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刊博览】活字的发展及其边缘化

《文明是副产品》

郑也夫著

中信出版社出版

《文明是副产品》的书名就隐含着作者郑也夫的观点———人类文明那些最重要的里程碑，婚姻、农业、文字、印刷术，根本不是人类有意识研发出来的，而是其他有目标行为的副产品。事实上，人类文化宝库里的大多数东西，并无实际用处，但恰是这些没有实际用处的东西所包含的知识与文化，要比那些有具体实际用途的东西大得多。无用之学，最后才有大用处。

本书虽具有一定的学术性，但与生活细节、情感、经济方式密切相关，它融合了生物学、经济学、历史学、人类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的研究，通过若干生动议题，构建了人类发展历史的庞大框架。

本文选自《文明是副产品》第六章。

活字发展粗疏脉络

北宋沈括(1031一1095年)严谨而伟大的著作《梦溪笔谈》中有如下记载:

庆历中，有布衣毕昇，又为活版。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先设一铁版，其上以松脂腊和纸灰之类冒之。欲印则以一铁范置铁板上，乃密布字印。满铁范为一板，持就火炀之，药稍镕，则以一平板按其面，则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常作二铁板，一板印刷，一板已自布字。此印者才毕，则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每一字皆有数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二十余印，以备一板内有重复者。不用则以纸贴之，每韵为一贴，木格贮之。有奇字素无备者，旋刻之，以草火烧，瞬息可成。不以木为之者，木理有疏密，沾水则高下不平，兼与药相粘，不可取。不若燔土，用讫再火令药熔，以手拂之，其印自落，殊不沾污。昇死，其印为余群从所得，至今保藏。

遗憾的是，这是关于活字印刷发明人毕昇的唯一记载。我们从中知道，他是布衣，尝试过木活字但未能成功，他发明了泥活字。上述记载之外关于毕昇的种种说法，诸如其生卒年，其为铁匠等，均属猜想。但毕昇尝试过的活字材料限于土木，与金属无涉。

早期泥活字书的最可信者，当为1193年　(宋光宗绍熙四年)周必大(1126一1204年，南宋政治家、文学家)印制自著的《玉堂大记》(选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从年代看，是世界第一部活字书。惜原版无存。

元代人王祯　(1271-1368年)，曾任安徽旌德县尹，其时已开始写作《农书》，历时十余年。预感篇幅较大，雕印困难，写《农书》中途请木匠制作木活字三万多枚。《农书》中记载了“造活字印书法”。王祯在旌德时，于1298年(大德二年)，用这套木活字印制了自己纂修的《旌德县志》，全书六万字，百本书一月内印成。后调任江西，将这套活字带去，但江西方面做了《农书》雕版，故这套木活字未竟初衷。王祯还设计了排字轮盘，将活字按序放在轮盘上，方便排字工拣字。

明代无锡大户华氏家族好刻印图书。华燧(1439-1513年)于1490年做出铜活字，印制《宋诸臣奏议》五十册，可能是中国最早的铜活字印刷品。虽迟于韩国，且印制效果不如对方。与华燧同时的唐锦和谢启元都说:近世大家多镌活字铜印。似可说明其铜活字出于雕刻而非铸造，并透露其时做铜活字者不止一家一户。

将中国活字印刷推向高峰的是清代皇家。自康熙四十年(1701年)始，制二十五万枚铜活字刊刻《古今图书集成》，至雍正六年(1728年)终，历时二十八年，全书正文一千卷，字数一亿六千万。据当代学者考证，这套铜活字也是雕刻而非铸造。巨作告成后，关于铜活字之下落有两说。其一:

贮之武英殿，历年既久，铜活字或被窃缺少，司事者惧干咎。适值乾隆初年京师钱贵，遂请毁铜字供铸，从之。(乾隆《御制诗四集》卷二十二，诗句“毁铜惜毁彼，刊木此惭予”一诗之注。)

另一说:

遵旨查询:武英殿现在有无铜字板并销毁时有无被人换去之处。据该馆官员称，乾隆九年十一月初六日武英殿将铜字板二万七千八百六十斤查明具奏，奉旨著佛保销毁备用，钦此。于乾隆十年正月二十三日因铸造雍和宫三世佛，复经奏请，此项铜板销毁应用。现今并无存贮铜板，亦无被人换去。等语。谨奏。乾隆二十五年六月初四日奉旨:知道了。钦此。(乾隆二十五年六月初四军机处上谕档)

