元，几乎赶上了美国31000美元的水平，换句话说，日本在经济停滞前已经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并且已经站到了全球技术的前沿。再加上日本的人口老龄化特别严重，对储蓄率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而且日本政府对市场开放和结构改革方面缺乏共识，错失过转型的机会，日本经济在1990年代之后的增长降速显然是可以理解的。而相对于发达的经济体，并且考虑到人口规模，中国还有很长的距离要追赶，因此发展的潜力和空间要比日本大得多。对于现有的各大世界经济体而言，中国在总结了各国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后，走了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经济发展道路。这就是中国可以给世界政治经济学提供的实践启示。

在试验中不断试错前行，激发地方政府积极性，是转型成功动力

报：为什么由计划经济或政府主导的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取得成功的国家寥寥无几？而中国却避开了经济崩溃、停滞不前的陷阱？

张军：一般从计划经济或政府主导的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都采取了比较彻底的方法。但是中国没有走这条路。

因为看不清前方的道路，中国始终在摸索中学，在干中学。因此第一个经验是采用了实验主义的方式。对于许多创新的想法，中国总是先采取局部试点，再由点及面。1979年改革开放时的深圳等四个特区是一个生动例子，2013年9月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也是如此，中国总是边试边改，稳健但又不失创新。再比如，中国承认在经济市场化程度方面的不足并致力于结构性改革，在2013年11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把“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写入了党的全会公报，并承诺致力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第二个经验，则是充分发挥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通过分权使地方政府可以根据各地的条件进行改革，在地方之间实现了横向的良性竞争，由于各地资源禀赋不同，彼此之间可以相互取经。从中央到省、直辖市、自治区再到下面的市，三级经济极易盘活。这就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推进改革时受到既得利益掣肘的弊端。

一些经济学家的研究表明，在与全球产业链衔接完好的快速工业化进程中，地方政府（特别是县市）间的竞争作用明显。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地区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的目的地，制造业先后脱颖而出，很多以县或地级市为推手。

长三角城市群空间格局示意图

这些年，鼓励科创企业落户和年轻人创业越来越受到青睐。地方政府竞争的范围从对创业企业的一揽子支持政策扩大到了广揽优秀人才的系列政策，包括个人的税收优惠、购房补贴，不断改善当地营商环境，甚至为医疗和子女教育提供更多的便利。

持续寻找和保持比较优势，避开“中等收入陷阱”

报：西方国家一直唱衰中国经济，认为中国无法跳过“中等收入陷阱”，目前，中国是全球化的大力提倡者，您认为，在此过程中，自贸区和“一带一路”在其中会扮演什么角色？中国经济未来最主要的风险是什么？需要做好哪些防范的工作？

张军：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是指发展到人均3000美元到1万美元时，原有优势会丧失，比如基本生产要素中的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都变贵了，那么你的比较优势就会丧失。此时，就必须有持续的结构改革动力。比如说，市场、企业就要发展那些轻劳力成本的产业，大力开发技术驱动的产业，包括服务业、高端制造业，形成新的比较优势，依靠各类人才，让高新技术产业产生、发展、繁荣，这样就可以顺利转型，升级到新阶段。

通常而言，到了中等收入，就是经济改革发展的“上半程”结束了，很多国家满足于现有的成绩而懈怠不再追求新的比较优势，从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也面临这样的挑战。但是，中国对外提倡全球化，继续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对内注重将市场力量升级为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正在不断实现新的比较优势。

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积极推动全球化，一方面，希望世界经济依然处在高度全球化中，能让中国经济释放出巨大的潜力；另一方面，中国也要在全球化经济中作出持续稳定的贡献，并向更多的全球优秀企业学习。所以，全球化的作用是双向的，我们参与国际交流从中获利，同时也对世界经济作出贡献。

从这个角度来看，共建“一带一路”是我们新的比较优势，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各种产能合作。自贸区的建设，是更好地推动改革开放，即将在上海举办的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也有这样的探索意义。

2019年11月5日至10日，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在上海举行

到2035年，中国极可能进入高收入的国家行列，这意味着中国在未来15-20年要确保平均每年6%或稍高一点的增长。这个目标似乎不是太高，但中国在未来依然不可掉以轻心，因为还将会面临如下挑战：

首先，中国面临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虽然2008年之后中国的基尼系数7年连续下降至0.462左右，但这一数据仍然高于国际警戒线，更高于一些主要发达国家的区间值。

第二，中国还面临居民财产的差距。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未能解决好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矛盾，中国需要更加智慧地处理好这两个目标之间的冲突。

第三，中国极有可能变成一个严重老龄化的社会。根据联合国发布的2015年修订版的世界人口展望报告预测，到2050年，36.5%的中国人在60岁以上，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多数发达国家。那时的总人口跟今天持平，约为13.8亿左右，但0-14岁的儿童人口比例将低至13.5%，仅比日本高一个百分点。人口年龄中位数将高达49.6岁，接近日本53.3岁的水平，而瑞典、英国、美国等欧美国家依然才40岁出头。

张军的办公室

高质量发展中注重创新，注意把握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报：在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要特别注意顺应哪些新的经济规律？

张军：高质量发展也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下半场”。我理解高质量是指不再一味追求发展速度，当然如果能够达到这个质量，速度也无须放弃。这当中必须注意不破坏环境，要确保绿色经济，要注意收入和分配差距不宜过大，反之就会破坏“和谐社会”的理想。所以，应当注意遵循如下发展规律：

第一，一个地区接受考核的绩效势必要与增长的质量挂钩，而有质量的增长多数情况下是在生产要素向科技创新产业和现代服务业领域的聚集中实现的。这就要改变过度依赖上级激励并引入向下问责的制度。

第二，要更注重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深圳为例，改革开放以来，在几十年的探索中，政府做到了成为创业企业家的“看门人”，不贸然干涉企业和市场，形成了非常良好的营商环境，帮助培育创新型企业的快速发展，不断壮大，甚至跃升为国际跨国公司。

同样，上海多年来不仅始终承担着国家的重大战略，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创新，日益探索出政府为市场服务的最佳模式，上海自贸区就是一例，如今又有了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

第三，保持以往政策可塑性的优点，避免思想僵化。在每个可以识别的增长转型的阶段针对变化的需要而做出政策的改变。比如每10年有每10年的挑战，及时作出调整。

（采访：本报记者李念）

作者：张军、李念

编辑：袁琭璐
责任编辑：李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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