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入秦汉——萌生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与企业家精神

范蠡像

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中，先秦是一个奠基时期。李学勤先生认为，“先秦是中国文明史的开端，是中国文明逐步萌生走向繁荣昌盛的重要时代，其内涵十分丰富”。这句话对于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也是适用的，先秦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为儒家、墨家、道家、法家、阴阳家、兵家等诸子百家提供了思想竞争的舞台和实践检验的机会，其中各家在经济思想领域既相互辩论、相互抨击，又相互借鉴、相互转化，奠定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基质。儒家思想，在这场竞争和检验中与各家尤其是与墨家、法家相较，未占明显优势，至秦始皇一匡天下后更经历了焚书坑儒之劫，然而随着汉武帝采纳董仲舒“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汉书·董仲舒传》）的建议，使得儒家思想占据正统，绵延2000年，型塑了中华文明的基本脉络。孔子由此也与苏格拉底、佛陀、耶稣并列，被雅斯贝尔斯认为是“思想范式的创造者”。

从某种意义上讲，孔子也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范式的创造者。陈焕章1912年在《孔门理财学》中即言，孔子的思想博大而庞杂，理财学是其中引出的一个分支，而实现大同又是理财的终极目的。而孔子之所以能够名满天下，使儒学成为显学，也与其经商弟子子贡有很大关联。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尝言：“夫使孔子名布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埶而益彰乎？”并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提到：“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赀……家累千金。”事实上，“货殖”一词最早即来自孔子。孔子本人对子贡的评价是“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论语·先进》，注：亿，通“臆”）。货殖家，可谓是先秦时期的企业家，他们“与时转”“不受命”“臆屡中”，实现了个人财富的累积。

司马迁对于货殖家的评价较高，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指出货殖家作为“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从而专作《货殖列传》为春秋末期至秦汉以来的大货殖家，如范蠡、子贡、白圭、猗顿、卓氏、程郑、孔氏、曹邴氏、任氏等立传。在介绍范蠡时，司马迁言道“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对于白圭，司马迁诩之为“治生祖”，评价其“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该篇最后，司马迁总结指出“夫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胜”。也就是，精打细算、勤俭节约是发财致富的正道，但是如要真正致富还要出奇制胜。选合适的人才，在合适的时机，做合适的交易，并善于出奇兵、用奇招。这些难道不正是企业家所应具备的重要特质吗？

对于货殖家及至普通百姓的“患贫”“为利”，司马迁认为是人之常情，且“礼生于有而废于无”，“人富而仁义附焉”，富民是有利于国家统治的。故此，他提出了“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的国家治理观，主张政府顺应经济发展和个体逐利的自然规律，对私人所从事的经济活动不加干预，以达到其父司马谈所倾心的“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论六家要旨》）的效果。日本经济学家穗积文雄曾对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所体现的经济思想加以分析，认为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与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颇具有一致性。原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教授弗洛伦斯也指出，司马迁关于放松政府控制、鼓励私营商业发展的思想，与市场机制下的私营企业激励是配置资源最佳方式的现代经济思想遥相呼应。

对汉初“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的黄老之治盛景，司马迁多有称许，然而他自己所处的时期恰恰已经转变成了一个政府干预加大、与民争利增多的时代。桑弘羊等参与制定的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平准、均输等法家政策，非但阻塞了私营工商业自由发展谋利的路径，还通过算缗、告缗等政策使得“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货殖家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一落千丈，也使得经济不复文景之治时期海内安宁、家给人足、粮仓满溢、国库丰盈的局面。尽管后世史书对桑弘羊的评价否定居多，但是历代理财家对其许多政策却无不亦步亦趋，儒法合流成为中国古代封建礼教法制的一个重要特征，也使得政府干预、重农抑商不断强化，窒息了中国古代刚萌生的企业家精神。

作者：陈旭东（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本文为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与经济学话语体系构建研究”（2019BJL002）的阶段性成果）
编辑：刘力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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