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为：中国道路五大明显的制度优势 | 读懂中国系列访谈

【导读】新中国成立70年来，前30年的建设成就为后40年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奠定了哪些基础？中国在政党制度、民主制度、经济制度、组织人事制度等方面有哪些优势？这些制度安排如何保障中国的迅速崛起？日前，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接受本报独家采访，对上述问题作了系统梳理和阐释，并对比了中西方国家的制度绩效。

【观点】

*中国找到了属于自己成功的道路，并在过去数十年中以每十来年完成一场工业革命的速度，进入奔向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第一方阵”

*中国共产党是代表整个国家和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整体利益党”，与西方政党的“部分利益党”内涵完全不同

*组织人事制度方面，西方采用选举制，中国采用“选拔+选举”的方式，中国高级领导人的历练远超西方领导人

*中国从上到下普遍实践的协商民主总体上高于西方愈来愈民粹的民主，这保障了社会和国家的长期和平稳定和发展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邢千里摄）

三十而立与四十不惑：中国崛起的关键在制度优势

报：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您将前30年称为“三十而立”，后40年称为“四十而不惑”。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实现了快速的发展，这在全世界看来是一个奇迹，应当有一个合理的解释，那么您如何解释中国的成功？这对世界格局的未来发展产生了哪些影响？

张维为：我们用前30年实现了“三十而立”，这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国家崛起奠定了基础。“三十而立”包括政治制度的确立、农村基层组织的建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建设、独立的国防体系和科技体系的建设，以及土地改革、妇女解放、教育普及、基本医疗等社会事业，这一切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创造了必要的初始条件。

在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中国结婚的“三大件”还是“手表、自行车、缝纫机”，需要缝纫机缝衣服，背后的事实是中国经济还是短缺经济。当时的人民生活水平还相当低，上海作为中国最发达的地区之一，那时多数家庭的人均居住面积才4平方米多一些。1983年，我第一次去泰国首都曼谷时，觉得它领先上海至少20年。而改革开放后的这40年，我称为“四十而不惑”，因为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成功道路，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的崛起非常精彩，因为它是“集四次工业革命为一体”的崛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几乎是以每十来年完成一场工业革命的速度，一路追赶过来。今天世界正处于从第三次工业革命转入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转折期，应该说，中国已经进入奔向这场新工业革命的“第一方阵”。面对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功，部分外国学者认为中国有劳动力便宜、引进了大量外资等有利因素，这些说法具有一定合理性，但用这些来解释中国这40年来创造的奇迹不够准确并且还远远不够。虽然中国实现和平崛起的原因有很多，但关键还是在于中国的制度优势。

1970年代的三大件：自行车、缝纫机和手表

中国的和平崛起，将对世界格局的未来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在国际秩序的“中心—外围”二元依附体系下，西方国家处于中心，广大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属于外围国家，这些外围国家只能生产初级产品和原材料。中心掌控着外围国家的经济命脉，导致外围国家迟迟发展不起来。但中国的和平崛起，实质性地突破了这种结构，作为“中心—外围”体系之外的单独一极，中国既是中心国家最大的贸易投资和技术伙伴，也是外围国家最大的贸易投资和技术伙伴。所以原来这种二元依附关系，正在变成三元互动的格局。中国是这个格局中极具主动权的一方，是影响中心与外围的关键力量，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能够推动“一带一路”走向成功的一个重要基础。

所以，不管我们今天还存在多少问题，我觉得我们应该先肯定这些来之不易的成就，再在这个基础上把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

成功而有效：五大制度安排推动中国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

报：在苏联解体后，不少西方学者唱衰社会主义国家，而中国始终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并逐渐探索出一套适合中国国情、具有旺盛生命力的制度，您认为这些制度安排有哪些优势？

张维为：我将中国的制度安排总结为五个方面。第一是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虽然名字叫“党”，但和西方政党的“党”的含义完全不同。西方的政党是公开的“部分利益党”，它们通过竞选和票决制对执政地位进行竞争。而中国共产党是“整体利益党”，背后是中国自己源远流长的政治传统。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是“百国之和”，这样的国家自然有自己的政治传统，就是统一的执政集团。如果中国也采用西方“部分利益党”的模式，公开代表部分人的利益，在中国的政治文化里是行不通的。

第二是混合经济，即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经济制度。中国现在的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经济体制本质上也是一种混合经济。它是“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的混合，是市场力量和政府力量的混合，是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混合。总体上看，我们已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发挥了市场经济支配资源的高效，也确保了社会主义宏观整合的长处。举个例子，阿里巴巴作为民营公司，它的成功离不开国家大力投资的4G技术和遍布中国的4G基站，离不开国家投资的一流基础设施，特别是世界最大的高速铁路网和高速公路网、村村通公路等工程，还有国家投资的5G研发和部署等等。这一切都说明了中国混合经济模式的巨大成功。

村村通公路链接村庄

第三是选贤任能。从领导人产生的方式来看，美国采用选举方式，中国则是“选拔+选举”结合的方式。我们选贤任能的制度融合了中国古代的政治传统，如历史上的“察举”和“科举”制度，加上党的干部制度传统及西方政治制度中的一些做法，最终形成了“选拔”与某种形式的“选举”相结合的制度。今天，一个中国高级领导人的历练远远超过西方领导人。中国高级领导人大都在基层长期锻炼过，大多都治理过两三个省，至少管理过一亿人口，还在党、政、军等不同部门长期工作过。所以说，这种选贤任能的制度安排使得其产生的领导人总体上的素质和水准，明显高于西方仅靠大众选举产生的领导人。

