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科大45岁教授病逝，科研人员因病逝世消息屡屡传出，他们该如何冲出亚健康

10月22日，不少科研工作者可能在朋友圈关注到一则沉痛的消息：武汉一高校教授、博士生导师于2019年10月19日因病去世，享年45岁。

华中科技大学青年千人牟阳灵去世，年仅45岁！

▲在北京大学授课的牟阳灵教授

2019年10月19日，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的博士生导师牟阳灵教授因病去世，享年45岁。牟阳灵1996年毕业于华中理工大学，后保送清华大学攻读硕士学位，2006年获得北美顶尖七校之一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学位，2007~2012年在美国索尔克研究所从事博士后工作，2012年作为第二批海外青年千人专家教授回国，在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所工作，2014年回归母校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担任生理学系主任，担任湖北省生理学会理事长，“十一五”规划教材《医学机能学实验教程》主编，发表Neuron、Natue Neurosecince、PNAS、elife等顶尖科技论文20余篇。

牟阳灵的去世再次引发了对科研工作者，尤其是青年科研人员健康状况的关注。

在工作、生活的层层重压下，近年来，正处于事业上升期的科研人员因病逝世的消息屡屡传出。仅今年10月，就有3位去世，令人痛惜。

王渊旭

河南大学物理与电子学院原院长，因病医治无效于2019年10月14日在开封逝世，享年46岁。

2006年，王渊旭完成日本物质材料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工作后，来到河南大学工作，相继受聘为“黄河学者”、省特聘教授。

他带领团队致力于新型能源材料—热电材料的研究工作，提出了层状热电材料导电的物理机制，发现了热电材料中的能谷简并、纳米热电材料中的量子限域效应以及阴离子基团构型差异与热电特性的关联。

张小英

中山大学教授、中法核工程与技术学院原副院长，因突发疾病不幸于2019年10月6日在佛山逝世，终年46岁。

公开资料显示，张小英于1973年11月出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研究生毕业。2015年10月引进到中山大学工作， 2017年9月至2019年9月任中法核工程与技术学院副院长。

肖育众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青年教师、副教授，2019年7月4日下午被发现晕倒在实验室，送医抢救无效去世，年仅31岁。

肖育众于2012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同年被保送到中国科学院上海营养研究所硕博连读；2017年博士毕业即被湖南大学聘为副教授，年底调到中南大学湘雅医院任副教授。

肖育众曾在一篇报道中提及繁忙的科研生活，“有时候会不知不觉忙到凌晨。记得有一次实验，我接连做了两个通宵，整个人都累趴了”。

赵艳云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文澜学院青年教师，于2018年10月11日上午在华中科技大学听课时突然心脏骤停，经抢救无效，不幸去世，年仅35岁。

赵艳云于西班牙马德里卡洛斯三世大学获得统计学博士。2015年，他与妻子一道作为优秀人才，被引进至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何智

北京师范大学化学学院教授，因腹壁转移腺癌疾病医治无效，于2016年9月24日在北京病逝，享年35岁。

2006年—2008年，何智曾陆续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癌症研究所、Apotex Pharmachem公司和NPS制药公司担任助理研究员。2012年于多伦多大学化学系获得博士学位，在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后。2015年回国，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

中国科协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科技工作者的平均工作时长为8.6小时，最长工作时间每天16小时。

高学历者每日工作时间更长，睡眠缺乏情况严重，博士学历的科技工作者每日平均工作时间最长，为9.29小时。

同时，博士和硕士学历的科技工作者每周花在运动上的时间都不足5小时，显著少于其他学历群体。

科研人员的亚健康状况不容忽视。那么，该如何冲出亚健康？

科学网博主、中科院自动化所研究员彭思龙曾以《科研生活：冲出亚健康》为题，分享了他的心得。

我们经常听到一些让人遗憾的消息，一些风华正茂的学生以不恰当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一些年富力强、卓有成绩的科研人员非正常离开了人世。

谈论中，大多数对这些人表示不理解。为什么我国的科研人员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怎么才能避免出现这样的状态？

我们平时看到很多科研人员满腔热情，似乎没什么问题，但是就我个人少量的观察，大多数人并不是很健康，不是高血压，就是糖尿病、前列腺炎、心肺病等，这些大多数发生在老年人身上的病，却过早出现在了中青年人的身上，尽管有时候并不严重，但是也是疾病的前兆，我们称之为亚健康，发生这样的现象是有原因的。

以下几种导致这种现象的副作用是我个人的体会。

一是人情社会的交往模式带来的副作用。

我国是个人情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紧密的，每个人都被自己的亲戚、朋友、同学、战友、同事所包围，每个人都在介入别人的生活。