当代清史研究者项旋考证:军机处档案比乾隆个人的记忆可靠，即铜活字后铸造了雍和宫三世佛。毁铜字后三十年，乾隆欲将《四库全书》　中罕见的书刊印出，韩裔大臣金简力荐刻枣木活字刊印之，获准。遂刻制二十五万枚枣木活字，先后印成《武英殿聚珍丛书》一百三十四种。用连史纸印刷五部专备宫中陈设，用竹纸印刷三百部，定价通行。以后这些枣木活字再未派上用场，被卫兵们烤火取暖，荡然无存。

与清代康熙的巨制相呼应的是，木活字在民间家谱制作中的应用。记载家族谱系对一个聚族而居的群落之意义毋庸置疑，而书写乃至印本较之口耳相传，既加固了族群记忆，又增添了庄重意味。魏晋乃至唐宋的谱牒，已难考证。现清晰可见的是，清代印制家谱的盛行，其印制多用木活字。乃至江南有了专门印谱的匠人，称为“谱匠”，他们或在城镇接活，或挑担入乡，担子中有两万余枚活字。因其木活字个头大，家谱开本也大，常常高三十厘米，宽二十厘米左右。印数自七八部至百部。家谱的研究自有其广泛多维的意义。

活字印刷未成主流

有专家提出，活字本数量仅及雕版书之百分之一二。还有专家认为，判定活字本的一个方法是排版中的横摆、倒置、漏字，但若质量高超，该如何区分?所以劳榦说:“南宋时代传下来的书籍，一定有活字印出来的，但是不一定能认出来。”或许估算百分比大胆了一些，但判定中国传统印刷中活字书未占主流，应为不争之事实。因为在距今不远、证据充分的时代，即西方人未改变我们的印刷术之前，所流行的是雕版而非活字。就是说，祖先发明了活字，认真地尝试过各种质料的活字，且以活字印制过并非少量的文本，但主导方式仍旧是雕版。探讨其原因成为经久不衰的话题。

韩国学者认为:“中国一直没发明金属活字所用之油墨。”中国学者承认:我们“金属活字的着墨技术也没有解决”。但其实那只是水准问题，中国铜活字的印刷质量赶不上韩国，但并未到不及格的程度，不然康熙帝是不会允许千卷《古今图书集成》付印的。另一方面，这一解答本身在相当程度上处于他企图回答的问题中，即中国金属活字的着墨技术水平受其倚重雕版的影响。

第二种解答是审美，即中国读书人崇尚书法之美，活字书无法像雕版书那样满足他们的审美需求。书法家与优秀雕工联手完成的雕版书极富美学价值。韩国学者说:他们“虽已发明出金属活字，但其印本比不上宋元朝雕版印本美丽”。而中国的活字书在制作精良及美感上又显然在韩国活字书之下。而中国人竟然兼选印本连续谱中美学之上端与下端。且选择下端的还是太平盛世中的帝王。就是说，美感是可以屈就的。就商品而言，如果是同等的成本投入或价格，制造者与购买者当然选择有审美价值的，而价差较大时美感未必是所有购买者的选项。窃以为，这是古今通则。

第三种解答是中文活字的一次性投入太大。这一解答如成立，必是两种结局:其一，门槛太高无人投入。其二，虽有过活字书的制作，但无人跟进。而在中国，两种情形均未发生。华燧、康熙都投资于铜活字，乾隆使用木活字后跟进的“谱匠”甚多，但他们均攻不下雕版占据的更大地面。比一次性投入更重要的是投入产出比，特别是两种印刷方式:雕版与活字在投入产出上的对比。就是说，归根结底是合算不合算的问题。