第四是协商民主。中国从上到下普遍实践的协商民主总体上要高于西方愈来愈民粹的民主，这既有助于社会经济稳步发展，也保障了国家长期繁荣稳定。比如，美国在做决策时，会邀请各种各样的商业利益集团、“游说组织”或律师等小范围群体做出一个决定，然后通过公关公司向公众“出售”。而中国强调协商民主，如一个“五年计划”制定的过程，基本上是一年半时间内进行成百上千次、各个层面的协商、磋商，包括与政府的协商，与党内党外、智库，以及各个企业各方面的人士进行商讨。

第五是安全保障。中国“文明型国家”的超大规模，确实意味着国内不稳定的因素也远远多于一般国家，这种不稳定因素可能造成的破坏性也相当大。所以，中国要有强有力的国家机器，对内防止“颜色革命”，对外维护国家主权。

中国这一整套的制度安排，现在证明是非常有效的。虽然仍有需要完善的地方，但从总体上来说，它确实保证了中国今天的全面崛起，正在推动中国走向世界政治经济舞台的中心。

中国协商民主的层次结构图

解读人民生活质量：在国际比较中坚定中国制度自信

报：不同的制度各有优劣，世界上也没有十全十美的治理模式，一切在于国际比较中。您认为该如何在国际比较中读懂中国制度的优势？您在中西方制度绩效的对比研究中得出哪些结论，从而能更加坚定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张维为：的确，没有最好的制度，只有最合适的制度。在脱贫问题上，按照我国的脱贫标准，我们在过去40年里有7亿4千万人脱贫，如果用世界银行的标准是8亿5千万人脱贫，也就是说世界上将近80%的贫困是在中国消除的，这创造了历史奇迹。并且，中国的脱贫标准比较高，要求“两不愁，三保障”，即不愁吃，不愁穿，保障教育、医疗与住房。当然，这还不包括“精准扶贫”提出的更高要求。按照我们现在的贫困标准，至2018年底还有1660万左右的贫困人口，到2020年，我们要把这些人口也都全部脱贫，彻底消除极端的贫困。再来看美国，《联合国美国贫困状况报告（2017）》显示，美国在2017年有4000万贫困人口，其中1850万人为极度贫困，另有530万人生活在绝对贫困的第三世界水平中。按照美国的人口总量和贫困人口的比例来说，美国人民的贫困情况实际上要大于中国。

2013年1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湘西十八洞村，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的重要思想

当我们考察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质量时，一定要考虑多种因素，仅根据人均GDP来评价未免有失偏颇，比如中国人有世界上最强的置业传统，中国也是世界住房自有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所以仅以官方汇率为基础的人均GDP来做比较，很容易误读中国的真实实力。我经常采用“家庭中位净资产”这一指标进行比较，“中位净资产”代表了排除最富与最穷的那部分人以后的中间水平。纽约大学教授Edward Wolff，以2013年的美元价值计算过去几十年美国的家庭资产情况。1962年，美国的家庭中位净资产已达到55500美元，折合人民币约36万至37万元，超过当时中国100多倍。这一数字在2007年达到最高值，为11.5万美元，2008年金融危机后持续下跌。2013年，美国家庭中位净资产为63800美元，按今天的汇率折合人民币约45万元。试想一下，如果三口之家的家庭净资产总和约45万元人民币，在中国处于什么水准？这些数据的背后，一方面反映的是美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停滞不前，过去20年，美国70%左右的人没有增加实际收入。另一方面反映的是中国人民的财富大幅增加。

有数据显示，20%的美国人没有任何银行存款，39%的美国人存款不足1000美元，40%的美国人遇到紧急状况拿不出400美元，这些年没有太大的变化。美国金融信息公司Bankrate在2019年有一个民意调查，其中一个问题是什么原因妨碍了你存钱？39%的人表示生活开支太大，16%的人认为收入太低，13%的人因为背负欠债，所以这些人都没有存款。相比而言，中国人不愿意欠债，但在瑞士，只要你把房贷还清，就叫富裕阶层，就要交财富税。

张维为家中书房一角

实事求是地说，所有西方国家内部都存在庞大的贫困群体，过去常以人均GDP 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发达程度，我认为不太准确。比如，从人均GDP来看，纽约是上海的4倍，但从人均预期寿命、社会治安、人民对国家的满意程度这些指标来看，上海的人均寿命比纽约高4岁；90%的中国人认为自己国家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这个数值在美国是34%；另外，仅从新闻中我们就可以看到美国频繁地发生枪击案，从这一点上说，上海的社会治安要比纽约好多少倍呢？因此，我们既要认真学习西方的长处，同时也要看到他们的问题所在。

所以说，中国人均GDP在世界上的排名虽然并不高，这里有一个统计方法的问题。但是我们的社会指标和百姓的满意度，在国际比较中总体是相当高的。从以上这些角度来看，中国制度的优越性得到了很多证明。

（采访：本报记者袁琭璐）

作者：张维为、袁琭璐

编辑：袁琭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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