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政府税收减法换取“双创”新动能加法

2015-10-26信息快讯网

陈宪

核心观点

只有拿出壮士断腕的勇气,方能打破利益的藩篱。要看到的是,由此推动改革,将产生更大的税收增量,为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创造更好的条件。同时,减税政策将产生对政府改革和全面深化改革的倒逼效应,从而释放民间创业创新的活力,对于经济增长将产生实质的推动

李克强总理日前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说:“要加大结构性减税和定向减税,为未来发展培育新动能,用政府税收减法换取‘双创’新动能加法。”在当前财政收入“压力山大”的形势下,减税不仅需要勇气,还需要对未来局势有高屋建瓴的研判。

需求不足要求扩张,产能过剩要求收缩,如何走出两难困境

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态势,专家们比较集中的意见是,这一轮下行的特点,是周期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交织在一起,以结构性因素为主。这就是说,目前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是中长期问题、结构性问题,而不是短期问题、总量问题。

无论是结构性问题,还是总量问题,都有可能造成总需求(即有效需求)不足。中国经济目前存在总需求不足,这也是大部分机构有共识的一个判断。经济学家则用目前的实际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说明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总需求不足是市场经济的常态,只是在不同的阶段,程度有所差别。从目前投资增长、消费增长和出口增长均在下降的情况看,总需求减少乃至不足是不争的事实。

面对总需求不足,按照宏观经济政策的常规操作,就要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不同程度的刺激,凯恩斯主义的真谛——需求创造供给之谓也。然而,遗憾的是,多年来我们淡忘了凯恩斯本人在《通论》中曾经反复强调的观点。他认为,尽管他的经济理论是分析短期现象的,是讨论如何克服短期内有效需求不足的,但是,他的政策主张的前提是,只要供给没有达到短期的生产可能性边界,也就是存在闲置的生产能力时,他的对策便是有效的。现在的情形恰恰是,政府短期政策的干预不是在这一条件下做出的。产能过剩已是中国经济的顽疾之一,另外两个顽疾——房地产泡沫和地方政府债务,其实也是某种意义上的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的背后是房地产业的产能过剩;居高不下的地方政府债务,则是各种产业园区、商业地产和基础设施过剩在一定程度的折射。

在短期,当需求不足和产能过剩同时存在,事情的难办就有点像“滞胀”了。我们现在的处境就是如此。需求不足要求扩张和刺激,产能过剩要求收缩和抑制,但二者同时存在,我们怎么办呢?就像遇到了“滞胀”,刺激和抑制都不是,比较可行的办法就是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在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里进行调整,以走出两难的困境。这里,积极财政政策的工具主要是减税,而不是发债。减税对于居民而言,会增加消费需求;减税对于企业来说,会增加投资需求。而且,这种增加基本是通过市场选择完成的。然而,长期以来,中国的积极财政政策主要以发债,进而增加投资为主,这仍然可能加剧产能过剩,尤其在中国现阶段的情形下是如此。正是基于这一分析逻辑,当下最有效的短期政策就是减税,而且是普遍的、较大力度的减税。

当下最有效的短期政策就是减税,普遍的、较大力度的减税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减税的可能性,或者说,我们究竟有多大的减税空间?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不是一篇短文能够说清楚的。首先,根据企业的普遍反映,大部分专家的测算,以及偷漏税的现实状况,我国宏观税负(应包括社保支出和非税负担)过高,是一个必须接受的事实。其次,税收是公共服务的价格。从目前企业承受的过路费、网费等支出看,企业所得到的公共服务确实有限,它们也就没有必要为过高的税负埋单。从这两个角度看,我们都应该减税。退一步说,即便现在的宏观税负水平是合理的,那么,在现在的非常时期,采取减税的操作,也到了势所必至的地步。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从本届中央和政府大力推动反腐败,推进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以来,政府的相关支出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减少,而且,这种减少还将持续下去,这就为减税增加了可能性。这一可能性要充分加以利用,并在预算的框架内予以体现。

还可以从目前货币政策遭遇的尴尬,看到操作减税政策的必要和紧迫。有专家认为,目前货币政策要发挥效应,要解决“三大冲突”:一是总量性政策和结构性导向的冲突,二是高融资成本与弱信贷需求的冲突,三是降杠杆去产能与稳增长保就业的冲突。这三个方面,基本要依靠全面深化改革,加快结构调整才能解决,如高融资成本。笔者认为,如果要靠货币政策宽松,来降低眼下的高融资成本即实际利率,那真不知道宽松到什么程度才能达到这一目的。所以,让政策时滞较短,见效较快的减税政策尽快出台,将是明智的选择。

普遍性减税的操作,即要加快推出根据全面深化改革要求的减税措施,如营改增,以及相关的增值税、消费税改革。又如,加快个人所得税及财产税的改革,使低收入人群得益,并更有助于培育中等收入群体;还要有策略性的考虑,就像我们在结构性减税时做的那样,对税收缴纳给予一定的滞后安排,这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减税。我们深知,在中国的现行体制下,推出较大力度的普遍减税是有难度的。这个难度主要来自既有的利益格局。只有拿出壮士断腕的勇气,方能打破利益的藩篱。要看到的是,由此推动改革,将产生更大的税收增量,为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创造更好的条件。同时,减税政策将产生对政府改革和全面深化改革的倒逼效应,从而释放民间创业创新的活力,对于经济增长将产生实质的推动。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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