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逸：亨廷顿曾指出第三套现代化理论——由强大政党主导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研究员沈逸

【导读】“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既承载了中华民族数千年以来的大同理想；也是构建人类文明共同体的通途，引领着新时代的和平与发展。七十年的筚路蓝缕、风雨兼程，中国是如何成为国际体系的建设者，以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将美美与共的理想回馈于世界的？日前，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研究员沈逸从国际关系角度纵观新中国外交的过去与未来。

解释中国和世界的关系，要从中国与世界的利益相同点说起

问：回溯共和国的历史，我们做国际关系研究时，应该如何树立角色观、历史观和大局观，形成一套完善理论，来看新中国建立后的外交史呢？

沈逸：新中国建立后的外交史是无法用任何一个现成的系统和学科理论去解释的。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国际关系理论，从历史观来考虑，中国的对外关系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封建时代的天下体系，在农业为主的生产方式下，世界分为若干个相对隔离的文明区，中国处于东亚区。每一个区域有一到两个主导型的国家，文明与文明之间相对隔离，跨文明之间的经贸活动极其有限，主要通过大规模的移民或征服战争进行交往。

第二个阶段是中国的近现代时期。当时发端于西欧的资本主义国际体系向全球扩张，用新潮打破陈旧，将一个个古老的文明区域强势纳入体系。而中国作为被强势裹挟进入到该体系的行为体，最基本的安全利益却遭到了威胁，因此必须做出抗争性的努力。

这衍生出了对中国发展道路的讨论。第一种讨论：如果中国采取了一整套被西方国家认同的政治经济体制，接受了西方的游戏规则，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就能被承认：第二种也就是中国共产党走的道路，通过救亡和图强，完成从传统封建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在政治、军事角逐中保证自己的基本安全，而后不断提升实力，提升自己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使西方国家平等相待。此外，要实现经济上的富裕和生活水平的提升，带领人民摆脱贫困，实现温饱，走向小康，发展成为中等发达国家。

第三个阶段就是在此过程中不可避免需要解决的新问题——关于中国和世界的关系的问题。

历史观的角度看中国的三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中国是脱离世界的，中国就是中国所在的区域以及辐射范围：第二个阶段，外部世界作为中国存在的威胁和挑战：第三个阶段是中国对世界做出贡献，用一种新的方式去影响和塑造世界，以实现自己的目标，例如提出了一带一路的倡议。

中国与世界的合作共赢、共同发展

要解释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就要从中国与世界的利益的相同点说起。从利益的角度来说，有三类国家。第一类国家是霸权国家：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我的利益就是全世界的利益，其他国家利益在我看来是不存在的，除非它跟我的利益相同。第二种国家崇尚孤立主义，我的是我的，你的是你的。第三种国家，其自身的利益与世界的利益相互促进、相互融合，大家好，我才能够更好。

中国到目前为止走的是第三条道路。中国非常清楚，自身经济的稳定与发展离不开整个世界持续稳定的发展，而世界能够持续稳定发展的前提是中国为世界做出贡献，来推动世界的发展，例如帮助一带一路沿线的一些相对欠发达的国家更好地发展，并在此过程中收获所需。这就构成了中国与世界的合作共赢、共同发展。

树立角色观要站在中国的立场之上。在主权国家构成的国际舞台上，各方围绕主权国家的利益展开，而主权国家的人民是最重要的行为体。因此，人民的利益就是中国的利益，而中国的利益不代表排斥其他国家合理的利益，我们在讨论中国和其他国家利益的时候，是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之上的。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西方主要有三套现代化理论

问：新中国建立后的外交确立了强大政党主导下的现代化的路径，当时新中国的领导人是在怎样的国际环境下做出了这样的决断，又为后来的外交事业做了哪些铺垫？

沈逸：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发展一直有道路和模式之争。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西方主要有三套现代化理论：

第一套是阿尔蒙德 (Gabriel A.Almond)的经典现代化理论。经典现代化理论就是现行的分步实现，发展中国家通过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社会多元化成为大国。

第二套是艾森斯塔特 (S.N.Eisenstadt)的修正现代化理论，强调市场化进程和政治民主化进程都要和发展中国家的国情相结合： 最后是美国在越南战争中失败后，亨廷顿 (Samuel P.Huntington) 在《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中指出的第三套理论——强大政党主导下的现代化。

阿尔蒙德、艾森斯塔特、亨廷顿（从左到右）

中国的经验证明，一个强有力的单一政治领导核心始终是国家实现强盛发展的必要前提。此外，该领导核心必须具备科学方法和理论的指引，才能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

中国与西方相比最大的区别在于，西方国家作为先发国家，确立了稳定的、由多个政党轮流执政的政治体制。对西方国家而言，当时多党制所造成的政党之间的政治分歧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基本在可控范围之内。

然而，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若不确立单一政党的政治领导核心，对外交政策进行绝对控制，就会出现会政党间的矛盾与分歧。因此 1949 年后出现了两个变化：一、是中国确立了强大政党主导下的现代化的道路，确立了党对外交的领导；二、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人们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道路作为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