用脚投了票的人往往失去了用嘴说的兴趣，中国的印刷从业者或许就是如此。他们对两种印刷术之得失必心知肚明，却绝无诉诸文字的兴趣。倒是远来的和尚更有动力，为我们留下了局外人的判断。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后，痛感有了《圣经》的好译本远远不够，还需大量地印刷出来。伦敦传道会为了搞清楚雕版与活字的成本与可行性，1812年派传教士米怜赴东亚，责成他深入调研后写出报告。米怜在1817年把一些中国印刷工匠带到马六甲，直到1922年去世前，他都在马六甲经营或监督教会的出版事务，常常用雕版出版中文书，亲历并咨询从事印刷的中国人和外国人。米怜的结论是:在某些情况下雕版在印刷中文上比活字更便宜、更适合。当然他没有了解到中国的木活字所从事的小量印刷。其实米怜之前，利玛窦已经注意到中文书籍“低得不可思议”的价格。

活字比雕版在几个方面更费力。活字在排版后要校对，这在雕版那里是没有的。印刷完毕活字要归位，雕版无此项工作。如需重印，活字法只好重排，雕版则从仓库拿来即可重印。还有一项重要的比较，就是磨损与寿命问题。米怜悉心于此，他讲述:

(印刷后)　轻轻清洗印版，反复晾干，防止书版表面因长时间蘸墨潮湿而变软，最后再把书版晾干，使之重新变硬，延长其使用寿命。……我们那里的印刷工人证实，如果具备上面提到的那些质量和优点的话，一副书版可以印出三万部书。

二十年后另一个传教士将三万册提升到四万册。那是上限，一般而言，应在一万五千册到三万册之间。我们再看看活字的情况，朝鲜李朝铸造金属字的历史始于1403年，终于1883年，四百八十年间共铸造四十次，平均十二年一次。为何如此频繁，笔者以为，首要因素是磨损。堪称极品的甲寅字(1434年造，二十余万枚)印书一百五十五种，十六年后铸造了与之同类的庚午字(1450年)。曹炯镇说:“可推测甲寅字之使用已有二十年之久，所用的活字一定会有所磨损。”再说康熙帝的铜活字，在乾隆九年改铸铜佛或铜钱之事，一个说法是，看守为掩盖自己盗窃，建议改铸。皇家随时待用之物和残损无用之物，对盗窃者的胆量的考验是大不相同的。且改铸之建议的前提是什么呢，必是铜活字已不堪其用。用这套铜活字印毕《古今图书集成》等书后，康熙帝十六子庄亲王允禄奏议:“今若仍用铜字，所费工价较之刊刻木板所差不多，究不能垂诸永久。”(《雍正朝汉文硃批奏折汇编》)话中意味颇耐寻味，“不能垂诸永久”恐含蓄道出这套铜活字已呈颓势。铜字明明是现成的，何故用它“工价与刊刻所差无几”，当指将有修补铜字残损之费用。康熙《古今图书集成》共一亿六千万字，印刷三百余册。笔者粗疏推算，韩国甲寅字、康熙铜活字服役期比一套雕版的印刷限度(四万册)或许长一点，但也相差不多。概言之，康熙的二十五枚铜活字印制了三百余份一亿六千万字的文献，若用雕版，则必须在雕版上刊刻一亿六千万字印制这套文献。所以每种书印三百册，用铜活字是合算的。但每一枚铜活字比每块雕版的印制限度可能相差不大。铜活字稍高于雕版的四万次。铜字与木版印刷寿命相差不大，可能是因为一个个字体在整块木板上不易磨损，而每一枚活字要频繁地组合，不断地拆卸磕碰必磨砺其字体，折损其寿命。就是说，若每种书印数成千上万册，用活字不上算。

中韩活字印刷史中的一项差异耐人寻味，就是韩国的铜活字是铸造的。两国间往来密切，韩国图书不断送给中国朝廷，韩国学者甚至认为中国的铜活字制造受其影响，但中国的铜活字是雕刻的，何以如此?　笔者以为，因为中国雕工资源丰富，技艺高超，乃至发生了“路径依赖”。韩国缺乏这一资源。故很可能是韩国铸造铜活字更经济，中国雕刻铜活字更合算。

中国的雕刻印刷始于八世纪初，至雕版书的黄金期———宋元两朝(元代结束于1368年)，数百年的历史造就出世界上独一无二、无法复制的刻工群体和技艺。也因此极大地降低了刊刻的成本，令雕版牢固地立足于印刷领地。

综上所述，活字在中国没有成为主流，不是源自审美偏好、着墨技术的缺乏、一次性投资过高的障碍，而是基于经济算计的选择。漫长的实践之后，雕版依旧是主流，活字书亦占有了一席之地。