因此，大多数时候，国人都要忙于应酬，而应酬的主要方式就是喝酒吃饭。科研人员一样不能免俗，有时候为了课题，为了一个团队的发展，也需要同样的交往。

交往多了，酒宴也就多了，身体自然就消化不了这些交往带来的副作用，亚健康就自然产生。

二是社会物质发展转型带来的副作用。

我国社会在过去三十年中发生的最大的变化是物质的快速丰富，从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极度匮乏，到了现在的随意吃喝，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可是我们的消费和饮食习惯并没有因此而改变，身体对食物的消化是需要较长时间才能适应的。

比如，一个朋友跟我去内蒙古考察旅游，一天三餐羊肉，他胃口好，每顿都吃得比较饱，第三天晚上，就得了急性肠胃炎。

由此可知，我们改变了饮食结构的同时，我们的身体可能还没有很快地适应当前的饮食结构，因此各种消化疾病自然就容易产生。

科研人员可能在饮食上稍微注意一些，但是固有的习惯和新的形势之间的不协调，同样产生身体的不适应，这种不适应最终表现为亚健康。

三是急速发展过程中的功利性带来的副作用。

由于我国社会处在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时期，快速的发展使得所有人对未来的期待抱有很高的目标，各个不同集体之间需要在社会中调整自己的位置，谁都不想落后，于是各种竞争性的考核机制诞生了。

这些考核机制假定过去的速度至少保持不变，体制里的人是能量无限的，因而很多考核也比较超前，而且是快速变化的。

可是，人并不是能量无限的，因此，处于这个考核体制中的所有，不管是领导还是群众，都比较焦虑，这种焦虑正是很多心理和生理疾病的直接诱因。

四是历史性人才断档带来的副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面临着技术性人才的断档。于是大量的年轻人提前进入了战壕，我们经常能够看到，并不是非常成熟的团队承担着一些关键的工程，这时候，很多环节都充满了风险。

只要是比较负责任的领导，都不会希望自己的团队失败。当遇到一些需要持续好多年的大工程时，压力可以摧垮哪怕是最坚强的人。

如今看来，人才的断档似乎是解决了，但是一个较大的后果是，中青年占据了大部分重要的位置，后来者呢？就没有那么幸运，他们和上一代比，晋升速度就要大大地放缓，甚至比正常还要慢，他们遇到了玻璃天花板。

错了，以前是玻璃天花板，现在就是玻璃钢天花板，如果没有超强的实力，是很难突破这层天花板的。

这也造成了上位者劳累，后进者忧虑。不管是劳累还是忧虑，都是亚健康的主要凶手。

五是社会抚养教育模式带来的副作用。

我国的青壮年不仅仅要面对工作的压力，上有老下有小的现状也让他们多了很多的负担。老人大多数有各种大大小小的病，需要花费巨大的精力照顾。

而我国的教育氛围也让一个家庭将很大一部分精力投入到子女的教育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为了教育一个孩子，大多数时候会牺牲一个成年人的大好青春。

这种对上的养老，对下的过度付出，导致我国的中青壮年拥有了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三座大山：老人、子女和事业。

前不久跟一个朋友聚会，他年纪不大已经满头白发。他就是在我国典型的三座大山下的科研人。

六是医疗保障体系的缺陷带来的副作用。

我们的医疗体系迄今为止还只是关注表面的疾病，比如每年体检一次，但是很少有控制疾病的作用。

其原因在于，这些手段只能发现外在的病，而不能发现潜在的病，更不能阻止病情的发生。实际上，美国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同样面临社会的亚健康，于是大量的临床心理学诞生了。

尽管我国的心理学已经拿来了一些理论和方法，但是就个人感觉，在社会生活中还没有形成气候。除了一些明显不正常的人去看心理医生，一些看似正常，实质上已经亚健康的人，更需要心理介入。

根据上面个人的简单观察，避免亚健康可以从几个方面入手。

一是对于人情交往，有所为有所不为。

交往是一把双刃剑，所有人都觉得累，但是都被这种氛围所绑架。适当地放下，有节制地往来可能是必需的。

二是饮食结构需要调整，身体要适当锻炼。

三是对各种考核看得淡一些。

与其去符合急功近利的考核，还不如静下心来，好好做点有长远意义的科研。

四是人才要分流，不能总走独木桥。

要做的事情很多，可做的事情也很多，不一定非要做什么别人现在认可的事情，走自己的路才很重要。

五是养老服小，在可见的未来这是个很重要的任务，只能想办法处理得更好。

六是抽点时间看看中国古典文化书籍，看看现代心理学，自己给自己咨询，可能会减少不必要的担忧和焦虑。适当的时候，也可以去专业咨询。

大多数时候，我们都处于亚健康的状态，但是否处于亚健康，自己应该能够有所感知，并且尽可能了解其原因，避免一些明显的诱因，主动寻找跳出亚健康的出路，可能是唯一的办法。

当然，我们不能因为怕健康而放弃了事业，在放弃和追求中间寻找一条可行之路可能是我们主要要思考的。

希望我们都能晚点进入亚健康，为了幸福，为了事业，早点冲出亚健康。

编辑：李晨琰
责任编辑：许琦敏

来源：科学网、中国科学报、学术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