这是历史性的选择。如若中国选择非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也像西方一样建立民主体制，便会遭受西方国家的出卖与背叛，例如辛亥革命后，国民政府承认清政府在辛亥革命之前签定的不平等条约和外债。这产生了两个致命的影响：

第一，从经济上来说，中国本身缺乏资本积累，刚开始建设就要承担大量的赔款义务、实现从农业向资本主义转型的大规模跨越式的艰苦历程，经济就会更弱，结果便是新生的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更加依附于外国资本。

第二，对于新兴政权而言，缺失了执政的合法性。有民族主义情绪的民众认为，革命的意义在于不再使外国从中国获利，革命的结果延续了旧貌，政权便失去了执政的合法性。

那么为什么国民政府要这样做呢？因为在当时，内生的资本主义集团和外部资本相互勾结，如果不这样做，政府的力量便不足以支持国家。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的上位是清政府在英国的强权之下做出的抉择，所谓的和平由此产生。后来台湾和四小龙经济的提升皆源于强权政治和威权主义主导下的体制，而非多元民主的路线。

抗日战争爆发，早期英美是怎么对待中国的？九一八事变为什么打起来？是因为蒋介石希望国联组织能起到调停中日争端的作用，而国联组织仅通过了一个原则性谴责协议。因此，新中国成立时，民众便无法信任西方的国际体制与国家。

大国形象从新中国成立前的解放战争就已开始形成

问：七十年来，新中国从刚成立时的国际形象到今天的国际形象，哪些决定性的时刻推动了大国形象的形成？

沈逸：其实大国形象从新中国成立前的解放战争就已开始形成：第一个问题是是否要渡江。当时美国苏联都有意阻止中国渡江，但我们体现出了大国基本的特征：在重大 决策问题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意志，而非接受外国的干涉和干预。

第二个是抗美援朝，这是一个决定性的事件。中国在兵力处于绝对弱势的情况下出兵，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在美国花过心思筹备的一个局部战场上，让美国承认没有打赢，被迫进行和谈，确实带来了重大的影响。

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从五十年代五年计划时期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到六四年原子弹核武器实验成功，然后是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以干净利落的方式把印度打赢后收手。后来的改革开放、加入 WTO，以及 2008 年经济危机时站出来与美国沟通，稳定全球经济体系的时候，包括现在与美国打贸易战的时候，一点点这样过来，看到的是一个国家从一个不确定是否有效的行为体到 1949 年后在政治经济、国际影响力方面的稳步提高，不仅实现了自身的发展，而且自己为发展做的每一件事都与世界密切相关，在世界范围内作出自己相应的贡献，在推动世界向前进的过程中去实现自身的发展。

中国为希望保持自身相对独立性与实现高速发展的国家提供借鉴

问：面对当今世界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国自主担当起倡导多边主义、共商、共建、共享的大国外交责任，并在国际会议上反对零和博弈、冷战思维，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新时代以来，怎样看待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形象？中国为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哪些智慧？

沈逸：中国发展起来以后有三个“意味着”：

一是意味着中华民族自身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转变；二是意味着我国在21世纪高高举起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最后是为世界上所有既希望保持自身相对独立性，又希望实现高速发展的国家提供了一条可选择的道路。

马克思主义原理如果和一个国家的国情、所处时代相结合，用一种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的方式进行有效探索，在一个国家实现社会主义是有可能的。苏联解体后，很多人觉得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可行，但中国就证明了社会主义并非不可行，而是需要被改良、被中国化。共产党宣言指出的资本主义基本原理等机制性的内容是具有真理性的。掌握其原理后，在具体实践上做出符合自身国情的改造。《建国大业》等一系列电影也表现了，从毛泽东开始，中国革命成功的关键就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中国化的改造。

2009年上映的《建国大业》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献礼作品

那么一个有自己独立的意识和文化传统的非西方发展中国家，如何找到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与这个世界共处？

1945年以来，有一批新独立的国家，作为前殖民地或前半殖民地，有自己相对独立、独特的国情，以一种相对和平的方式实现自身的政治独立，要建构基本的民族国家，面临的是进一步巩固政治独立然后实现经济独立的问题，在经济体制、发展模式、发展道路、政治体制、国家组织这些方面都需要找到适应自己的发展模式。

西方国家的发展理念，像是IMF之于韩国，是提供自认为最好的方法，而不考虑是否适合其国情，就像一个医生治病，治所有的病人都用同一种方法，有些会治好、有些会致死。并且认为方法是好的，如果治死了便是病人的问题，这就会出“人命”了。

西方国家讲求实力、利益等有价值性的东西，具有价值型诉求，而中国政府讲求利义兼顾，仁义为先。但这“义”是各国普遍能接受的共同利益，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均衡。因为如果每个国家都只顾自己利益而不考虑其他国家的利益，亦无法长时间维持自己的利益，最后是发展不起来的，例如会导致恐怖主义产生。

因此，中国的贡献在于找到了一条真正意义上独立于西方、又能实现自身快速发展，并且没有对国际体系造成非良性冲击的道路。中国为国际体系作出了极其良性的贡献，提出了包容性发展的理念，不强求其他国家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式，各国有权选择最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这样才能充分实现其自身发展。

编辑：袁琭璐

责任编辑：李念

来源：复旦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